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的“舊規新調” | 讀新聞

　　社會變化總是快得猝不及防。

　　一邊社畜們默然咬牙接受996，力求在經濟潮汐涌動中不被拋下；另一邊企業可能在加快采用招聘退休人士，將雇傭關系轉為勞務合作或非業務外包、技術替代，或聘用全日制用工、兼職工種等等手段來削減用人成本。

　　大概2022年年中，在財經媒體500人的老友群里，有前同事說起，以前X報社只有失業保險，社保和醫保為0。有人的回憶2002年至2006年期間報社沒有給員工上社保，2008年以后才逐漸規范的。有的回憶每月只有200元社保……年月太久，已惘然。

　　去年朋友在大灣區創業，期間計算用工成本，忽然倒吸一口冷氣，沒想到工資之外還要多出30%預算——老實說，很多企業創始人起初都沒有這個概念。

　　是否還記得上半年“外賣大戰”開端，劉強東喊出給每個騎手交社保的口號時，討論就已“多元”，比如究竟是社保更需要騎手，還是騎手更需要社保？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明確自2025年9月1日起，任何用人單位與職工協商“自愿放棄社保”的約定均屬于無效，這便意味著企業必須依法、依規強制為每一位職工足額繳納社保。

　　《解釋二》不是新規，是舊規的新調子——封住了企業在社保成本中靈活自愿的灰色彈性空間。原本應該是一片叫好，然而，在經濟復蘇乏力、需求端持續疲軟，制造業 PMI 連續三個月在榮枯線邊緣徘徊（49.5、49.7、49.3），服務業小微企業營收同比增速不足 2%的當下—— 很多企業在成本與生存間的艱難掙扎，尤其人口紅利下滑，還疊加了代際失衡帶來的壓力，“舊規新調”可討論的空間就更大了。

　　30% 的成本枷鎖，確實會帶來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窒息感。看比例，企業需承擔的養老保險 16%、醫療保險 8%、失業保險 0.5%、工傷保險 0.2%-1.9%、生育保險 0.8%，疊加起來的總繳存比例在多數地區超過 25%，部分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甚至逼近 30%（下圖為不同用工類型的社保要求）。

　　壓力在餐飲、零售、物流等薄利行業尤為顯著，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的數據顯示，2024 年餐飲企業平均利潤率僅 4.3%。2024年上半年，北京限額以上（即年營收1000萬元以上）餐飲企業利潤總額1.8億元，同比下降88.8%，利潤率低至0.37%。

　　我國養老保險采用的“現收現付”模式，在人口結構劇變中已顯露出深層矛盾。2024年60 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 21%，而 15-59 歲勞動年齡人口年均減少約 800萬，贍養比（退休人員/ 在職繳費人員）從 2010 年的 1:3.02 惡化至 1:2.27。為維持基金平衡，提高企業繳存比例似乎成了必然之舉，自然會帶來向本就虛弱的經濟軀體抽血的效應。

　　“現收現付”制度設計在高速增長期曾高效運轉，彼時勞動人口持續流入，財政補貼空間充裕。但當下經濟增速換擋至 5% 左右，企業盈利能力普遍下滑，繼續維系高位繳存比例已難以為繼。2024年全國社保基金累計結余同比增速降至 1.8%，部分省份已出現當期支付缺口，靠財政轉移支付填補的窟窿逐年擴大，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模式顯然也不可持續。

　　（各國企業社保綜合費率對比）

　　養老是“灰犀牛”，這種情況也并非中國獨有，但應對的方式有所不同。通過動態調整社保政策為企業減負的如德國，2007 年將企業養老保險費率從 19.5% 逐步降至 18.6%，同時引入彈性退休制度；2018年正式實施《職業養老金改善法》，在職業養老金中引入了DC計劃（Defined-Contribution，確定繳費型），當然DB（Defined-Benefit，確定收益型）仍然是德國職業養老金的重要模式；資助低收入雇員的雇主獲得稅收減免的金額由原來的 4%提高至 8%。同時，里斯特計劃的基本補貼自《職業養老金改善法》（BetrAVG） 2018 年實施開始，從154歐元增加到175歐元。

　　老齡化問題最先顯性的日本則是2012 年起分階段降低企業社保負擔，對中小企業實施社保補貼；美國企業承擔的社保綜合費率長期穩定在10%~12% ，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實現基金增值。

　　各國經驗的核心邏輯是，適度降低企業繳存壓力，才能激活經濟創造更多就業，最終反哺社保體系。

　　但不管如何騰挪，，AI世紀的工作匹配發生極大變化，零工經濟產值占GDP比重也會越來越大。

　　公開的數據顯示，中國零工經濟從業者已達4億人（靈活就業人口），占勞動力總量的35%（按8億勞動力計算）。看一眼Kelly Services 2019年的報告，在亞太地區已經有84%的HR已經聘用或者正在招聘零工從業者，這個數據在歐洲、中東及非洲達到了80%，在美國則為40%。傳統定義下，美國臨時工比例約為40.4%（無社保的兼職勞動者），但該數據包含非正規就業。若按零工經濟標準（自主選擇、靈活合同），2025年美國零工占勞動力比例約為36%，其中38%為18-34歲Z世代，51%擁有碩士以上學歷。

　　另一個可參考的數據，則是今年8月美國四大零工平臺Uber、DoorDash、Lyft 和 Airbnb發布的二季度財報，合計創造了42億美元自由現金流。零工經濟已形成6400萬從業者的龐大群體，占美國勞動力總量的38%。美國企業為應對通脹壓力，臨時工占比已從2005年的11%升至2023年的30%。

　　大同小異。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新設經營主體1327.8萬戶，其中新設個體工商戶434.6萬戶，新設企業462萬戶，接近新設企業數量。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也聽說過通過“個體工商戶注冊”規避繳費義務的手法——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無需為單位繳納社保，但可自愿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基本養老保險。

　　（近五年三項社會保險參保人數 單位：萬人 ）

　　還可以用人社部的《2024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做最簡單的加減法，重點看養老保險——已知年末全國就業人員 73439 萬人，城鎮就業人員47345萬人（占比64.5%）；重點看看城鎮的參保情況：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345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 1331 萬人，其中，參保職工（含企業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38713 萬人，參保離退休人員 14739 萬人，分別增加788 萬人和543 萬人。年末全國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47258 萬人，比上年末增加 1214 萬人。

　　大概可以算出城鎮就業人員的參保率≈ 81.76%。所以并非說，社保合規后的成本激增一定會將把更多企業推向虧損邊緣，畢竟大多數企業都認真地交社保了，城鎮就業人員的參保率不低。現實的殘酷在于，此消彼長。

　　8,632萬城鎮就業人員未參加職工養老保險，他們的主要構成是：靈活就業人員（約1.2億人中的未參保者）、未登記農民工（約1.1億人中的未參保者）、新業態從業者（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

　　這組數據也頗讓人玩味：2024年城鎮新增就業 1256 萬人，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515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就業 163 萬人。當年的應屆畢業生就有1179萬人。所謂此消彼長，就在這些數據中。

　　或許絕大多數人都會分析目前社保制度的問題——核心矛盾就是老齡化加速與基金收支失衡；結構性矛盾即群體覆蓋失衡，城鄉與區域割裂；制度性障礙是繳費負擔過重，權益流動性脫節。可以看出，中國養老保險體系已實現廣覆蓋，但結構失衡與可持續性壓力突出。

　　漸進式延遲退休，也只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案。個人繳費基數下限能否合理調整？對靈活就業者能否有財政補貼？社保基金投資渠道能否更多元帶來更多收益？能否實現社保跨省轉移實時完成？國有資本股權分紅劃轉能否增加？企業生存與社會保障之間是否有新的平衡點？

　　好多問號。

　　本文校對：珍惜暑假的好無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