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2014年深秋，我開著越野車行駛在蜿蜒的山路上，車后座裝滿了米面油、棉被和給孩子們的新衣服。
車窗外的柿子樹掛滿了紅燈籠，遠處的村莊在薄霧中若隱若現 —— 那是我闊別 15 年的老家，也是1999 年我母親下葬時，全村人避之不及，唯有王嬸一家幫我撐過難關的地方。
握著方向盤的手微微發緊，眼眶卻慢慢發熱，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這次回來，一定要好好報答當年那份雪中送炭的恩情。
1999年，我22歲，在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每個月工資只有600塊。那年冬天，老家打來電話，說母親突發腦溢血，沒等我趕回去就走了。掛了電話，我攥著兜里僅有的2000 塊錢，連夜擠上回村的綠皮火車，硬座坐了36個小時，下車時腳都腫得穿不上鞋。
村子還是老樣子，土坯房錯落有致，村口的老槐樹光禿禿的，可我一進村子就傻了眼 —— 以前母親在時，鄰居們總愛來家里串門，可現在，我提著行李走在土路上，路過的人要么低頭快步走開，要么躲在門后偷偷看我，連一句 “回來了” 都沒有。
母親的遺體停在老屋的堂屋里，冰冷的木板搭成臨時的靈床，只有一盞煤油燈亮著，昏黃的光映著墻上母親的遺像。我跪在地上，看著母親蒼白的臉，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卻連哭出聲的力氣都沒有 —— 父親在我10 歲時就去世了，母親一個人拉扯我長大，現在她走了，我在這個世界上，好像只剩孤零零一個人了。
按照村里的規矩，下葬前要請人幫忙搭靈棚、準備喪宴，可我去敲鄰居家的門，張叔家說 “家里孩子病了，走不開”，李嬸家說 “要去鎮上趕集，沒空”，連遠房的二伯都躲著我。我站在空蕩蕩的院子里，寒風灌進單薄的外套，心里比身上還冷 —— 母親一輩子善良，幫鄰居縫補、照看孩子，可她走了，卻連個幫忙的人都沒有。
就在我抱著母親的遺像，覺得走投無路時，院門外傳來了腳步聲。我抬頭一看，是村東頭的王嬸，她手里拎著一籃子饅頭，身后跟著她的兒子石頭，石頭手里還抱著一捆柴火。
“丫頭，別跪著了，地上涼。” 王嬸把饅頭放在桌上，伸手把我扶起來，她的手粗糙卻溫暖，“我聽說你回來了，知道你一個人難，就跟石頭過來看看。”
我看著王嬸，眼淚又忍不住掉下來：“王嬸，我媽走了，沒人幫我……”
“有我呢！” 王嬸拍著我的背，聲音堅定，“你別擔心，靈棚我讓你叔和石頭搭，喪宴我幫你準備，咱們不能讓你媽走得寒酸。”
那天下午，王嬸的丈夫李叔帶著石頭，扛著竹竿、帆布來搭靈棚，石頭才15歲，卻干得格外賣力，搬竹竿、拉繩子，凍得手通紅也不喊累。王嬸則在廚房里忙前忙后，淘米、洗菜、蒸饅頭，還從家里拿來了臘肉和雞蛋，說 “你媽一輩子沒享過福，最后這頓飯，得讓她吃得體面”。
晚上，靈棚搭好了，煤油燈掛在棚頂，王嬸幫我給母親燒紙錢，一邊燒一邊說 “大姐，你放心走吧，丫頭有我們照顧，不會讓她受委屈”。石頭則坐在我旁邊，遞給我一個熱乎乎的烤紅薯：“姐，吃點吧，你一天沒吃飯了。”
那幾天，王嬸一家幾乎住在了我家。李叔幫我聯系下葬的墓地，還找了幾個相熟的老伙計幫忙抬棺；王嬸幫我縫了孝布，教我葬禮上的規矩，怕我不懂鬧笑話；石頭則幫我打掃院子，給來吊唁的人倒茶，還偷偷把自己攢的 50塊錢塞給我，說 “姐，這錢你拿著，以后用得上”。
下葬那天，天還沒亮，王嬸就起來煮了飯，讓我和幫忙的人先墊墊肚子。下葬時，李叔和幾個老伙計小心翼翼地抬著棺木，王嬸扶著我，一步一步跟著走到墓地。看著母親的棺木慢慢放進土里，我跪在地上，磕了三個響頭，又轉向王嬸一家，也磕了三個頭：“王嬸、李叔、石頭，謝謝你們，這輩子我都忘不了你們的恩情。”
王嬸趕緊把我扶起來，擦了擦眼淚：“丫頭，別這樣，都是鄉里鄉親的，互相幫忙是應該的。以后你要是在外面不好過，就回村里來，嬸家永遠有你的地方。”
臨走那天，王嬸給我裝了滿滿一背包的饅頭和咸菜，還塞給我 300 塊錢：“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