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這一天注定將被歷史銘記。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美軍已對伊朗展開“大規模戰斗行動”,目標是摧毀伊朗的導彈系統、瓦解其海軍力量。與此同時,以色列也宣布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一時間,中東的火藥桶轟然引爆,整個世界屏息凝神。
那么,作為美國最重要的亞洲盟友,日本又是什么態度呢?
以色列導彈襲擊伊朗的消息傳來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準備離開首相公邸出發前往石川縣金沢市為自民黨的地方選舉站臺。用她自己的話說,“在羽田機場都快上飛機了,才聽說美軍也已參戰的消息,到底要不要上飛機,真的猶豫了好一陣子。”
這個細節頗耐人尋味。一國首相在如此重大的國際局勢變化面前,有一種措手不及的感覺,折射出日本政府初期的慌亂與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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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高市首相還是從金澤趕回了東京,主持召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她在自己的X賬號上發文表示,已指示相關中央省廳“徹底收集信息、確保在伊日本人的人身安全”,并強調“日本政府將對一切風險做好萬全應對”。
日本外務省的數據顯示,事發當時仍有約200名日本人滯在伊朗境內。這200人的安危,成了日本政府最緊迫的燃眉之急。
從表面上看,高市首相的第一反應相當克制——沒有急著表態支持美國,也沒有譴責伊朗,更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戰爭宣言。日本政府的第一步棋,是“先把自己人救出來”。
這種反應,其實非常典型的日本式外交風格。
就在NSC會議結束后的3月1日凌晨,外務大臣茂木敏充面對記者追問“日本是否支持美國”時,給出了這樣一句話:
“伊朗開發核武器,絕對不被允許。”
注意,他沒有直接說“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而是把話題引向了“核不擴散”這個道義制高點。這句話的政治智慧在于:既向美國表了態,又沒有把話說死,給日本未來的外交斡旋留了空間。
這一句話,道盡了日本外交的精髓——在同盟義務和現實利益之間走鋼絲。
要理解日本的態度,就必須先搞清楚日本與伊朗之間那段鮮為人知、卻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
在中東國家中,伊朗是日本經濟關系最為密切的國家之一。日本的石油有相當大的比例來自中東,而伊朗曾是日本最重要的石油供應國之一。早在1953年,日本出光興產的創始人出光佐三就曾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西方石油公司封鎖伊朗期間,毅然購買伊朗原油,這段歷史在伊朗至今仍被傳為佳話,被稱為”日伊友好”的精神原點。
即便在美國對伊制裁日趨嚴厲的年代,日本也一直在美國允許的范圍內,盡力維持與伊朗的經濟往來。伊朗的油氣資源、日本的工業技術,兩國之間有著客觀的互補需求。
更重要的是,在中東各方眼中,日本是一個相對中立的存在,既不像美國那樣被視為霸權勢力,也不像以色列那樣被視為宿敵。這種獨特的“中立形象”,讓日本在歷史上曾多次扮演美伊之間非正式調停者的角色。
2019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就曾親赴德黑蘭,與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會面,試圖在美伊之間穿針引線。盡管那次斡旋最終未能奏效,但日本愿意充當“傳話人”的意愿,在國際社會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這一切在今天都面臨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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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界真正讓人揪心的,恐怕不是外交立場,而是經濟沖擊。
自民黨政調會長小林鷹之第一時間在X上呼吁政府“從能源安全保障的角度,要主動出擊,做好應對”。財務大臣片山皋月也表示,她最擔心的是“金融市場和經濟層面的影響”。
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
日本是全球最依賴中東石油的國家之一,進口原油中約九成來自中東。而霍爾木茲海峽,正是這條能源生命線上最關鍵的咽喉要道。一旦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是伊朗歷來在壓力下祭出的最后殺手锏——日本的能源供應將面臨災難性的沖擊。油價暴漲、通貨膨脹、工廠停產……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將直接擊中日本經濟已然脆弱的腹部。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陰影,至今仍是日本政策制定者心中揮之不去的噩夢。那一年,日本超市里的衛生紙被搶購一空,民眾陷入恐慌。今天,日本絕不想讓歷史重演。
問題的關鍵在于:日本到底能不能保持中立?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日美安保條約》將日本與美國牢牢綁定在一起。駐日美軍基地遍布沖繩、橫須賀、橫田等地,日本的防衛體系在相當程度上依托于美國的核保護傘。在這種結構性依存關系下,日本幾乎不可能在公開場合與美國唱對臺戲。
茂木外相那句“核武器開發絕對不被允許”,已經清楚地劃定了日本的基本立場:支持美國行動的道義前提,認同“阻止伊朗核武化”的目標。
但與此同時,日本又不得不顧及自身的能源利益和在中東的外交資產。過于積極地站到美國一邊,不僅可能徹底斷送日本在伊朗多年積累的經濟存在,更會損害日本作為“和平調停者”的形象——而這一形象,恰恰是日本在中東外交中最寶貴的軟實力。
所以,日本最可能的選擇,是一種微妙的“支持但不參與”:在言辭上支持美國的目標,在行動上專注于邦人保護和經濟應對,在外交上保留斡旋空間,同時靜觀其變,等待局勢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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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剛才,特朗普在SNS上宣布,美軍已經殺害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特朗普在宣戰聲明中說,“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現在,而是為了未來,這是一項崇高的使命。”
然而,歷史一再證明,戰爭從來不是解決核問題的良方。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每一場“崇高使命”的背后,都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冤魂和幾十年難以愈合的地區創傷。
對日本而言,這場戰爭既是挑戰,也是考驗。如何在同盟義務與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火光沖天的中東保住自己的經濟命脈,如何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外交資產——這些問題,考驗的不僅是高市首相的危機管理能力,更是整個日本國家戰略的深度與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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