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申請律師執業面試，回歸《律師法》本意：律師靠專業不靠話術

前些年，一位北京實習律師，此前闖過通過率僅百分之十幾的法考，熬完了一年高強度實習期，卻在律協面試環節反復受挫，第八次才拿到執業證。這則舊聞當年在圈內炸了鍋。

更令人深思的是，他被卡住的不是“某部法律如何適用”的專業題，而是“態度夠不夠端正”“表態合不合規”這樣的主觀評判。

按照面試規定，參加面試的實習律師若合格，7日內公示7天，公示期滿后5日出具考核合格意見，收到意見后一年內可申請執業；可一旦不合格，延期時間分為3、6、12個月，之后才能再次申請面試，若對延期不服，僅能申請復議。

這種規則直接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五條、第六條的立法精神與明確規定：該條款明確律師執業的核心條件是“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品行良好”，并無“律協面試考核”這一法定前置程序，更未授權任何機構以“態度評判”為由設置3-12個月的延期門檻。

對一次未通過的實習律師而言，這種額外的延期規定，本質是在法定一年實習期外變相延長執業準入周期，屬于對律師執業申請權的非法限制。
一、律師不是公務員，為何套上“體制化篩選”的枷鎖？
律師是自謀職業、自負盈虧的法律服務者：不領財政工資、依法納稅、繳納會費，還承擔法律援助、普法宣傳等社會責任。某省律協數據顯示，當地90%以上律所是合伙制或個人所，每年繳納地方稅收超過20億元——完全是“市場主體”，而非“體制內人員”。
公務員面試是因為授予公權力、使用國家財政資金，需要嚴格審查。然而，對實習律師問“如何與政府保持一致”“會不會服從行業管理”，既沒有法律邏輯支撐，也違背“依法執業、獨立提供服務”的律師職業本質。律師靠專業吃飯，憑什么要過“態度審查關”？這種關卡，無異于讓行業的準入機制蒙上了一層政治化陰影。
二、面試究竟考的是專業，還是“服從度”？
律師準入本就有雙重嚴格考核，且完全契合《律師法》的法定要求：
1. 法考：啃完八本教材、刷近萬道題，檢測法律知識基礎。法考通過率常年僅10%-15%，是全國最難職業考試之一，對應《律師法》“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核心門檻。
2. 一年實習：跟辦案子、寫文書、跑法院，律所出具“合格鑒定”，檢驗實務能力和職業操守，精準匹配《律師法》“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品行良好”的法定條件。
然而，律協面試卻頻頻跑偏，在法定考核之外增設“態度篩查”：
? “以后會不會在社交平臺評論政策？”
? “你覺得律師該怎么跟政府打交道？”
? “如果當事人讓你代理‘敏感案件’，你拒不拒絕？”
律師的核心價值就是敢說真話、依法維權、對不公提出異議。把“獨立思考”當風險，把“依法代理”當問題，本質是讓律師丟掉安身立命的根本。

回顧“昆山反殺案”，正是律師敢于提出獨立意見、依法代理，才推動了正當防衛制度的發展。如果一開始就被要求“不惹事、少表態”，制度進步又從何談起？
三、對比其他職業，律師的“面試關”是獨一無二的額外負擔
醫師、教師、建筑師、會計師……這些職業都關乎公共利益，但準入邏輯均嚴格遵循“法定條件+客觀考核”，從不增設主觀門檻：
? 醫師：執業考試+實習考核合格即可上崗，對應《醫師法》法定要求，無人問“如何看待醫院與政府關系”；
? 教師：教師資格證+試講評定授課能力，契合《教師法》規定，不考“服從學校管理程度”；
? 建筑師：一級注冊考試+實習業績申報，符合《建筑師法》標準，全程無“態度面談”。
唯獨申請做律師，在《律師法》明確的“法考+一年實習”之外，被額外加了一道“思想關”。這種關卡既無法律依據，又因標準模糊，成為不公和內耗溫床：某省曾曝出，有實習律師面試三次未過，托人“打招呼”后第四次輕松通過。對埋頭苦讀、踏實辦案的年輕人，這樣的“彈性門檻”，公平嗎？
更嚴重的是，面試關讓行業潛規則滋生。一些實習律師在面試中被要求說“政策正確話”“表態合規”，否則就要反復補考甚至被淘汰。這種制度，不僅影響個人職業發展，也扭曲了行業文化，讓“會說話的人”勝過“辦案能力強的人”。

四、面試門檻，讓實習律師受傷

? 標準不透明，面試官喜好決定成敗，違背《律師法》“品行良好”需客觀評價的原則；
? 對某政策表態不同就被拒，超出法律規定的執業準入審查范圍；
? 實習案子辦滿、鑒定全優，也可能因“態度不端正”，讓《律師法》要求的一年實習考核失去意義，一年努力付諸東流。
當專業能力讓位于“面試表態”，誰還愿意踏入這個行業？人才流失，直接影響社會公共法律服務的供給，也讓法律行業未來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
五、取消面試是回歸專業，絕非降低標準
取消面試，并非放松準入，而是回歸《律師法》的立法本意，去掉多余枷鎖。律師準入本就嚴格：
? 法考高難度、通過率低，是法律知識的硬核篩選；
? 實習期嚴格要求辦案數量、寫作能力和職業操守，有律所、指導律師雙重監督，是實務能力的真實檢驗；
? 執業后受《律師法》和職業道德約束，違規輕則罰款、重則吊銷執照，有完整的事后監管體系。
國際經驗也驗證了這一點：
? 美國：Bar考試（法律知識+實務+職業道德）+背景調查，極少州才有職業道德面試，也不考態度；
? 英國：SQE制度“筆試+實務技能評估+兩年經驗”，考辦案能力，不考順從度；
? 德國、日本：兩次國家統考+實習，口試只考法律運用，不搞思想篩查。
結論明確：律師資格應由可量化的專業能力和客觀可查的品行決定，而不是面試官的個人好惡，更不應偏離《律師法》設定的法定軌道。
六、應專業立業，不靠表態過關
取消面試，不是激進，而是讓行業回歸正軌。作者曾經在北京做律師，2004年7月開始實習，2005年7月取得律師執業證，那時并沒有面試這一環節，完全按照當時的《律師法》規定的“律考（司考）+一年實習”拿到執業證。

全國正式納入律協面試考核，是從2010年律協發布《申請律師執業人員實習管理規則》后才逐步推行的。可見，面試制度并非律師準入的法定本質要求，而是行業協會后來附加的非必要環節。
回歸專業，就是讓律師靠法律知識和實務能力立足，而非靠“表態”過關；讓準入標準看《律師法》規定的硬條件，而非看“會不會來事”。一個行業的未來，從來不是靠篩選“聽話的人”撐起來的，而是靠敢專業、敢擔當、踏實干事的從業者，用實力一步步干出來的。

附：典型案例摘要
1. “八次面試才過關”的荒誕： 北京某實習律師，通過低通過率法考、完成一年高強度實習后，因“態度評判”在律協面試中反復受挫，直至第八次才拿到執業證，被卡關鍵并非專業能力，而是“表態合規性”。
2. “依法代理”成扣分點： 2022年上海某實習律師，面試中明確“會依法代理征地拆遷類案件”，被面試官判定“態度激進”，直接未通過；某西部省份實習律師因回答“是否拒絕信訪案件看合法性”，被要求“優先服從行業引導”而淘汰。
3. 話術重復就能逆轉結果： 某省會城市實習律師兩次面試，首次因“對行業監管提改進建議”未過，第二次僅機械重復“服從管理”話術，評分便提升40分順利通過，主觀標準的隨意性暴露無遺。
4. 延期規定的生存困境： 2024年廣東某實習律師，因“敏感案件代理表述不謹慎”被延期6個月，期間無法獨立辦案，只能靠打零工維持生計，法定實習期外的額外限制直接沖擊職業生存。
5. 規則合法性的復議困境： 2023年某省實習律師以“律協面試規則超出《律師法》授權”申請行政復議，最終因被認定為“行業自律范疇”駁回，個體對抗模糊規則的維權通道基本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