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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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是第二個由異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統政權，當年滿清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對漢人進行血腥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屠空四川等，滿清軍隊基本上是每過一境必屠一境，以至于到天下一統后，滿清到底殺了多少人已經無法計算了，有人認為至少有幾千萬，可以說，滿清政權踩在漢人尸骨上建立起來。有因必有果，遵循博弈論的一報還一報最優策略，滿清末期，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兩次運動，驅除韃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報復，達不到滿清當年屠殺漢人的程度，但也頗為血腥，后人部分償還了當年滿人祖先欠下的血債。
“反滿”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思想潮流中最激越人心，也是最具批判性的一個口號。
梁啟超1899年發表的《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之后在1903年《新民叢報》上引用的“和事人”來函一則，更能揭示清末反滿主義隱微的政治涵義。這位署名“和事人”的叢報讀者說，“排滿”一義實由救國而來，“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滿于是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復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
這句話，對“排滿”發端與內在的揭示可謂一針見血。“排滿”成為主義，成為革命學說，這在晚清不單構成思潮，而且成為動員各階層投入社會運動的一種有效手段。楊度在1907年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徑直將“排滿革命”稱為“操術”。排滿的理由各異其言，有講“報仇”的，有講“爭政權”的，有針對“滿人不能立憲”的，也有以“立憲不利于漢”為由的。這些理由單獨看皆似無理，但匯成“排滿”，則勝在辦法簡單，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這樣的口號，應用于社會，“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
“黃種國民應有恨”、“今之革命，復仇其首”、“張九世復仇主義，作十年血戰之期”、“對于以外種族的人，一定是相殘殺”、“念華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歷史，誓為種族流血”……諸如此類的言辭，在辛亥期間的報章雜志中俯拾皆是。一百年過去了，但至今讀到，還是不免震撼。廣東人謝公惠在其《辛亥雜憶錄》中不無感慨地說，士子們的演講和文章例有驅逐韃虜之類的詞句。
在這種輿論影響下，反滿仇滿的口號在海內海外四處鼓噪；恩銘、孚琦被刺，鳳山被炸，連載灃本人也遭謀刺。
滿清末年，面對“革命排滿”的呼聲和日漸壯大的革命勢力以及越來越加重的民族危機，統治者開始意識到民族隔離政策的危險。為了使人口占少數的旗人在以后的排滿革命中不被清算和遭種族滅絕，清政府開始考慮放棄旗人血統，主動把旗人血統融入到漢族中來。
1901年12月，掌握清廷政權的慈禧太后發布懿旨下令廢除“滿漢不通婚”的祖制，實行滿漢通婚，其目的是使旗人盡快融入進漢族，以避免未來漢族革命成功后被清算的命運。 1902年2月清政府選派旗人子弟出洋游學，再次宣布準許了滿漢通婚的政策。這一時期一直到以后，滿漢融合的現象極為普遍，這也是滿族血統中漢族血統超過半數的原因。
序曲：太平天國起義中對滿人的報復！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國起義，天王洪秀全“嚴種族之辯”，命令凡是太平軍占領的地方，所有旗人一律格殺勿論。為此，太平天國攻占過的地方，旗人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僅有記載的八旗軍籍的旗兵，就有超過20多萬被殺。
南方是滿清建政之初屠殺漢人最烈地區，由此導致南方漢民族更具有民族意識，后來的反清起義也都是從南方發起。
1853年3月，太平軍包圍南京，僅7日，就攻下了南京城。城內自江寧將軍祥厚以下的旗人男女老幼大約有4萬多人，統統被殺，一個不剩。
1860年5月，李秀成自統數萬太平軍東征蘇常地區，僅僅用了一個多月時間，除上海之外，蘇南所有地區盡為太平軍攻克，而這些地區的旗人，則全部被屠殺。
1861年12月29日，李秀成率領太平軍，攻克杭州，直下滿城，沖進滿城的將士將旗兵全部砍光，共殺死旗人駐杭州的萬余名滿人旗兵等等。
可以說，天平天國大起義是滿人數量銳減的直接原因之一。
太平天國失敗后，清廷重新調集旗人進駐南方各傳統據點駐軍。這些駐防的旗人在后來的辛亥革命中，大部分也沒逃出被屠殺的噩運！
辛亥革命：今之革命，復仇其首！
1911年，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綱領的辛亥革命爆發，旋即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云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后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針對滿人的第二次報復開始了。
由于《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紀略》、《猛回頭》、《警世鐘》等引發民族仇恨和民族色彩強烈的讀物是革命黨人必看的書，所以辛亥革命中革命軍報復滿人的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辛亥革命由民族主義激發，各地革命軍和不堪被壓迫的窮苦百姓們，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個口號的引導下，每光復一個地區，必先屠光當地滿人。這場全國性的排滿屠殺，一直持續到袁世凱奪權，在北京宣布就任大總統后，北洋政府才命令各地革命軍停止屠殺。
當年辛亥首義的武昌城是排滿屠殺最先開始的地方。
武昌起義后，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發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當的指明：“須知今日滿賊，并非我漢家兒”；“藏匿滿奴者斬”；“能搜獻滿人及接濟軍械、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者，均有賞”。
武昌起義參與起事的革命士兵呂中秋回憶說，最先發難的工程營在起事之前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即有“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旗人者斬”兩條。起義爆發后，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據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于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后面，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旗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旗人。
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盡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旗人們的尸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槍斃，很少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后，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后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杰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面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余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
起義后，省咨議局遭不明射擊，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寶瑛公館（寶瑛為荊州駐防旗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做過湖北新軍的標統，后調任陸軍小學總辦），當時公館中只有寶瑛妹妹一人，后被殺死并拖到閱馬場陳尸示眾，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黨人蔡寄鷗的回憶中記載甚詳。
諮議局的被襲引發了對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軍在大街上攔下行人并盤查他們是否滿人，據革命黨人李廉方的記載，“那些頭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讀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們讀niu而不是讀liu，那么他們就會被殺頭。”但據革命士兵萬業才所說，“在當時，革命黨人捉到旗兵大多處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講話，有的學‘湖北腔’應付盤查。革命黨人想出一個辦法，出入城門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進。‘六百六十六’湖北語音為“loubelousilou”,不是武漢土生土長的人，是不容易學的一模一樣的”。
萬業才親身參與了起義當晚搜索旗兵的行動，“午夜過后，我們聽見有一處蘆葦沙沙作響。我們大聲喝叫：‘哪一個？快出來！’毫無反應。我們又喊：‘再不出來開槍了！’接著對準草動處開了一槍。果然草叢里爬出兩個人來，遍體污泥、渾身顫抖。我們問他：‘做什么的？為么事黑夜躲在這里？’一個不開腔，另一個嚇得結結巴巴，好一會兒說不成一句話來。從語音上判別，顯然是個旗兵。原來三十標的旗兵多半是從東北三省中的滿族內征調而來，語音很容易辨別。天亮之后，將此二人送到軍政府處決了”。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于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尸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后估計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義后的前三天被殺，由于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尸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旗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在這場風暴中，旗人婦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為她們的頭發、服飾和漢人女子有較大的差別。更要命的是，即使這些可以改扮，但她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纏足，她們原本引以為為自豪的天足，這時卻成了危險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