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
明朝，可能是中國古代，普通老百姓過得最爽、最有錢、最敢想敢干的時代。
我這可不是瞎講哈！
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廣州生活過的洋人費爾南在《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中，是這樣記錄大明的：
廣州城里的統治官員命令調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每天光是豬肉就要消耗五六千頭，要不是有很多人吃雞鴨和大量的魚，豬的消耗量將達一萬或一萬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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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言快語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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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我的國一起復興
一天吃五六千頭豬是個什么概念？
明朝時一頭土豬大約能出肉60斤。廣州一天要吃五六千頭豬，折合下來每天的豬肉消耗總量，是30萬斤左右！
當時廣州的戶籍人口才60萬人，這意味單單只是豬肉，在明朝時每個廣州人每天，就能分到半斤，約250克！
順便提一嘴，2022年《中國居民膳食指南》每天建議的食肉量，才75克。
但是，豬肉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西班牙人拉達在《記大明的中國事情》里，不僅詳細的記載了明朝中國沿海閩粵地區各種家禽的一百零八種吃法。
在提到廣州城時，他還引用當時的商賈數據，說廣州每天要消耗一萬只雞，一萬兩千只鴨...
咱就講，明朝人的這個“肉”，是不是吃得有點太過分了？就這個量，咱們三十年前就不敢想啊！
但很可惜，這大概率是真的。
有個叫陳舜的明末廣東人，在自己寫的《亂離見聞錄》中是這樣回憶的：
我生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時，父母二十三歲。當時廣東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幸福。
我家住在海邊，是魚米之鄉。一斗米不到二十錢，一斤魚才一二錢，檳榔十顆只要兩文錢，一斤肉、一只鴨子只要六七文錢，一斗鹽三文錢，百般平易。就是窮人也能幸運地借此平安生活，徭役和賦稅的負擔都很輕。
當然，這樣的“安逸滋潤”不僅僅只是局限在南方沿海。
根據《宛署雜記》、《萬歷會計錄》等晚明史料，以及明史專家高壽仙的《明萬歷年間北京的物價和工資》，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連串顛覆常人認知的“恐怖數據”！
比如，萬歷二十年（1592年）一個北京普通老百姓個人年收入的中位數大約在十兩銀子。
十兩銀子能買個啥？
他能買1530明斤的大米，換算一下，就是1820斤大米；
也可以買面1250明斤，即1488斤；
還可以買豬肉500明斤，即595斤；
或者牛肉667明斤，即793斤；
這一連串數據意味著什么？
這意味著，一個五口之家，只要有一個男人出去做工，就能做到一天三頓有米有肉！
這意味著一個街頭挑擔的小販，一天賺二三十文錢，就能舒舒服服過一天，晚上還能“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
這不是文學想象，這是明末筆記《樵史通俗演義》里的白紙黑字。
注意了，上面這些還不是廣州、北京這種大城市的特權。
山東人丁耀亢寫詩回憶：“神宗在位多豐歲，斗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
河南的記載更絕：鄉下老農，年底能穿著絲綢衣服，騎著馬去赴宴，出個一百文錢，就是宴席上的上賓了...
物質極大滿足之后，人會干嘛？溫飽思淫欲。這是人性。
你敢想？中國歷史上最“三俗”的一批小說，全集中在明朝。像《金瓶梅》《肉蒲團》這些就不說了。故事性極強的“三言二拍”，里面大量的x描寫，在其他朝代那絕對罕見！
這僅僅是情欲嗎？不，這背后是整個社會倫理的松綁。
為什么“餓亖事小，失節事大”這種理學口號，在明朝喊得最響？解釋學有個原理叫“倒著看”：一個時代越是拼命強調什么，往往說明它最缺什么，或者正在被猛烈沖擊什么。
明朝就是。經濟發展了，市民階層壯大了，大家手里有錢了，誰還愿意被那些僵化的破禮教捆得亖亖的？
于是，你看到：
老百姓膽大包天——發現貪官惡人，茶樓酒肆編點小曲、話本子去明著懟，那就是家常便飯。他們甚至自己綁了送京城。有人敢拿著木棍去敲太子的頭。甚至還有妓女溜進宮里，找太監討嫖資！
當官的更是“狂”沒邊了——明朝言官的最高理想，就是在金鑾殿上一頭撞亖，名垂青史。文官集團不愛動口愛動手，當朝打架是家常便飯。最著名的一次，大臣們直接在朝堂上，把錦衣衛指揮使馬順給活活打亖了，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嚇得想跑，被于謙一把拽住：“你不下旨赦免他們，今天就別想走！”
這種從上到下的“叛逆”和“放縱”，根源就是經濟基礎變了。
當打工比種地賺錢，當小販比考功名還滋潤時，傳統的等級制度就開始松動。
人的思想，怎么可能不開放？
問題來了：明末這種驚人的物質繁榮，錢從哪來？
答案就一個：全球化。
這才是理解明末所有問題的核心。當時，西班牙人在美洲挖出了巨量白銀，通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像洪水一樣涌入中國，來換取我們的鐵器、絲綢、瓷器和茶葉。歷史學家估算，200多年里，全球三分之一的白銀，流進了大明。
這筆龐大的現金流，直接大明的工商業瞬間起飛。
蘇州、杭州的紡織工坊徹夜轟鳴。當時整個江南從事紡織的婦女就有340萬，加上男性可能破500萬，棉布年產量達到了駭人的5000萬匹，相當于工業革命初期西方總產量的近兩倍！
河北遵化、廣東佛山的煉鐵高爐更是晝夜不歇。得益于焦炭煉鋼和大型高爐的成熟應有，在16-17世紀的整整兩百年間，大明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鋼鐵大國” 。
對此，西方經濟史學家羅伯特·艾倫就研究估算，明代中國在萬歷年間的鐵年產量，就已經高達15萬至20萬噸，這個數字是一百多年后歐洲工業革命前夕鋼鐵總產量的1.5倍，是清末中國的3倍！
龐大的工業規模，催生的是商業的繁榮。
當時，一個殺豬的屠戶，年收入就能達到36兩白銀，是縣官年薪的80%！賣醬的小商人，資產能達到千萬，比內閣大學士還有錢。
但是致命的問題來了，當時海量的白銀并沒有均勻地滋潤整個國家。它的絕大部分，被一個又一個的豪商、權貴們，像海綿吸水一樣給揣兜里了。
這么多錢，不可能放著發霉。
但是在長達兩百多年的商業開拓之后，到明末時國內外市場已經高度飽和！除非出現類似“工業革命”這樣的技術大爆炸去打破現有格局，簡單的復制擴大生產規模，已經無利可圖。
明末的“有錢人”，選擇了三條路：
第一，兼并土地，蚊子腿小也是肉；
第二，放高利貸，利息高到30%，一次就能讓中產之家破產；
第三，囤起來，藏進地窖，不進入流通，人為制造“銀荒”，抬高白銀單價；
于是，魔幻的一幕出現了。
因為明朝的稅收主體還是農業稅，這就導致了最有錢、最該被納稅的商人集團，反而可以合法避稅。
他們納稅的稅率常年只在3%左右徘徊，稅額貢獻率只有5%！
農民就慘了。
不僅要承擔國家稅收總額的75%，同樣是“種地”，那些藩王、有功名在身的老爺們，還有免稅特權，這等于變相的給農民加稅！
不過，好在明朝的農業稅本來也不高，一畝地只征糧0.0344石，差不多三十畝才征收一石。
而在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有記載，明代哪怕最貧瘠的土地，一畝最少都有一石多的收成，三石算是高產，江南一些良田，甚至有接近五石的。
也就是說，只要手上有地，農民的日子雖然辛苦點，但其實也不賴。
但好亖不亖，從萬歷年開始，張居正搞改革了。
他嫌各地的稅物轉運成本太高，就廢除了實物稅，規定“以足色白銀納稅”，老百姓手上哪來的這么多足色白銀？那只能向地主、權貴們兌換了。
但那幫子東西，心肝可黑了！
平時兌換收點“手續費”啥的就算大善人了，為了抬高銀價，他們把銀子囤起來，人為制造“銀荒”，瘋狂貶低農民手上的銅錢價格，那就是家常便飯！
但就這，他們還嫌賺的不夠。
買地、放貸這些黑了心的操作，那都是弟弟了。為了讓自己手上的海量白銀“周轉”起來，他們甚至開始替朝廷養反賊，強行擴大消費市場！
從萬歷年開始往后，基本上每一次叛亂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們的身影！
到明末時，他們甚至搞出了“南北海陸兩線”的資敵商路，他們大量販賣糧食、布匹、鐵器甚至是制式火器、盔甲到草原、遼東！
大明的財政被掏空；
億萬的百姓被破產；
連綿不絕的戰爭，讓他們的工坊晝夜不歇，銀子像流水一樣的進了自己的腰包！
最終，一場西北的旱災，成了點燃火藥桶的星星之火。
而引爆一切的火藥，早在白銀滾滾流入、市井縱情享樂、財富瘋狂集中的幾十年里，就已經填滿了這個帝國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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