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在紅樓最高層（代序）

• 本書試圖以純粹古典詩詞的語言展開對《紅樓夢》的相關研究，用36首七律來評點及補綴這本迷一樣的天書，這是百年紅學的初次嘗試。

若論中國文化的“四柱八字”，竊以為可提煉為“土魂、玉骨、蓮心、詩靈”。而《紅樓夢》，可謂其中“詩靈”之文本的最高呈現。

漢語文化最具魅力的體現之一，就是詩學生成及文學建構。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詩學精神，在小說這一體裁中也有相應的表達。從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中國傳統小說不斷實踐著將詩詞曲賦引入敘事文本。詩歌的抒情性使得小說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時具備了漢語言獨有的藝術性，這樣的一種詩性傳統在《紅樓夢》中達到了巔峰。

有“當代紅學第一人”之稱的周汝昌先生，著有《紅樓十二層》一書，我們這里轉借過來，以“詩靈”作為《紅樓夢》文化的審美坐標及最高層定位。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其實是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祭祀敬禮——既致敬古圣先賢的文脈加持，又致敬自己筆下的眾女兒，更致敬承載著中華萬古詩靈的厚土玉骨。

文學史不但是文學自身的歷史，還蘊含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史。“詩”一度是國人最醒目的精神生活呈現——如唐朝因國力強盛，它的文明形態就渾然天成地帶有引吭高歌的豪情和骨氣。

啟功先生對此曾有一段經典概括：“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朝的詩是嚷出來的，宋朝的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后的詩是仿出來的。”

筆者不才，學步于先賢，嘗試進一步將之拓展成——

三代前的詩意，是淌出來的；

三代的詩意，是長出來的；

漢唐的詩意，是嚷出來的；

宋明的詩意，是想出來的；

清以后的詩意，是仿出來的；

當代的詩意，是賞出來的……

在中國的學術思想史上，詩學就是哲學，哲學也是詩學。遺憾的是，西學東漸以來，本來活潑潑的漢語詩學、哲學、美學等統統被納入僵硬的分科之學，培養出來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所謂“專業工作者”。而那些關乎生命本體的學問，被迫變成智力化、概念化、圈子化的學術游戲。

更加令人感到危機的是，當代文化藝術已經從最純粹的審美表達、人類情感的本質顯發與人類思想的升維追求，變成了一種可以流水線生產的“文化商品”。這種“文化工業化”不再是以追求真善美、展現思想、探索自由為目的，而是要滿足“文化資本”的增值需求。

針對《紅樓夢》及其相關文化解讀，我們最在意的是一個民族審美力的不斷降級、創造力的不斷衰竭。所以，在這個信息網絡化的自媒體時代，我們更需要為越發隱匿退場的中華千年詩靈“招魂”。

所謂“學者”，應該是“詩人”與“學人”的合體；所謂“學問”，應該是學人之情性與學術之理性的互激顯發。20世紀中國第一流的學者，以王國維為代表，個個都有個性、有意氣、有偏嗜，其卓爾不群的才情與學問無間契合、相浹相漬。稍后者，則如陳寅恪、錢鐘書這一輩，仍能勉強合詩人與學人為一。無奈之后詩人與學人越發分途而“隔行如山”，導致學林中學人滿街走而詩人稀缺至若有實無。其研究性文章堆積如山而文字漸如木舌瓦羹，做學問竟像在工廠里制造論文了。所謂“學術成果”，不過以標準化為嚴謹、以無觀點為客觀、以炒冷飯為課題、以注來注去為本領、以不知所云為深刻、以文句隔澀為時髦……而且文章越寫越長，要點其實片言可了；倒是書本越摸越少，因為資料檢索越來越便捷。是故才情漸漓之后，學力便不可避免地疲軟退化矣。

哀哉！那個博雅的時代，如流水落花般逐漸逝去了。俞平伯等寥寥幾位紅學家正處在這個逝波的尾端。而后，隨著“人文學科”作為一種嚴格范式的研究性科學壟斷話語權，作為詩意言說的“紅學”很可能會隱入歷史的塵埃。我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紅學作品，能夠以中國式的純古典詩詞語言來寫作，因為漢語的書寫本身就是提升研究水平的最高效捷徑。還是那句話：如果詩詞的感悟力或創作力不足，就不可能解讀、研究、續補好《紅樓夢》。

《紅樓夢》的詩性文風，與其他古典小說一個本質的差別，便是這些夾雜在小說章節里的詩歌謠諺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或是文人的游戲筆墨，而是作者刻畫人物和故事情節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無不喻指隱含著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既是人物抒發情感的需要，同時也有推動情節發展的特殊功能。因此，讀者不能等閑視之。

葉嘉瑩先生說：“詩之為用，是使讀詩的人有一種生生不已的，富于興發感動的不死的心靈。”

漢語即使不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也一定是最美的語言之一；《紅樓夢》即使不是漢文學最美的著作，也一定是最美的著作之一。讀《紅樓夢》，首先要與那些優美的語言發生深層次的連接。以一顆“詩眼”去看《紅樓夢》，就會發現作者不折不扣是一位“詩人藝術家”，他以靈慧妙心，搭建出一座無比繁復的文字迷宮，并且坐在迷宮的中心靜候讀者的到來。讀紅樓最大的歡喜，不啻是在揣摩曹雪芹的“詩意文心”中熟悉他，最后抵達文本深處那座迷宮小屋，在里面遇見曹公的精魂，于剎那的沉默相對中，一切盡在不言中……

在當今時代，欲對《紅樓夢》進行相對通透的解讀，一個關鍵的門檻就是解讀者必須具備上述“文心詩靈”——一是要懂得哲學宗教；二是要懂得詩，因為詩是文學的精華，是文學中的文學，是文學通向高遠精深的無上法門；三是要具備中西方文化的比較學視野，從而能以互鑒參照的方法，找準中國文學的原創性特質和發展脈絡。總之，解讀者的素質，決定了文本的深度及高度。唯其如此，才能彰顯《紅樓夢》比天還高的文心、比地還厚的詩靈，才能與曹雪芹產生心靈的感應共振。

中國歷史上并沒有西學意義上的專業文學批評，只有文學鑒賞或文學品評。“品”是帶有個性化的“自得其樂”的審美體驗，品詩品文與品茶品酒一樣，所專注者乃其氣味聲色風度神韻。所謂“以文會心”，雖無標準化的命題或范式，卻自有不可言詮的心心相印。

當然，文學品鑒并非毫無規范。中國傳統詩藝的美學規范是以“境界為上”，貴乎“意在筆先，神余言外……若隱若現，欲露不露……終不許一語道破”(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既栩栩如生地摹形寫態，又使讀者在吟哦之際體會個中的神情意蘊，且又能呈現出蘊藉委婉的詩家之韻致，這就要求作者有千金不易的工巧與功力。可惜目前紅學著眼點日趨狹仄，宛如把《紅樓夢》的一字一句放進盤里過秤，全憑自己的心意作星戥，幺秤出人物情節的輕重貴賤，作者的思想大旨及詩文境界，倒放到一邊去了……

對漢語傳統文本解釋學意義上的深度評析及闡釋，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批注式閱讀。從詩集到小說，從李善《文選注》的詩文注釋，到金圣嘆等明清小說批點，雖然文體對象發生著變化，但詩學闡釋傳統卻是一脈相承的。唐代以降的文學闡釋，也經歷了與西方《圣經》解經學傳統相似的路徑，辭章訓詁逐漸退為次要，而把章法脈絡、句法字眼和意象內涵作為主要的闡釋對象。

《紅樓夢》的敘事言路，不疾不徐，娓娓道來，如河流隨風鼓浪，如楊柳因風起舞。其文有“三美”：語言筆調有詩詞的韻律美；情節沖突有繪畫的層次美；篇章結構有建筑的立體美。難怪各色人等，在品味文本三匝之后，無不似那棵“尚未酬報灌溉之德”的絳珠仙草，總是被“五內郁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所籠罩——看來《紅樓夢》端得值得歷來的高士達人燃燈剔燭直到夜深白首！

魯迅先生評《史記》是“無韻之離騷”，這五個字來形容《紅樓夢》也是貼切不過。曹雪芹充分應用了詩學意象和諧音修辭等方式，把敘事和隱喻的功能相結合，從整篇小說的結構，到每一回的章法脈絡，再到一些字句的煉字和句眼，都有著極大的講究，精致得令人驚嘆。這些意象，給紅樓增加了詩性色彩，所以《紅樓夢》也被不少學者稱為“詩性小說”或“詩化小說”。

“詩化”作為“哲學之前”的一種自我拯救方式，必然與審美式救贖發生著深刻的價值關聯。《紅樓夢》就是獨屬于中國人的“審美式救贖”，紅學界對《紅樓夢》作為詩化文本的“藝術救贖”功能一直缺之深入探析——“詩”可能是當今唯一能與哲學抗衡的最接近宗教本源的思想形態，“詩”可能是在純粹哲學之外唯一可以享受到的形而上學。只有這樣看待詩，《紅樓夢》的解讀者和續補者才能通過它達到各自的生命救贖。

中國文學很難產生西方意義上的悲劇，其中的原因或許跟漢語的“詩性本質”有關。經過漢語書寫的絕望情節，即便無一絲光明的透入，但那種詩性之美，就算是沒入黑暗，也會帶著一絲婉轉的回風。它的委婉就像俞平伯先生所說“怨而不怒”的溫和情調。“美”是可以于文字言說之外的獨立存在，生命雖然消亡了，但消亡之美的詩意余響尚存，這正是漢語文本“悲劇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