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曾慶紅去四川出差時看望萬海峰：感謝您當年保護我父親

80年代末，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去四川出差時，專門抽空去看望了時任成都軍區政委的萬海峰。曾慶紅誠摯地對萬海峰說：“感謝您當年對我父親的保護。”臨別之際，曾慶紅還贈送給萬海峰一塊上海牌手表，留作紀念。

曾慶紅

曾慶紅之所以要感謝萬海峰，是因為在60年代末的“運動”時期，萬海峰保護過曾慶紅的父親曾山，今天帝哥就來說說這段故事。

1968年4月，在唐山駐軍某部任副軍長的萬海峰，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委派，以軍代表的身份，率領一個由7名干部組成的軍代表小組，進駐內務部（國家民政部的前身），執行“三支兩軍”任務。

當時“運動”正處于高潮時期，極左思潮席卷全國，“全面內戰”的派性斗爭惡性發展，到處都充滿了火藥味。內務部也不例外地陷入了混亂的境地，正常的工作已無法開展，部里的造反派們堅決要打倒內務部的“頭號走資派”——部長曾山。

4月9日，萬海峰一行剛剛進駐內務部，就被造反派們來了個下馬威，迎接軍代表小組的是一片震耳欲聾的“打倒民政系統頭號走資派曾山！”“反對保皇派！”“不革命的滾到一邊去！”的口號聲浪。造反派們認為軍代表小組肯定是來給“革命”潑冷水的，因而對萬海峰等人采取了冷漠的敵視態度，沒有一個人幫助他們騰房子、搬行李。面對這種狀況，萬海峰坦然地對小組的人說：“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干！”

萬海峰

隨后萬海峰立即召集軍代表小組開會，宣布約法三章：

一、全體軍代表在生活上嚴格律己，一切自理，不增加機關工作人員的半點負擔；一律到大食堂就餐，非公事不準乘坐機關的小車，不準挪用內務部的任何公物，不準接受任何人的請吃饋送。樹立起廉潔奉公的形象，首先從紀律上取信于民。

二、對兩派群眾一視同仁，不分親疏，待人處事堅持公道正派的作風。

三、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看待正在接受審查、批判的領導干部，重證據而不輕信流言。軍代表小組任何成員不得在群眾場合輕率表態，不亂下結論。

規章制定以后，萬海峰率先垂范，軍代表小組在他的帶領下，憑著模范執行紀律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逐漸取得了群眾的信任，在內務部站穩了腳跟。

萬海峰（左）

對于造反派強加在曾山頭上的一個個罪名，萬海峰是不相信的：從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萬海峰所在的部隊一直戰斗在華東地區，他對曾山是了解的，這位在華東地區為根據地建設和革命戰爭后勤保障工作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老革命，怎么可能會在頃刻間就成了“反革命”呢？

不久以后，萬海峰與曾山進行了第一次談話。曾山坦誠地說：“我自己的情況，組織上是清楚的。我對個人的去留得失在所不計，也做好了返鄉當個農民的思想準備，唯一擔心的是內務部的混亂局面，將使黨的事業受到難以挽回的損失。”

萬海峰平心靜氣地闡明了黨的干部政策和軍代表的原則立場，然后誠懇地對曾山說：“你相信黨和群眾，實事求是地講清自己的問題，相信最終會有正確的結論。”

這天曾山回到家后，興奮地對老伴鄧六金說：“今天，軍代表找我談了話，我的問題澄清有日，內務部的秩序恢復有望！”

曾山

造反派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看到軍代表小組對于批斗曾山這個內務部的“頭號走資派”態度很不堅決，決定給他們施加壓力。造反派一面散布“軍代表對造反派支持不力”“對這場革命熱情不高”等言論，一面竭力鼓吹“走資派還在走”“變色龍還在變”，號召群眾更加頻繁地發起對曾山的批判，甚至專門組織了“揪曾兵團”，企圖將批斗升級。

萬海峰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遵照黨中央對于批判領導干部的有關政策，嚴格規定：對曾山的批斗，必須遵循“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則，讓曾山坐著接受批判，絕不允許動手打人，不準搞“噴氣式”。即使這樣，萬海峰仍不放心，每次開批斗會，他都要親臨現場，嚴格維護這些政策規定。在軍代表小組的悉心保護下，曾山在大小數十次批斗中，沒有一次被打過，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

黨的“九大”前夕，周恩來希望能有一大批老干部出來工作。為了使曾山能參加“九大”，萬海峰遵照周恩來的意圖，積極推舉他當“九大”代表。造反派卻搬出“叛徒”“逃兵”“大地主”等罪狀，試圖阻撓曾山當“九大”代表。關鍵時刻，萬海峰動員全體軍代表，以大量事實逐一澄清了歷史真相，推翻了強加在曾山頭上的罪名，終于使整個內務部取得了一致的認識。在最后的選舉大會上，曾山以全票當選為內務部的“九大”代表。

曾山（左）

當萬海峰向周恩來匯報內務部的選舉結果時，周恩來高興地說：“曾山是當年江西蘇維埃的第一任主席，這樣的老同志理該當選“九大”代表，你們的工作做得好。”他還號召中直各機關要向內務部學習，做好各派群眾的工作，盡量多選出一些老同志當“九大”代表。

1969年下半年，由于中蘇邊境沖突加劇，北部邊陲形勢嚴峻起來。為充實部隊，加強北線邊防建設，萬海峰奉命調回某軍任軍長。萬海峰在臨行之前，專門向接任的軍代表交待，必須繼續關心保護好內務部這批為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干部。萬海峰回到部隊后，仍然懷著深厚的階級感情，時時牽掛著曾山及其一家。

1972年4月，曾山因心臟病猝發逝世，鄧六金也因過度悲痛住院治療。萬海峰得悉這一消息后，專門抽出時間趕到醫院慰問，并勸鄧六金保重身體，教育孩子們繼承曾山的遺志。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北京的家家戶戶都想方設法在室外搭建臨時防震棚，鄧六金及其子女既無財力，又缺勞力，防震棚遲遲搭建不起來。此時已調任北京軍區副政委的萬海峰得知曾家那幢年久失修的古老的四合院岌岌可危，當即指示軍區管理部門派人攜帶木料，為鄧六金搭起簡易的防震棚。

萬海峰

1982年，萬海峰調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雖然遠隔千里，他仍惦念著鄧六金一家。每逢赴京參加中央或軍委召開的會議，萬海峰總要抽空去探望鄧六金一家，力所能及地在生活上給予關懷和照應。

曾有人問萬海峰：“你離開內務部都十幾年了，為什么仍然如此關心這些干部的遺屬？”

萬海峰淡然一笑說：“沒有老一輩革命家打下的江山，哪有美好的今天，哪有我們這些后來人呢？今天，我們生活好了，就更要關心他們和他們的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