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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開局,靠什么實現增長?|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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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Thinking

Alone

02.27.2026

第07錄

總第98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十五五”開局,靠什么實現增長?》

如何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7錄 編者按

在“十五五”即將開局、國家錨定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關鍵節點,中國經濟正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應對發達國家技術遏制的雙重考驗。如何在新一輪全球科技與產業博弈中突圍,成為關乎發展全局的時代必答題。

文章深刻指出,破解發展困局的核心在于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并創新性地提出了由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支持構成的科技進步“三駕馬車”理論。鄭永年教授呼吁,應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陣地推進“塊塊改革2.0版”,并通過“香港+”模式、粵港共建北部都會區及規則機制一體化這“三步走”戰略,率先破除城市間各自為政的壁壘,建設大灣區共同市場。

*本文根據鄭永年教授在2026年2月24日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產業融合與政策創新”分會場上的主旨發言整理擴充而成,原標題為《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與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建議》,將分為上下兩篇,本文為上篇。

01 “十五五”開局:

靠什么實現增長?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對國家的發展來說很為關鍵。到2035年我們要基本上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這一目標有諸多指標,但最為重要的經濟指標已經出來了,即到2035年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個任務很艱巨,需要實現年均5%的增長。我們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十分龐大,并且數量型的經濟增長已經沒有空間了,因此要達到這個增長率實在不易。靠什么實現增長?很簡單,一靠新技術的出現,二靠新技術應用所產生的新產業,三靠新技術對老產業的賦能而實現產業升級。

世界經濟史表明,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依靠的要素有很多,包括廉價的勞動力和人口紅利、廉價的土地、不那么嚴格的環保政策,更為重要的是來自發達經濟體的成熟的技術。所謂的“后發優勢”很重要,發達經濟體需要開拓市場,而后發展中國家則需要發展,兩者的結合造成了巨大的發展動力。在這個階段,只要政策對頭,一個經濟體便可以比較容易地從低度發展躍升到中等收入水平。

但是,從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則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里存在著一個一些經濟學家們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世界銀行發布的《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基于對過去半個世紀的觀察,發現各國隨著財富增長,通常會在人均GDP達到美國年度水平的10%左右時——相當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個“陷阱”。這一水平處于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國家的中段位置。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歐盟,要么得益于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2023年底,108個國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組別,其年度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間。這些國家共有60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占全球極端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二;其在全球的GDP占比超過40%,碳排放占比超過60%。與以前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這些國家面臨著遠為艱巨的挑戰:人口迅速老齡化,發達經濟體保護主義抬頭,以及需顧及加快能源轉型的需求。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的報告提出了發展中國家進入高收入行列的“3i(投資、引進和創新)戰略”。根據各自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需要采取有序的、逐步復雜化的政策組合。低收入國家可以只專注于旨在增加投資的政策,即1i階段。但一旦達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國家就需要換擋,將政策組合擴大到2i階段:投資和引進,這包括采用國外技術并將其推廣到整個經濟中。達到中等偏高收入水平后,國家應再次換擋到最終的3i階段:投資、引進和創新。在創新階段,發展中國家不再只是借用全球技術前沿的理念,而是推動前沿技術的發展。

在我看來,世界銀行的建議比較適合中小經濟體,并且有一個前提條件,即發達經濟體對這些經濟體保持開放,既容許發達經濟體的先進技術不中斷地流向這些中小經濟體,也同時對這些中小經濟體開放市場。應當說,這也是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成功的路徑。

盡管世界銀行的開放建議也非常適合中國,但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想繼續通過引進技術而把自己從中等收入水平提升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則沒有可能性。這里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技術因素,即一個超大經濟體不可能依賴從發達國家而來的技術而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實際上,過度依賴西方技術是很多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主要原因。誰都希望有新技術的發現,但即使在發達的國家,新技術的發現是一個極其困難和漫長的過程。當新技術缺失的時候,這些經濟體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二是地緣政治因素,即發達國家出于地緣政治的考量而禁止技術出口。

今天的中國就面臨這種情況。我們已經從低度發展躍遷為中等收入水平,并且已經接近發達經濟體水平。但是,要成為中等發達經濟體的水平還有相當的距離。并且,今天的地緣政治環境對中國極為不利。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和一些西方)不僅禁止高端技術出口中國,而且更進一步動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手段來遏制中國本身的技術進步。


上海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園區,中國政府已投入逾1500億美元,致力于推動國內尖端芯片的自主研發(圖源:紐約時報)

02 如何實現技術進步

和產業升級?

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實現技術的進步及其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呢?近年來,我們提出了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概念。我們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個現象,一種結果,其核心問題是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我們提出了科技進步的“三駕馬車”理論。通過對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現在的科技革命的研究,我們發現,一個國家要實現技術突破,必須同時具備“三駕馬車”:第一,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要有人能做出從0到1的原創成果;第二,強大的應用轉化能力,把這些成果從1變成10、從10變成100;第三,充足的金融支持,讓科研和產業都能獲得持續的資金投入。

1

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

基礎科研大部分屬于獲得諾貝爾獎那樣的基礎研究。它不是資本密集型的。哪一個諾貝爾獎是資本主導出來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那么就是興趣密集型,科學家們自由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就行了,科學發展有自己的邏輯。基礎科研基本上由大學和科研機構主導。不過,今天的很多大企業也進行基礎研究。就今天的地緣政治而言,基礎科研會受到影響,但影響是可控的。大多基礎科研屬于“思想”階段,很少有國家能夠禁止“思想”的流動。

2

強大的應用轉化能力

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盡管今天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也重視技術轉化,但大學和研究機構本身不是企業。應用技術轉化是資本密集型的,需要很多的投入。應用技術競爭是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國家間互相封殺的大多是應用技術。

3

充足的金融支持

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都需要足夠的金融支持。二戰之后,美國在基礎科研領域投入巨大,吸引了大量的國際人才。在應用技術領域,美國發明了風投。政府不能用納稅人的錢來做風險大的投資,傳統銀行也不能拿著人家的存款這么做,只有風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金融很重要。不過,我們對金融的重要性認知還不足,對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沒有解釋透。我們不能把金融跟實體經濟區分開來,更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像美國那樣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過度虛擬化,我們必須避免,要以最嚴厲的舉措來防止出現類似的情況。但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出現了問題也并不等于我們不強調金融了。二戰以來,美國大量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基于科技之上的實體經濟大都是用金錢“砸”出來的,也就是風投投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迫切需要催生實體經濟的金融,而要避免摧毀實體經濟的金融。前者是好金融,后者是壞金融。猶太人在國際社會搞的是壞金融,而在以色列搞的便是好金融。


1929年10月24日,紐約《布魯克林每日鷹報》頭版。經濟蕭條,華爾街崩潰,一片恐慌(圖源:BBC)

在國際層面,金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如果缺少了金融,經濟就沒有足夠的血液。歷史上看,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只有兩個,19世紀是英國,20世紀以來是美國,這兩個國家都有強大的金融系統。因為金融是世界經濟的血液,我們要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國,就要看血液流到哪個角落。日本曾經想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金融大國,德國也曾經想過,都被美國打壓下去了。不過,今天的美國很難再像對待日本和德國那樣對待中國了。所要強調的是,在國際層面,我們同樣要避免壞金融,踐行好金融。也就是說,金融要輔助當地國家發展實體經濟,而非把金融成為收割當地韭菜的工具。

中國下一步能不能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不僅要看實體經濟,而且也要看金融;沒有金融,中國經濟,無論是內部的可持續發展還是走出去,都會變得很困難。

我們提出來的“三駕馬車”理論完全契合和支撐我們國家近年來提出來的“新質生產力”理論。十五五規劃已經把建設“教育強國”“科創強國”“人才強國”一起來論述,同時國家也早已經提出來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其中“科技金融”又是“金融強國”的重中之重。不難發現,這四個“強國”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教育關乎基礎科研,科創關乎企業,金融關乎支持,而人才貫穿其中。只有這“四個強國”的一體化,才能真正實現產學研一體化。

03 有了目標,怎么落地?

目標有了,關鍵在于落地落實。就落地來說,現在的情況并不理想。有關部門和地方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都很難把這四者融合起來。各個部門各干各的,互不關聯,又缺乏有力有效的協調機構,落實呈現出局部化、零星化、碎片化。為什么會這樣?很簡單,就是因為今天大的改革都是“條條”改革。因此,我們認為,我們需要再一次進行“塊塊”實驗或者“塊塊”改革。這是一種既保守又激進的改革。說其“保守”,是因為改革限制在特定的區域或者領域,失敗了風險可控,而成功了,則可以向全國推廣;說其激進,是因為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或者部門在一個地區或者領域進行一攬子的改革實驗,是一種系統總體協調的改革,而無需每一條改革都需要中央各個部委授權。

塊塊改革是包括廣東深圳在內的沿海經濟特區成功的經驗。但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簡單地重復此前特區經驗,而是需要“塊塊改革2.0版”。2025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塊塊改革應當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建設國際科技創新為目標。而前面所討論的產學研一體化便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內核。

在三大區域中,粵港澳大灣區具備最強大的比較優勢。即使在國際層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也具有很大的比較優勢。簡單地說,就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而言,一旦實現融合發展,那么就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強大的“三駕馬車”體系。


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已走進全球多地千家萬戶,圖為比亞迪電動汽車堆放在江蘇省蘇州市太倉港國際集裝箱碼頭上等著裝船(圖源:法新社)

就基礎科研而言,港澳和內地大學都具有自身的優勢,尤其是香港擁有5所QS排名前100的大學(其中三所QS排名前50)。把三地大學的基礎科研融合起來,那么就擁有了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基礎科研中心。就應用技術轉化而言,珠三角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技術轉化能力,這個區域擁有完整的供應鏈和產業鏈,什么都能生產,什么都能做得最好,量最大。就金融服務而言,香港依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并且具備運行風投的豐富經驗。如果大灣區的十一個城市各自為政,那么大家都有短板;但如果能夠融合發展,那么大灣區就可以充分發揮其潛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科創中心和經濟中心。

如何通過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產學研一體化而把大灣區建設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和另一個目標一起推進,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現在大灣區11個城市各自的比較優勢無法發揮而經常陷入惡性競爭,主要原因在于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到導致利益分配不均衡。

建設國家統一大市場既是我們國家早已經確立的目標,現在更是變得迫在眉睫。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是其內部制度崛起的外延。粵港澳大灣區就其經濟總量來說,已經超越美國的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而與日本的東京灣區相當。不要忘記,東京灣區已經集中了日本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了。并且,在創新領域,粵港澳大灣區也走在其它灣區的前列。如果說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是為了這個區域基于科技進步之上的經濟躍遷,那么大灣區共同市場建設意味著一整套全新的制度體系。大灣區的“一國兩制”背景決定了不同制度的融合可以產生巨大的化學反應,從而促成制度創新。

04 如何實現大灣區共同市場?

如何實現大灣區共同市場這一目標?我們認為可以分為三步走。


圖為港珠澳大橋橋頭,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粵港澳跨境交通基礎設施相繼建成,運營和在建的軌道交通里程超5400公里,“軌道上的大灣區”已成型(圖源:新華社)

1

通過“香港+”模式

率先實現區域的一體化

通過“香港+”模式率先實現橫琴-河套-前海-南沙的一體化。這四個區設置的初心是為了推進港澳和珠三角的融合發展。可以把國家層面的制度性開放,即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開放,放在大灣區先來實行。香港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歷來是高度國際化的,也是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盡管香港的政治前些年出現了嚴重問題,但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毫無問題。而澳門基本上和香港是一致的。因此,橫琴、河套、前海和南沙這四個地方不能各搞各的,而是應當參照香港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率先統一起來。內地幾個城市,尤其是廣州和深圳也有很多港澳所沒有的先進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特別在新能源、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則可以做加法。“香港+”模式可望在短期內就能確立一種套完整的規則規制體系。

2

廣東和香港合力建設

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

“一國兩制”并非人們所理解的“井水不犯河水”那么簡單,因為經驗地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時,“兩制”也并不意味著誰吃掉誰,而是通過互動和融合而產生一種新的制度體系。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可以成為偉大的制度實驗。對香港而言,北部都會區建設至少要解決香港所面臨的三大問題,即住房、產業和就業。根據規劃,北部都會區可以解決香港三分之一人口的居住問題,同時北部都會區也是香港產業孵化和解決就業的平臺。換句話說,對香港而言,北部都會區建設就是“再造一個香港”。

但是,現實地說,光靠香港的力量,北部都會區建設會變得非常之難。一是香港沒有像祖國大陸那樣的基礎建設能力。二是香港的產業發展已經變得非常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香港也經歷了類似英國和美國那樣的“去工業化”過程,因為在回歸前后,香港已經把產業轉移到珠三角或者內地其他地方。盡管歷任特首都想搞產業,但效果并不佳。原因很簡單,因為香港既沒有足夠的空間也早已經沒有了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幾乎是所有)要素。但同時,香港各方今天也不太情愿把其基礎研究放到珠三角來轉化。再者,只有發展了新產業,香港才有可能解決就業問題。

因此,北部都會區建設需要廣東的大力支持。可以考慮在深圳臨近北部都會區的區域也規劃進去,形成一個更大的北部都會區。并且對深圳來說,這個區域相當于“再造一個深圳”。我們甚至可以把廣東早些年提出的“黃金內灣”建設的概念結合起來。只有這樣做,才可以把香港的服務業和珠三角的制造業、香港的金融和珠三角的實體經濟、香港的基礎科研和珠三角的應用技術轉化能力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當我們今天說產業融合的時候,絕對不要忘記把港澳的服務業和珠三角的制造業融合起來這一大局。


圖為美的微波爐生產車間,除美的等大型企業集團外,還有眾多中小制造業企業活躍在珠江三角洲(圖源:新華社)

3

通過“香港+”模式實現

規則規制的一體化

通過“香港+”模式實現的規則規制的一體化可以大大加快國家制度性開放的速度,而北部都會區的共建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礎上,通過橫琴、河套、前海和南沙“以點帶面”,把新形成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推廣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大灣區共同市場。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獨思錄》

第07錄(總錄第98錄)

靠什么實現增長?很簡單,一靠新技術的出現,二靠新技術應用所產生的新產業,三靠新技術對老產業的賦能而實現產業升級。

——鄭永年

《獨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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