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就李嘉誠家族企業長和旗下子公司經營的港口特許經營權合同作出裁決,判定克里斯托瓦爾港和巴爾博亞港的特許經營權合同違反該國憲法。
距離判決生效尚不足月,巴拿馬政府的行動已從“法律裁決”轉向“實質接管”。2月23日,政府人員強行進入兩座港口,全面接管行政及營運控制權,并禁止長和子公司代表入內。此舉標志著巴拿馬政府已實際完成對兩座貨柜碼頭的控制,而接管者馬士基與地中海航運的介入,更讓事件背后浮現出復雜的國際勢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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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港口的特許經營權合同最早簽訂于1997年,2021年續約25年,原定到期時間為2046年后。
然而,25年前的首次簽約與2021年的續約均未被指違憲,偏偏在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將地緣戰略重心轉向美洲后“突然”違憲。這種時間節點的巧合,很難不讓人懷疑其背后的政治動機:先設定搶奪關鍵航道港口的目標,再尋找“莫須有”的理由推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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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港口被強行接管的局面,長和集團能采取的直接手段有限,畢竟港口位于巴拿馬境內,無法遷移或拆除,目前最可行的路徑是國際仲裁。
今年2月初,長和已啟動對巴拿馬的仲裁程序,要求撤銷違憲裁決、歸還港口經營權并尋求賠款,但這場涉及一國政府的仲裁案能否成功,仍存在諸多變數。
首要難點在于案件的復雜性。巴拿馬港口爭議不僅涉及基礎設施所有權和經營權,更牽涉全球關鍵航運樞紐的戰略價值,以及多國政府或明或暗的參與。
國際仲裁庭在處理此類敏感案件時,往往難以完全剝離政治因素。巴拿馬政府背后可能存在的外部壓力,以及仲裁庭自身對大國博弈的考量,都可能影響裁決的公正性。即便仲裁庭試圖保持中立,外部勢力的干預風險仍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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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便仲裁勝訴,執行難度同樣巨大。
勝訴是執行的基礎,但勝訴不意味著必然執行。假設仲裁庭頂住壓力,作出有利于長和的裁決(如確認特許經營合同有效),巴拿馬政府仍可能選擇不履行。
對巴拿馬而言,得罪美國的代價遠高于損害國際名聲和營商環境,美國作為地緣博弈的關鍵方,其施壓能力遠超一份國際仲裁裁決。因此,巴拿馬很可能選擇無視仲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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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唯一可能改變局勢的變量是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訪華。
3月31日至4月2日,特朗普計劃對中國進行訪問,兩國元首會晤勢必涉及地緣政治議題。若雙方能就巴拿馬港口爭議展開討論,或許能為事件帶來轉機。
但這種可能性取決于多重因素:美國是否愿意在訪華前調整對巴拿馬的政策立場,中國如何在此類涉及第三方國家的爭議中發揮作用,以及雙方能否找到平衡各自利益的解決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擅長在談判中爭取利益最大化,中國則需在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與避免地緣博弈升級之間找到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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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巴拿馬港口爭議本質上是全球航運格局變化與大國地緣競爭的縮影。隨著全球貿易重心東移,關鍵航道和港口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圍繞其控制權的博弈也愈發激烈。
長和集團作為跨國企業,在此類爭議中往往處于弱勢——既要應對東道國的法律與行政手段,又要承受大國博弈的間接壓力。而國際仲裁作為解決跨國商業爭議的主要機制,其局限性在涉及主權國家時尤為明顯。
對于長和而言,當前最現實的策略是繼續推進國際仲裁程序,同時通過外交渠道爭取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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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際社會來說,此案也再次提醒:在全球化深度發展的今天,跨國企業的權益保護不僅需要完善的法律框架,更需要大國間的戰略互信與規則共識,否則類似“法律裁決”背后的政治博弈,仍將在關鍵航道與戰略資產的控制權爭奪中反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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