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金財：回歸經學初心，勢在必行

編者按：本文是《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的跋，該書由華齡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讀者可以通過當當、京東等網站購買。

作為大《六經》工程的內容之一，在重新解讀《今文尚書》的過程中，我配合翟玉忠老師做了少許工作。如今書稿初成，玉忠老師希望我寫幾句話，作為此書的跋。借此機會，我談幾點學習《今文尚書》的幾體，求教于方家。

中華文明相較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最大特點是，自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便以天下、國、家的治理為核心，而其他文明則是以宗教神道為核心。西方國家是在近代以后才重視國家治理的，但自始至終，他們的治理都受到宗教和資本的強烈干擾；當今還有部分國家政治與宗教不分離，甚至是宗教支配政治。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從文明起源上說，中華文明最為重視國家治理。

雅斯貝爾斯曾提出一個軸心時代的概念，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中國出現了孔子、老子和諸子百家，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伊朗出現了瑣羅亞斯德，巴勒斯坦地區出現了以賽亞，希臘出現了荷馬等。我想說的是，以國家治理為核心的文明和以宗教神道為中心的文明，雖然出現的時代相同，但層次卻有高下之分。中華文明的治理特色是將不同地區、不同血緣、不同信仰的人們組織起來，通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踐改造自身、社會和自然，其難度遠遠大于將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組織起來，通過修行追求解脫。因為將不同地區、血緣和信仰的人組織起來，追求人間世俗幸福，是一項涵蓋人、社會和自然的系統大工程，極為復雜艱巨。而以宗教神道為核心的文明只是將信仰相同的人組織起來，修行又以個人身心的調整為主，較少涉及對社會和自然的改造，其廣度和深度均遠遜于中華文明。

總之，中西文明稟賦不同，特性迥異，不能因為誕生的時代比較接近，就忽略它們之間的差異，那樣會抹殺中華文明本具的寶貴特質。

其次，在經學演變過程中，先秦時代六經是諸子百家共宗的經典，源自王官之學的六經通過孔子刪定、傳播形成孔門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即經學）。在孔門四科的基礎上衍生出諸子百家——諸子百家以六經為宗，他們繼承六經以治理為核心的主旨，圍繞此主旨分析現實問題，對如何結束封建，實現統一，建設中央集權國家等問題進行研究與實踐。相較于兩漢經學以祥瑞讖緯等論證政權更迭、社會發展，經學大師荀子從隆禮重法的角度解決封建紛爭等問題，他的學生韓非從生產發展的角度認識政權更迭，韓非提出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都是以生產力為標準。而兩漢經學則從兩個方向發展六經之學，一個是祥瑞讖緯，另一個是依文解義，導致六經之學走向神道化、繁瑣化。

所以，兩漢經學是六經之學的神道化、庸俗化、繁瑣化，表面上是六經的發展，實際是六經之學在先秦諸子水平上的倒退和反動，使得經學淪為謀求政權更迭和利祿功名的手段。伴隨著漢朝中央集權的不斷削弱，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大動蕩時代。豪強門閥把控地方和中央，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如果重建中央集權，將從根本上威脅和打擊豪強門閥的利益。在此背景下，魏晉玄學誕生，他們回避社會發展和國家統一等現實問題，只沉醉于奢靡的物質享受和極致的藝術創作，佛教和道教盛行，經學衰落。經過隋唐軍功貴族、唐末農民戰爭和五代割據力量的打擊，門閥階層衰落。地主階層經過秦漢時期的軍功地主、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地主發展為一種新形式，即宋明士紳地主。

宋明理學雖然仍以六經為宗，卻偏離六經的國家治理核心，選擇其中具有玄思的篇章，運用佛教道教理論加以重新解讀。理學一方面強調修身，以之對抗佛教道教理論和修行；另一方面強調宗族治理，以之對抗中央集權，從而維護士紳地主階級的利益。南宋理學信徒表面上支持中央集權，主張北伐，但他們反對皇帝重用非士紳出身的人才，反對皇帝抓軍權。皇帝不掌握軍隊，如何進行北伐呢？這是假北伐真投降，假統一真割據。由于士紳地主階層成為宋朝以后至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主要統治階級，理學也成為宋以后最強勢的國家意識形態。在明末、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我們都可以看到理學信徒的飛黃騰達，看到理學被士紳買辦們的吹捧推崇。直到新中國成立，在徹底消滅理學的階級基礎士紳階層后，才將理學從主流官方意識形態的神壇上拉下來。總之，兩漢經學、宋明理學雖然以傳承經學自居，本質上卻是六經之學在先秦諸子百家水平上的倒退。

第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前提，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這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尚書》等中華元典。主要成書于春期戰國時期的中華元典是對遠古以來直至夏商周三代先賢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是中華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更是中華文明的自覺自信之所在。其基本原則對秦以后國家治理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其正確性也為后世實踐所驗證。所以，《尚書》等中華元典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初心，是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的重要載體。

中華文明從時間上說源遠流長，從空間上說囊括四海，為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棟的典章文獻，地下更有取之不盡的珍貴遺跡遺物。提煉文明精華、展示精神標識的工作，只能從中華元典這一源頭入手，隨波入流必定會千頭萬緒，勞而無功。在這方面玉忠老師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績。比如玉忠老師在《文脈尋根》一書中將中華文明之所以早熟又長壽的秘訣，概括為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率先做到了“道在帝先、神不勝道，天人不二、內外不二，建中立極、選賢與能，天下為公、積極有為【1】。”

學術界曾流行過如下似是而非的觀點，即中華文明既早熟又不成熟。熟就是成熟，早熟理所當然也是成熟，只是成熟得早而已，怎么能說又不成熟呢？正如玉忠老師總結的那樣，中華文明早熟的原因，是它先于其他文明突破了神道宗教壟斷文化、眾多利益集團瓜分國家政權的狀態。那些認為中華文明不成熟的人，是站在西方的立場，把資本主義當作文明的標桿和歷史的終結。實際上，資本主義文明沒有在中國得到充分發展，恰恰是因為中國中央集權天下為公的傳統，有效避免了大資本的野蠻增長和喧賓奪主。

如果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上認識文明的成熟度，那么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才是既滯后又不成熟，因為他們至今仍沒有實現對神道宗教和資本的突破。在突破宗教壟斷文化和資本瓜分國家權力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依然道阻且長，希望渺茫。

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表明，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離不開馬克思主義，離不開馬克思主義與本土文化的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的重要原因，是它們在重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方面高度契合。這讓我們堅信，回歸中華元典正得其時，回歸經學初心勢在必行！

注釋：

【1】翟玉忠：《文脈尋根》第一冊，華齡出版社2022年，第13-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