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黃炎培催討《王羲之真跡》字帖，毛主席：任之不夠朋友夠英雄

“1959年10月2日下午三點，主席，黃老又來電話了。”警衛尹荊山推門而入，壓低了聲音。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毛筆，抬眼望了望窗外的秋日陽光，嘴里應了一聲：“還有五天呢，別急。”

這通電話，掀開了一段頗耐人尋味的往事。那一年，毛澤東剛卸任國家主席，負擔減輕，得了空閑。“練字，得多看帖。”他惦記上黃炎培珍藏的《王羲之真跡》影印本，請人轉告，借閱一月。黃炎培痛快答應。雙方把時限掐得分毫不差：滿月歸還，不得逾期。

字帖到手，主席像孩子一樣珍視。警衛說他一天能翻二十遍，不吃不喝都是常事。更有意思的是，他不用毛筆臨摹，而是拿餐桌上的筷子在空中比劃，手腕不斷變換角度，揣摩王羲之的起伏頓挫。飯菜一熱再熱，廚師都埋怨：“練字也得吃口飯吧！”可主席偏偏沉浸在古人筆意里，嘴上敷衍：“馬上，馬上。”

黃炎培那邊卻坐不住了。剛過七天，他撥通中南海電話，先是寒暄，隨后小心翼翼：“主席，那冊真跡，可得妥善保管。”毛澤東笑聲爽朗：“任之先生放心，一個月不到手不離帖。”黃炎培在話筒里連聲道歉，說自己多慮。放下電話，他轉身對身邊人嘀咕：“東西太珍貴，若有閃失，可不好交代。”

第三周，黃炎培又托秘書口信過來。尹荊山聽完，有點惱火：“催得這么緊，像要賬似的。”毛澤東夾起一支煙，緩緩吐出青色煙霧：“小尹，不可這么說。約期未至，催歸有理；我若食言，是我失信；他若沉默不言，反倒顯得他不夠謹慎。”

時間很快走到最后一天。晚上十點，尹荊山抱著一只木盒走進靜悄悄的川辦——盒里就是那冊《真跡》。毛澤東檢查了一遍，吩咐：“零點前送到黃任老府上，一分一秒都別拖。”尹荊山問：“黃老說了可以多留幾天。”“規矩不能破。”毛澤東語氣平淡，卻透出不容置疑。

木盒如約抵達。黃炎培連夜致電：“主席，愛看就再留吧。”接線員答：“主席有句原話——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爐火旁，黃炎培放下聽筒，輕輕嘆氣：“此人守信，難怪成大事。”

兩位長者結緣并非始于書帖，而是更早的延安。1945年7月1日，黃炎培乘軍機抵達延安機場，毛澤東率朱德、周恩來等人列隊歡迎。黃炎培當晚住窯洞，喝小米粥，聊到深夜。7月4日下午，一場足足四小時的長談展開。黃炎培提出著名的“周期率”疑問——中國歷史上一家一朝皆盛極而衰，能否跳脫？他語氣沉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魔咒怎么破？”毛澤東不假思索：“民主而已，讓群眾來監督政府。”黃炎培當場記下。同期的《延安會談記錄》中，這段對話被完整保留，后來傳為佳話。

談完政治，再談民生。黃炎培行走延安街巷，最驚訝的是：沒有賭博，沒有附庸風雅的花架子，也難覓吃閑飯的人。他用筆記下“延安十無”，回到重慶后出版《延安歸來》，對比重慶官場“十有”，言辭鋒利，引來國民黨特務的仇恨。1946年，特務搜家，懷孕八月的姚維鈞差點流產，算是血的警告。

黃炎培因此下定決心：若時局再亂，必尋另一條路。1949年春，他輾轉抵北平。3月26日，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請他夜談，直言不諱：“先生有實業界號召力，新中國要用得上。”黃炎培想了半宿，第二天回信：“可以做事，不當官。”周恩來半開玩笑：“我們請您出來，可不是擺設。”最終，他以72歲高齡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只拿基本生活費，一紙任命震動商界。

從1950年起，兩人通信頻繁。黃炎培每月幾封長信，建言輕工業、鄉鎮企業、工商稅制；毛澤東回信，不拘格式，有時只一句“即辦”，有時提出補充意見。到1960年，兩人互通信件累積上百封，成了研究經濟政策的一手資料。

抗美援朝部隊命名即源自這番往來。當時內部爭論不休，黃炎培函建議“志愿軍”，取民間自發之意。毛澤東拍板：“好，就叫中國人民志愿軍！”軍委文件即日生效，連金日成都稱奇：一個名字，凝聚如此多巧思。

再說回《王羲之真跡》。1959年字帖歸還后，毛澤東把臨摹筆記訂成冊，另寫一頁扉辭：“任之不夠朋友夠英雄，謹此致謝。”短短十四字，道盡情誼。黃炎培將扉辭裱起，掛在書房靠窗的位置，客人來訪多會指著那行字感慨：“毛公識人，入骨三分。”

1964年春節座談，黃炎培已耳背，主席發言幾處聽漏，事后專門去章士釗家求證當晚內容。章士釗笑他：“老兄，八十六了還這么認真？”黃炎培答：“關乎國計民生，不可一字含糊。”這股韌勁，讓身邊年輕干部佩服得五體投地。

1965年12月21日凌晨，北京飄著小雪。黃炎培病逝消息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沉默片刻，吩咐秘書：“挽聯寫‘似水年華七十載，坦蕩襟懷一片心’。”挽聯送到八寶山，不加頭銜，只署“澤東”二字。

有人后來問尹荊山：“主席當年真舍不得那冊字帖嗎？”尹荊山想了想，說：“舍不得的是朋友之間那道規矩。規矩在，一切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