郭齊勇：黃釗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小序

黃釗先生于昨日2022年5月8日辭世，享年84歲。昨晚驚聞噩耗，甚感悲痛。今天上午孫勁松院長陪我一道到黃先生家中吊唁，看望夫人羅萍教授。回首與黃釗先生的交往，點點滴滴都在心中。2019年底，我曾寫過一文，討論黃釗先生的學術成就，現(xiàn)翻揀出來，就教于同好。

黃釗先生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著作等身，貢獻甚大。黃先生與我，是亦師亦友的關系，我一直尊他為師。我是改革開放后的所謂新三屆的大學生，進大學讀書很晚，黃老師長于我，是老大學生，當時已是湘潭大學的老師。我于1984年底研究生畢業(yè)，留校當教師，在蕭萐父、唐明邦、李德永三老門下學習與工作。黃老師于1987年調回武漢大學，我們時相過從。黃老師是三先生的老學生，我們算是同一師門，又是同行。黃老師曾在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湖北省問津文化促進會等學術社團兼任一些職務，對我?guī)椭醮蟆?/p>

黃老師堂廡甚廣，造詣很深，對諸子百家、儒釋道等學術領域或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謂 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 。 他的重大成果，如《帛書老子校注析》 （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道家思想史綱》 （湖南師大出版社出版）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綱》 （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 《東山法門與禪宗》（武漢出版社出版）、 《中國道德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儒家德育學說論綱》 （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古代德育思想史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國學與儒道釋文化發(fā)微》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等專著專論，以及對《周易》、《老子》、出土簡帛、儒道思想的高水平研究論文，鞭辟入里 ，影響甚大 。 他還編有 《國學語錄》 （人民出版社出版）、《國學經典導讀》（共三冊，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等，重視國學的普及教育。 他曾到本國臺灣、香港地區(qū)以及韓國、法國相關高校講學或作學術考察，在海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 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以下我僅僅說說三個方面：

一、對老子個案及道家哲學之系統(tǒng)的研討。

說起黃老師的《帛書老子校注析》這部大著的出版，我還起過一點微小的作用。1988年末，我去香港出席首屆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結識了龔鵬程先生，他當時在臺灣學生書局兼職。不久，我把黃老師這部書稿推薦給他，承蒙龔先生賞識，這本書很快于1991年就出版了。

黃老師的成名作《帛書老子校注析》所以為學界所看重，因為是書以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為底本，參校漢代以來多種《老子》文本，作了系統(tǒng)的校訂、注釋、評析。其突出特點，是對帛書的文獻價值作了客觀而公允的評價，面對當時學界出現(xiàn)“唯帛是從”之風，黃老師既肯定它對校正今本《老子》具有重大參考價值，也指出其自身的缺陷。他的整理，堅持《道經》在前、《德經》在后的篇序，且參閱今本，對全文予以分章，顯示出與各種校注帛書本不同的風格，特別是在糾正帛書的缺失方面，用力甚勤，足見黃老師治學謹嚴，絕不隨波逐流。業(yè)師蕭萐父先生高度贊揚該書“綜覈諸家傳本，較論異同得失，揚搉古今，慎重裁斷”。這一力作奠定了黃老師在中哲史學界的學術地位。

在以上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黃老師進而主編了《道家思想史綱》一書。該書系統(tǒng)探討了道家思想產生的學術淵源，闡明了各個時期不同道家學派的學術創(chuàng)造，清理出道家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軌跡，以及道家思想與其他學派之學術思想爭鳴、補充、融會的學術進程。是書在當時無疑填補了我國學界關于道家思想發(fā)展史研究的學術空白，有助于充實和完善中國文化史的整體面貌與宏觀構架，曾在海內外學界引起較強的反響。

二、對儒家文化及其現(xiàn)代價值的深入發(fā)掘。

黃老師全面深研諸子百家與儒釋道三教，經過深入比較，認定儒家文化為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中華傳統(tǒng)社會與個體之道德性、人文性文化的主流和主脈。他闡明了中國道德文化的豐富內涵，指出我們民族的道德文化傳統(tǒng)，是以儒家道德文化為主體，以墨家、道家、法家、佛家以及其他學派道德文化為補充，構成了一個十分龐大的道德文化體系。

他發(fā)掘了“仁者愛人”、“博愛大眾”、“尚中貴和”、“持守氣節(jié)”、“以廉為本”、“見利思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勤勞儉樸”、“威武不屈”、“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慎獨正己”、“天下為公”等道德理念的文化內涵，為人們從微觀上探討道德文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黃老師揭示了中國道德文化的基本特征。他認為，中國道德文化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人生價值追求，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和特點，就其傾向性而言，至少有如下五大特征：其一，它以“尚道”精神作為指導原則；其二，它的理論建構遵循我們民族的整體思維路向；其三，它的精華是真善美的統(tǒng)一體；其四，它的優(yōu)秀部分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其五，它的優(yōu)秀成果具有超歷史、超地域的特征。

他尤其下功夫于儒家思想與當代文明之關系的研究，探討了儒家優(yōu)秀思想資源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換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方法論問題，肯定了市場經濟發(fā)展的背景下，儒家文化的現(xiàn)實價值。黃老師對儒家文化在現(xiàn)代職業(yè)倫理與修身方法諸領域的現(xiàn)實轉化作了開拓式的探索，令人耳目一新。我們如何把儒家敬業(yè)樂群、誠實守信、禮貌待人、辦事公道的觀念轉化為今天的企業(yè)與職業(yè)倫理，還有很大的空間，但這確實是很有意義的事業(yè)。儒家慎獨、正己的修身方法如何落實在現(xiàn)代人的人生實踐中，我們從黃老師的書中，可以得到啟發(fā)。

三、對“中國德育思想史”的全新建構。

黃釗先生最大的貢獻是建構起“中國德育思想史”。把“德育”作為專題來研究，全面系統(tǒng)地把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德育思想史”建構出來，是黃老師了不起的創(chuàng)建。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不同，重心不是宗教而是道德。在中國文化中，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教育中，道德教育又尤其重要。孔子主張“仁智雙彰”，德智并重，但是德育與智育并非平列，在一定意義上是德統(tǒng)帥智。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學校與家庭教育中，知識理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是道德理性。做人與做學問相比，做人更重要。中國有豐富的道德教育的經驗，并形成為一大傳統(tǒng)。

黃老師撰成《儒家德育學說論綱》，認為儒家德育學說是中國傳統(tǒng)德育學說的主干，儒家學者倡導的道德精神，對于激發(fā)全民族的浩然正氣，陶冶士人高尚情操，培育國民良風美俗，有著重大的價值與意義。我國歷史上的志士仁人，及其所表現(xiàn)出來的情操、品節(jié)，與儒家的德育實踐是分不開的。歷史上的忠臣義士、農家子弟無不受到儒家之高尚精神的培育與人文風教的熏陶。因此，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的德育成果，首先要弘揚光大儒家的德育成果。

黃老師深入探索了儒家德育學說的理論淵源，認為《五經》是德育學說的終極根源與根據(jù)。他從縱向角度梳理了儒家德育學說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軌跡，闡述了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對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儒家德育學說所作的理論貢獻，又對秦漢以降歷代儒家學者在繼承和發(fā)展儒家德育學說的成果作了深入探討和點評。作者在“儒家德育理論與方法”、“儒家德育學說的文化價值”、“儒家所倡導的廉政理念”、“儒家關于家庭倫理”等四個方面的深度發(fā)掘與闡述，可謂發(fā)人之所未發(fā)。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黃老師把研究的落腳點放在儒家德育成果的現(xiàn)代轉換及其現(xiàn)代價值的發(fā)揮上。他認為，儒家德育理論既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德育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又是世界上影響卓著的重要德育理論之一。隨著世界文明進步的發(fā)展和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儒家德育理論必將在世界文明的大潮中，日益顯示其特有的光輝。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不能不考慮它在未來的發(fā)展，重視對它的現(xiàn)實價值的開發(fā)，促其盡快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換。

黃老師從理論上闡明了三個相互聯(lián)系的問題：一是論證了儒家德育學說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換的必要性；二是論證了儒家德育學說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換的可能性；三是論述了促使儒家德育學說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換的主要方法與途徑。

在深入研究儒家德育學說發(fā)展軌跡的同時，黃老師還把研究的觸角伸入到整個中國德育思想史。他認為“德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德育”，僅指道德觀教育。廣義的“德育”除道德觀教育之外，還包含世界觀教育、政治觀教育、人生觀教育、價值觀教育等內容。為此，他以廣義“德育”為尺度，對中國古代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學派、不同思想家的德育思想，作了概括性的發(fā)掘、總結，從而著成近140萬字的巨著《中國古代德育思想史論》（上下冊）一書。

這是黃老師的扛鼎之作。是書發(fā)掘總結古代思想家關于德育理論與方法的成果，詳細梳理了歷代各主要流派、思想家的德育思想。中國德育思想史與中國文化史、哲學史、思想史、教育史、教育思想史、倫理史、倫理學說史等，既相關聯(lián)、相交叉，又不完全相同，有其獨特的宗旨、任務、對象與范圍。這是對中國文化史與哲學思想史的新開拓與新進展，開枝散葉，另辟天地，凸顯了中國文化的特色。

本書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圍繞廣義的“德育”而展開，內容十分豐富。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為先秦、秦漢至隋唐、宋元至明清的德育思想史。每篇開端闡述了背景知識，即相應的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狀況。全書計三十六章，分別論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學派、不同思想家的德育理論、思想與方法。被評述的思想家，約有一百二十人之多。此外，還評述了未署作者名的諸種經典，所涉內容非常完備。一般思想史著作都是從春秋末期的孔子開始，然而黃老師的這部大著不同，探索了遠古時期的夏、商、周等時段的德育思想與實踐，這也是其獨到之處。

作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論原則，把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統(tǒng)合起來。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儒、佛、道等多種思潮、人物與思想，相互糾纏，雜亂無統(tǒng)，作者條分縷析，分別梳理玄、儒、道、佛和批判思想家的德育思想，又揭示了這幾個思潮的相互關系，進而抽繹出其內在理路與邏輯。在此基礎上，全書各處體現(xiàn)了史與論的有機結合，用史料說話，又客觀、平實地歸納各位思想家的理論創(chuàng)新，同時對此做出深中肯綮、畫龍點睛的評論，判定、彰顯其見弊得失、高下優(yōu)劣。

黃老師的這部大著，重視發(fā)掘、提煉、總結德育的方式方法及其關系。如孔子的“循循善誘”大方法及其所屬的“因材施教”、“舉一反三”、“憤啟悱發(fā)”小方法；孟子的“反省內求”大方法及其下“反求諸己”、“反身而誠”、“求其放心”等小方法。又如，荀子倡導了教育者的多種教育方法，以及自我修身的方法，還提出了相關的“道德評估”法。是書在德育的方法與方法論上下足了功夫，也是其出彩之處。

黃釗先生以一己之力，面壁十多年，殫精竭慮，宵衣盰食，全身心地撲在《中國古代德育思想史論》一書的寫作上。他在該書的《自序》中曾這樣寫道：“這部書的寫作，是在我的晚年完成的，經歷了從‘花甲’到‘古稀’的年齡演進。”“多年來，雖年老體衰，眼花耳閉，卻迎寒送暑，孜孜以求。直至‘衣帶漸寬’、‘須眉變白’，也無怨無悔。總的感受是：‘十年寒與暑，溫涼我自知。甘作孺子牛，躬耕未敢辭。’”正是在這股精神的支撐下，這一鴻篇巨制得以殺青。他的書齋的齋名曰“勤補”，此二字正是作者精神與學風的寫照。

黃老師2011年出版的《國學與儒道釋文化發(fā)微》一書，是他大半輩子好學深思的結晶。他在國學、《周易》經傳、儒家道德學說、道家淵源及《老子》版本、稷下道家與黃老道家、道家的學術價值與研究方法、道教與佛教等七個方面，集自己研究之大成。他掘井及泉，極深研幾，入內出外，踏實誠樸，勤謹和緩，毫不懈怠。從是書中我們可以體驗到作者學養(yǎng)之深廣，工夫之厚重，思想之深邃，見解之卓特。

黃老師苦學精思，上下求索，中西對比，古今貫通，終有大的成就！他用功甚勤，為人和善，謙虛謹慎，提攜后學，堪為師表！

補記： 黃釗先生的成名作《帛書老子校注析》是我推薦給龔鵬程先生的。當時龔先生任臺灣學生書局總編（龔先生是才子，多面手，當時他身兼數(shù)職，此為其一）。黃先生的手寫稿卷帙浩繁，包了一大捆，也是我背到香港面交龔先生的，屆時我與龔先生正好同時到港出席同一個學術會議。龔鵬程先生很重視黃釗先生的這部大著，幸得龔先生的垂青，黃先生的這部代表作得以在臺出版。

（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