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齊白石自覺的平民意識，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內容提要:在齊白石研究中，齊白石的農民身份是大家的關注點之一。不少論家為了提升齊白石藝術的價值，把他的藝術朝文人精英藝術靠攏，以為是提升齊白石身份和其藝術價值的做法。但齊白石的藝術地位卻恰恰是他自覺而強烈地保持他自己的平民身份，并與文人群體保持距離的結果。齊白石也正因為這種平民的自覺意識而成為以藝術大眾化為基本特征的20世紀畫壇的杰出代表。
關鍵詞:齊白石 平民意識 大眾化

文/林木

林木，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在齊白石的研究中，人們注意到齊白石的木匠出身，注意到齊白石的農民出身對他的繪畫題材乃至趣味的影響，但齊白石進入精英藝術家頂尖層次之后，他那種以平民身份自矜自傲，并因此而與時代共振的平民意識卻并未引起研究者們的重視。

齊白石所繪胡沁園像

齊白石早年的生活是凄苦的，直到27歲遇到胡沁園老師止，他一直過著地道的農民和木匠的貧困生活，盡管此后他的才華被若干文人賞識，他自己也參與吟詩作畫的風雅行列，甚至還當過當地“龍山詩社”的社長，以后也一直躋身文人之列中。但與現代畫史上不少也是出身于農民的家庭，可是一當上畫家便西裝革履，紳士味十足與其農民家庭絕然無緣的人大不相同的是，這位“鄉下老農”(陳師曾語)，這位木匠卻從來非但不羞愧、不隱諱自已卑微的出身，而且還時常公然以此相標榜，自矜自傲，這就非但在中國現代畫史上極為獨特，在幾乎整個中國美術史上也屬罕見。齊白石刻了一大堆印章，如“魯班門下”、“木人”、“杏子塢老民”、“尋常百姓人家”、“星塘白屋不出公卿”、“湘上老農”、“白石草衣”、“吾草木眾人也”、“吾少也賤” 等等堂而皇之地蓋在自己的畫上，以表明他這種以平民自矜的態度。作為一個畫師，齊白石十分清楚自已的地位，“潑墨涂朱筆一枝，衣裳柴米賴撐支。居然強作風騷客，把酒持螯夜詠詩”。有趣的是，齊白石絲毫不以自己的平民身份為恥，不以賣畫為俗，反倒為“強作風騷客”，亦即脫離了自已普通農民的低下地位而涉足風雅文人隊伍而自嘲。請注意此話的心態背景：即自已本非文人，憑勞動自食其力而已，也“居然”混跡“風騷客”中，覺得有些尷尬。深入骨髓的農民意識和以之自矜的心態甚至令齊白石說出了一段中國美術史上聞所未聞的極為精彩的奇論來：

“余有友人嘗謂曰‘吾欲畫菜，苦不得君所畫之似，何也?’余曰：‘通身無蔬筍氣，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1]

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齊白石 朱文 壽山 3.9x3.9x4cm 1933年 北京畫院藏

魯班門下 齊白石 朱文 青田 3.5x3.6x4.8cm 1922年 北京畫院藏

木人 齊白石 朱文 青田 1.5x1.5x4cm 1925年 北京畫院藏

湘上老農 齊白石 白文 壽山 2.3x2.5x2.7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白石草衣 齊白石 白文 青田 2.3x2.5x4.7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尋常百姓家 齊白石 朱文 青田 3.2x3.3x6.9cm 1940年 北京畫院藏

我生無田食破硯 齊白石 朱文 青田 2.3x2.2x4cm 1898年 北京畫院藏

自古文人隱逸們有 “山林氣”、“士夫氣”、“書卷氣”，有“逸氣”，有無倪迂(倪瓚)逸氣而學倪終成畫狗之論，但何曾來個與這類雅逸超然不食人間煙火的士大夫文人隱逸們風馬牛不相及之“蔬筍氣”呢?清人方熏說，“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所能挽”。時代的演進在齊白石這個“蔬筍氣”上體現得何等的鮮明!與揚州八家和上海畫派那些從士大夫文人高高在上的對人民的同情和憐憫的雖然進步的(從歷史角度看)性質不同，齊白石本身就是個平民，是個地道的農民和木匠，所畫又純系平民百姓自身的真實感情，這就是齊白石“蔬筍氣”與那些盡管不無進步的古代文人們的一個時代性的質的區別。

白菜冬筍 托片 紙本設色 136.5x33.5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凌文淵題簽樊增祥書白石潤格樊增祥 軸 紙本 32x135.5cm 1903年 北京畫院藏

凌文淵題簽樊增祥書白石潤格(局部)

而齊白石事實上身在文人精英堆里，卻的確在頑強地保持著他的農民的習慣。他一生節儉質樸，認為作畫不過就是一種謀生的勞動，一如過去家里種田。故有詩云“筆如農器忙，硯田牛未歇”，又有印文“我生無田食破硯”。他從當木匠時就以手藝換錢度日，當畫匠給人畫像時也是按工細與否，形似與否而按質論價，畫畫賣錢，理有固然。“六軍難壓小兒啼，白日鳴雷肚里饑，妻妾安排鍋里煮，老夫扶病畫山溪”。齊白石滿意于這種作畫謀生的“生意”，對忙不過來的“我的生意”十分高興。這位從來就憑手藝掙錢的手藝人并沒有一種以畫賣錢的士大夫們源于清高的尷尬，齊白石沒有士大夫們常有的這種商業性心理轉換的過程。如果說鄭板橋公開挑在鋪面上的“潤格”得到的是對這位風流倜儻之士的“此老風趣”評價，而鄭板橋對自已的賣畫評價則是“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筆墨為糊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那么名士樊樊山在西安給齊白石寫的親筆“潤例”：“當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則是齊白石心安理得謀生的真正保證了。如果說揚州八家及海派畫家們已經開拓了繪畫的商業市場而使繪畫朝民眾的需要傾斜的話，那么，在齊白石這里，作畫為主顧的需要則是一件十分自覺的事。為了服務于顧主，20來歲的齊白石就知道，“說話要說人家聽得懂的話，畫畫要畫人家看見過的東西”。他年輕時為了適應顧主之需，人家要工細的就畫細的，要畫美的就畫美的。因其當時無名，人家不要他題款，他也不在乎，“只是為了掙錢吃飯，也就不去計較這些”。他38歲時也曾經為了一位鹽商之需而畫六尺中堂12幅色彩濃艷的《南岳全圖》而獲320兩銀子的巨額報酬。而當“吾畫山水，時流誹之，故余幾絕筆” 。市場的需要對齊白石作畫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齊白石，尤其是年輕時的齊白石對主顧的不得不尊重，大概超過了古代絕大多數的畫家。當一家14口人要活下去的時候，當其一家人窮得吃野菜、燒松明的時候，“主顧就是上帝”這句商品經濟的口號，在齊白石這兒決不僅僅是一句口號。這種“普羅主義”的傾向在齊白石這里并非某種觀念和思潮的影響，當然也不是對某種先進理想的追求，這不過就是齊白石的真實的生活，及由此而來的他的藝術的真實。齊白石這種商業性的唯顧客之命是從的做法似乎有違藝術之旨。但一個巧合是，齊白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的主顧主要是像他一樣的普通平民。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普通平民的齊白石，和這千千萬萬喜歡他畫的平民一樣，具有相似的感情、愛好和對生活中大致相似的他們認為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例如齊白石那種自始至終的對事物細節，哪怕是細徵末節的孜孜不倦的強烈興趣，就是相當普遍的普通人的興趣，是一種文人畫所忌諱所排斥的低級趣味。變法以后的齊白石已經逐漸地克服自已的這種趣味。例如他60歲以后所創的著名的貝葉工蟲形式就是如此。齊自稱，“一般人都喜愛工筆貝葉，他們不知道大筆的貝葉才能得貝葉的真精神。生長樹上的貝葉哪能把紗樣的葉筋看得清楚呢”?但是，胡佩衡說，“因為一般人沒有見過真貝葉，又喜歡欣賞工細作品，所以，老人畫大筆貝葉極少”。齊白石的工筆貝葉，葉脈勾筋是以極細之筆象勾紗似地精細勾出的，其配置之細筆草蟲亦極細膩，反倒成為齊白石所創的一成功樣式。一些奸商因工筆草蟲價很高，干脆就在齊白石的寫意真跡上添加細筆草蟲。從一定程度上看，齊白石的這些工細強化到本要用放大鏡才能觀察的花、葉、草、蟲，不就是群眾逼出來的一種創造么?當然，更準確地說，應是本身屬于普通民眾的齊白石和與他同屬一階層的民眾的共同的創造。而到晚年，名氣越大，他的畫賣的價越高，服務的對象也逐漸變化，但此時的農民身份的齊白石已經不允許此類顧客指定作畫了。齊白石在晚年之潤格榜上分明寫到“指名圖繪，久已拒絕”。抗戰期間，又干脆打出了“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字樣。保持農民習性與個人品格一生的齊白石始終在其作品中維系著平民審美的獨立品格。

老鼠偷油 齊白石 軸 紙本設色 136x33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

齊白石的這種平民的傲骨直接體現到他對官僚們的厭惡上。6歲從其母親那里接受來的官場無好人的想法使他“一輩子不喜歡跟官場接近”。就是他的恩師王緗綺，湘潭名士，齊白石也因其屬官紳一類頗不自在。“我拜湘綺老人為師，可是我從來不肯對人說我是他的門人。因為王門達官貴人太多，不愿與之并列在門墻之下”。[2]齊白石因此脾性，還拒絕了清末名士樊樊山推薦他為慈禧太后當內廷供奉以代筆領六七品官銜的好意，也拒絕了好友夏午詒為其捐縣丞的想法，卻把夏的那筆捐官的兩千兩銀子挪為回鄉度日之用。“如果真的到官場里去混，那我簡直是受罪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齊白石更是在家杜門謝客，房門上了鎖，寫了很多的告示帖，就是不愿見官。這種不愿當官，不愿見官，討厭各種官僚的平民意識十分自覺，這又使齊白石和歷史上一些進步的文人畫家有著重大的區別。懷才不遇，嘆老嗟卑，是大多數古代文人畫家當官無著時的典型心態。“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倒霉的徐渭是如此，念念不忘其解元資格而被誣逐出官場的唐寅是如此，得意于其“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鄭板橋印文)經歷的被貶官的鄭板橋是如此，就連當安東縣令僅一月的吳昌碩，也不忘刻一方“棄官先彭澤令五十日”，及“一月東安令”的印章。盡管這些人都是歷代進步文人，都有同情民眾乃至自已落泊的歷史，但歷史時代畢竟大不相同了。以為作畫是俗事，“其實可羞可賤”的鄭板橋，和心安理得作畫賣錢絕不與官場打交道的勞動者齊白石的差別，正是歷史的差別。齊白石的這種看似不無自發的關于人人平等，乃至平民高于官僚的民主性觀念是時代的產物。正是這個追求民主的時代使他與歷史上這些“畫以慰天下勞人”(鄭板橋)的進步文人有著時代的質的區別。

秋荷 齊白石 軸 紙本設色 137.5x47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對自我價值的肯定，直接造成了齊白石藝術鮮明的個性特征。盡管齊白石如前所述對其平民主顧的要求總是盡可能予以滿足，但這種情況，往往以其相互的興趣上的大致一致為前提。齊白石的平民情趣可以和廣大民眾的趣味有著相當驚人的同一性，這不僅已經為世所公認，而且這點本身就是他成名的重要基石。但是，在涉及藝術原則，尤其是在畫壇的關系及地位上，齊白石卻是以強烈的自我甚至以狂怪著稱的。且不說齊白石憑他平民那套想法大畫其文人畫，蚊子、蟑螂、老鼠全入其畫中，已使高雅的文人畫壇大為驚駭，就是一些傳統題材他也畫得不同凡響，如《殘荷》在古人那里一向是寄其蕭索、沒落、冷逸、傷感之意的，而在一生熱愛生活的齊白石那里，殘荷也畫得那么飽滿、充實、熱情而得意。加之他那些大違常意的討厭官僚的態度，極度的懶于應酬，及農民似的生活習慣，使齊白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有“京師百怪”之稱，又有“燕山三怪”之名，齊白石則自稱“西城三怪”，而湘人楊度卻把齊白石列入“吾邑有四異人”之列。[3]齊白石有時也故作狂態。1930年的夏天，齊白石就偏要不顧盛夏酷暑，翻穿皮馬褂，手拿白折扇，折扇上有辭曰：“揮扇可以消暑，著裘可以御寒，二者須日日防，任世人笑我顛狂。”[4]

揮扇可以消暑，著裘可以御寒，二者須日日防，任世人笑我顛狂

齊白石不僅照了此像，還讓此像在照像館里公開陳列。其時齊白石已是名震京城的人，其狂態亦不脛而走。齊白石還有一方印章“湘上老狂奴”。可見，齊白石并非以一農民、木匠之卑賤身份小心翼翼老實巴交地在文人堆里混的下里巴人，他真是帶著他那套不太說得清楚來源的農民和木匠的平民自尊與自傲，不僅絕非仰望，甚至有些居高臨下地昂然屹立于精英林立的藝壇!齊白石的這種狂態也受到有識之士的理解與尊重。金息侯在把齊白石列入“燕山三怪”的文章中甚至對樊樊山和陳師曾提攜和獎勉齊白石的立場態度都有批評，以為是“樊陳仍以木工視之，故詩畫多獎勉;余獨視之若士大夫……余之重白石，過樊陳遠矣”。[5]其實，金息侯打這個抱不平亦差矣!他要把齊白石提拔到金自己所在的文人精英階層里去。其實齊白石又何曾愿意躋入這個他本來就討厭的“士大夫”群呢?“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不已經夠他驕傲了嗎?

正是因為這種強烈而執著的平民心態，給齊白石的藝術打上了鮮明的平民印記，使其在題材、技法、風格意味上都呈現出與士大夫文人畫趣味觀念大相徑庭的獨特風格特征。齊白石純芝與那位與他的名字都相似的他的叱咤風云的偉大同鄉一樣，其本質就是農民。然而，正是這樣的農民而非其他人，在以農業社會為其基本特征的中國這塊舞臺上，各自都登上了各自領域的巔峰。這本身不就有耐人尋味的深刻意義在其中么?

注釋：

[1]本文所引齊白石事跡及話語，除特別注明外，均引自《白石老人自傳》，齊璜口述，張次溪筆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10月。

[2]盛成《齊白石》，載《逸經》第18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3]齊白石63歲題畫白菜，載《齊白石談藝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4]以上幾種說法見《逸經》第18期(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日)所載盛成《齊白石》和陸丹林《齊白石雜譚》兩文。文中所記齊白石詩、文、書、畫及其生活習性怪誕者甚多。

[5]見林浩基《彩色的生命：藝術大師齊白石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9月版。

(編輯：羅元欣，本文選自《齊白石研究》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