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紀念活動，規格如何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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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已經宣布，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將在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盛大閱兵。閱兵式將邀請外國領導人出席。除閱兵式之外，當天還舉行招待會和文藝晚會。

除九三外，今年七七、九一八、臺灣光復紀念日（1025）和1213也將舉行相關紀念活動。

發布會上公布的10項活動安排，和10年前70周年的安排完全相同，外界也早有預期。

目前，“九三”和“十一”一樣，已形成“逢十”大慶、“逢五”小慶和常規紀念三種不同規格。

（“大團結”即該活動除現任領導人外，卸任老同志也出席）

1951年，政務院通告9月3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通告系行政規章。2014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由行政令升格為立法。“九三”紀念活動的全面升格，也是這次立法之后的產物。

2014年以來，“九三”紀念活動基本都按上表進行，唯一一次例外是2014年當年。當年九三是抗戰勝利69周年紀念日，一方面這是人大立法后首個抗戰勝利紀念日，另一方面也是為次年（2015年）70周年紀念活動升格釋放預期，在這一常規年份的九三，全體正國級領導人到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

不過，在新時代之前，北京紀念抗戰勝利的規格并沒有現在這樣高，它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是從1949年到1978年。在當時的意識形態論述中，抗日戰爭更多被視為執政黨發展壯大，最終贏得解放戰爭的先聲。因此，當時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頻次不高，規格也參差。

在這一階段，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的抗戰勝利紀念活動僅有兩次，分別是1951年的抗戰勝利六周年和1965年的抗戰勝利二十周年。

1951年9月2日下午3點，“首都各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六周年大會”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

這次大會到會的主要代表，包括郭沫若、陳叔通、彭真、李濟深、章伯鈞、章乃器、馬敘倫、彭澤民、司徒美堂、許德珩、劉寧一、蔣南翔、梁希、竺可楨等。其中，郭沫若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陳叔通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彭真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市長；李濟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設常委，書記處書記相當于政治局常委（當時是毛、劉、周、朱、陳）。所有書記處書記均未參加此次活動。

實際上，這次活動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參與的色彩較濃厚，主要目標并不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本身，而是參加全國政協的各黨派、各人民團體要一致發出聲音——它們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反對美國單方面主導的對日媾和。當時，朝鮮戰爭仍在進行，中美還處在敵對狀態，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和會（和會在1951年9月8日開幕）也沒有邀請北京和臺北。此次慶祝活動，實際上是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活動，在活動上先后講話的有郭沫若、彭真、李濟深、章伯鈞、章乃器、劉寧一。

1965年9月3日，“首都各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與會者規格明顯高于1951年的這一次，毛未出席此次大會，但劉、周、朱、鄧均出席了大會。

大會主持人是彭真，彭真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冠以“首都各界”之名的大會，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主持是慣例。

此次大會的主要發言人是羅瑞卿，他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大會上的發言，主要矛頭同樣指向美國。當時，約翰遜正在支持西貢政權，同時北京和莫斯科已經交惡，羅瑞卿講話的主軸是“人民戰爭必勝”，而他高喊的結尾口號中，也有“全世界人民反美大團結萬歲！”

要之，在改革開放之前，僅有的兩次大型的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都是以“首都各界”名義進行的，紀念活動的主要指向都是反美。

就與會者的規格來看，毛均未參加。這兩次紀念活動的規格，還不如現在的“逢五”小慶，更無法和現在的“逢十”紀念活動相比。

第二階段，是在鄧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時代，舉行過一次抗戰勝利紀念大會。

1985年9月3日，首都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出席這次大會的正國級領導人有時任總書記、彭真和烏蘭夫。雖然出席活動的有時任總書記，但鄧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均未出席。就出席人來看，這次大會的實際規格還不如1965年那一次。

這次大會是第一次在大會名稱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稱謂，這一做法在此后也成為慣例。在毛時代，抗日戰爭在官方意識形態中更多被視為“解放戰爭”的先聲，而隨著七八十年代中國全面擁抱國際社會，中國官方開始更多強調抗戰的世界意義。

這次大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主持，主要講話人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

是次大會召開前，中曾根康弘在8月15日即所謂“終戰40周年”紀念日，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到靖國神社參拜，成為首位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中方對他予以譴責，但在當時中日整體友好的大勢下，九三的紀念活動對日喊話的成分仍然不多。

1951年、1965年的兩次大會重在反美，而1985年的這次大會則重在統戰。這次紀念活動，邀請了抗戰時期犧牲的國民黨著名將領親屬，官媒報道稱抗戰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并強調敵后抗日戰場和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承擔的正面戰場互相配合，兩個戰場都為抗日做出了貢獻。而彭真的講話直截了當，“抗日戰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共兩黨合作是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希望臺灣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作出明智抉擇。”

第三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這期間舉行了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紀念活動，這兩次紀念活動規格類似。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是1995年9月3日。當天上午10點，舉行“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儀式，所有長老和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均出席，兼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局座尉健行主持。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都各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大會”，所有正國級領導悉數出席，最高領導人講話，總理主持。

這次大會上，領導人講話全景回顧抗戰歷史，展望和平和發展的前景，對臺北喊話的篇幅是一個自然段（比較正常的篇幅，而不是通篇對臺），由此奠定了此后類似活動講話的整體基調。紀念抗戰勝利活動，由此更加關注繼往開來的整體邏輯，而不再像此前的活動一樣聚焦反美或者對臺統戰的短期目標。

這次紀念活動創下若干第一次——首度在紀念大會之前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首度正國級領導人全部出席；首度有實際最高領導人出席并講話。其中后兩點，成為歷次紀念抗戰勝利“逢10”大慶的慣例。

200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活動舉行，規格和1995年的基本一致。但有幾處小的區別。

其一，敬獻花籃儀式安排在上午9點，紀念大會安排在上午10點，不再像1995年一樣分開在上下午。

其二，在敬獻花籃儀式和紀念大會之間，在9點半特別安排了向10位抗戰老戰士、愛國人士和抗日將領代表頒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的儀式。當年，全國共向70多萬抗戰老戰士、老同志和抗日將領及其遺屬，應邀參加紀念活動的國際友人和海內外愛國人士、抗日將領及其遺屬，也獲頒了紀念章。2015年和今年，繼續延續向有關人士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的做法。

其三，由于當年、宋、郁接連登陸，是年紀念抗戰勝利活動，對正面戰場評價更趨正面。

其四，大會正式名稱刪除了“首都各界”。在中國官方活動中，不帶“首都各界”前綴意味著這是全國性活動，只能由長老主持；而帶有“首都各界”即是首都群眾的活動，可以由長老主持，也可以由北京市主要負責人主持。去掉“首都各界”前綴，更凸顯紀念大會的高規格。

可以參考的例證是，這次紀念大會之后4年，200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大慶”，慶祝活動仍然稱為“首都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大會”，大會主持人是北京書記。而2005年抗戰紀念大會的主持人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所以，雖然2005年“九三”大會沒有閱兵式，但紀念大會本身的禮賓規格，已經超過了國慶50周年、60周年。

以上，就是新時代之前“九三”紀念活動的安排。

在舉行閱兵式時，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儀式時，領導人在廣場上。因此，官方不在同一天舉行敬獻花籃儀式和閱兵式。

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逢十”活動增加閱兵式，就不再舉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儀式。（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活動已固定在每年9月30日）這就形成了現行的紀念抗戰勝利“逢十”大會的定制。

和“逢十”國慶相比，紀念抗戰勝利只閱兵，不舉行群眾游行，當晚也不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群眾聯歡活動。但紀念抗戰勝利閱兵邀請外賓，國慶活動不邀請一般外賓。

但總的來看，從2015年起，紀念抗戰勝利的“逢十”大慶規格，已接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逢十”大慶的規格。

這背后的深意是，中國官方更加強調抗日戰爭和“民族獨立”的關系，并且凸顯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成為聯合國“五常”，在國際秩序中的特殊位置。

最后再補充一點，2019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也去掉了“首都各界”的名稱前綴，主持人也由北京市委書記調整為排名第二的長老。抗戰勝利“逢十”大慶和“逢十”國慶，都安排閱兵，都由1號講話，2號主持的模式，由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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