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顯：如何推動法學教育高質量發展

來源 | 張文顯，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作者 | 《法制與社會發展》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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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以來，“高質量發展”成為最具思想含金量和感染力的概念。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實現高質量發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必須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改革，立足新發展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把握法學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思維方式。

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中和高質量發展格局中，法學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是重要內容。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求法治先行，必然要求法治是高質量的良法善治。由此決定，以法治為教育內容、以培養法治人才為根本任務的法學教育自然應當是高質量高品質的。

當下，推動法學教育高質量發展是中國法學界的時代命題和重大課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法學教育快速發展，目前設置法學專業的院校所達到640多家，在校學生達到約50萬人。法學學科擁有最齊全的學位體系，設有法學學士學位、法學第二學士學位、法律碩士學位、法學碩士學位、法學博士學位、法律博士學位等。從數量上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法學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是，實事求是講，我國法學教育的整體質量不高，還不適應全面依法治國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對法治人才的需求，尤其是涉外法治、金融法治、數字法治、知識產權法治等領域高端人才短缺，呈現結構性短板。

中國法學教育的突出問題還在于：高等法學教育的目標不清晰，定位不準確；法律人才培養的指向不明確，層次不分明；法學院校同質化、低端化現象嚴重；法學教員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和體驗；法學教材體系和課程體系僵化；課堂授課方式和結課考察方式單調；法科畢業生難以適應多元化需求；有的教材和課堂教學偏重西方法學理論的介紹，缺乏必要的鑒別批判；長期粗放式發展和過度低水平膨脹，知識教育與實踐實訓脫節，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銜接機制不健全，法學教育還沒有整體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凡此種種問題之多、積弊之深，已嚴重束縛中國法學教育的健康發展，使中國法學教育的智力產出、人才輸出能力和質量難以適應“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迫切需要，難以有效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針對法學教育的質量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設的思路和舉措，特別是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的講話為法學教育深化改革、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遵循。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等重要文件，針對制約法學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機制、條件保障等問題，堅持問題意識和改革導向，提出了一系列相應舉措。可概括為：

第一，針對我國法學教育理念、人才培養目標等方面的問題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總結不夠、理論研究不夠深入等突出問題，堅持德法兼修的方針，深入研究“為誰教、教什么、教給誰、怎樣教”的問題。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加快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加強馬工程重點法學教材的建設和教學實施等。

第二，針對粗放型、外延式發展弊端，提出源頭治理。強調完善法學教育準入制度，健全法學相關學科專業辦學質量預警機制，對辦學條件不足、師資水平持續低下、教育質量較差的院校暢通有序退出機制。建立法學教育質量評估制度，完善評估指標體系，在現有法學學科評估工作基礎上，按計劃開展高等學校法學本科教育教學評估和研究生學科評估，通過限期整改、撤銷等措施，優化法學學科專業布局。

第三，針對“大一統”培養計劃和方案、教育模式固化、人才培養體系單一等，要加快建構多樣性和開放性培養體系。法學人才培養應建立兼顧規范和多樣、理論和應用、國際和本土的培養體系。各類學位的人才培養都應在相應的多樣性、規范性之上強調開放性，不主觀預設各類學生未來的發展趨向，在提供共同規范性和基礎性知識和技能的同時，要著重建立核心課程+豐富選修課程的教學菜單，制訂開放的培養計劃，支持不同菜單組合完成學位，為不同個性志向和發展規劃的學生提供自我構筑知識結構的機會。

第四，針對法學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仍然以法律體系的邏輯和結構為依歸、難以適應黨中央提出的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目標和需要，必須站在構建法治體系的角度來反思法學體系建設的問題。要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新要求，總結法學學科設置與運行的經驗，反思存在的不足。探索設置與科學完備的法律體系相適應的立法學，與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相協調的執法學、司法學（偵查學、檢察學、審判學、司法行政學），與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相匹配的法治監督學，與黨內法規體系相銜接的黨內法規學專業等新型學科。優化部門法學學科設置，探索法治學、法經濟學、法政治學、生態環境法學、社會治理法學、網絡治理法學、數字法學等新興交叉學科設置。

第五，針對我國法學教育長期忽視國際法、涉外法教育的封閉性，應當加強涉外法治教育，統籌推進國內法、國際法、國別法、區域法教育，促進我國法學體系與國際法學體系的融通性，圍繞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特別是對外法律斗爭和法理博弈，優化課程體系、專業體系、人才培養體系。

第六，針對法學教學優質資源短缺，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推動協同育人機制。深入實施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把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法治職業人才作為實施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的重點，把培養涉外法治人才作為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法治職業人才的突破口，把培養西部基層法治人才作為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法治職業人才的長期工程。健全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教學資源引進高校的體制機制，推進法學院校和法治實務部門優質教育教學資源融合，形成協同育人大格局。

第七，針對法學教育中存在的理論教育和實踐培養兩張皮的問題，要強化以實踐為導向的法學教育和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建設。在為學生打牢法學專業基礎知識的同時，強化法學實踐教學，一體推進法學理論教學課程和實踐教學課程建設，建設一批校外法學實踐教學基地，有效推動法學教育在與實踐緊密結合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八，針對法學教育與數字文明脫節的問題，推動法學教育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我們的法學教育、法學知識體系不能停留在工業文明時代，也不能停留在信息文明的早期階段，而應進入數字文明和智能社會，把人工智能等數字科技廣泛嵌入教學育人各環節，推動法學教育現代化，推動法治文明和數字文明融為一體。

第九，針對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脫節的問題，要大力促進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有機銜接、良性互動，完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暢通高素質法律人才進入法治工作部門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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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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