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馬場町的槍聲，不該被遺忘的四位烈士

前幾天，有人跟我提起一段往事。說1950年，有幾個年輕人在臺灣馬場町被槍斃了。問我知道嗎。我說，知道。他又問，那你講講。我想了想，說，還是寫下來吧。

這四個人，陸效文、陳道東、陳昌獻、粟歲豐。陸效文，江蘇昆山人，1923年生。陳道東，四川武隆人，1922年生。陳昌獻，四川資陽人，也是1922年。粟歲豐最小，1923年，四川崇州人。

他們四個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中央政治大學外文系畢業的。那時候能念這個學校的，都不是一般人家。陸效文的父親是國民黨水利部的高官，粟歲豐當過孫立人的翻譯官。換句話說，如果按部就班走下去，他們這一輩子，吃穿不愁，安安穩穩。

可他們偏不。

1948年，陸效文在沈陽日報社工作時，入了地下黨。那年他25歲。轉過年來，1949年10月，他拿著父親幫忙補辦的入臺證，去了臺灣。同行的還有陳道東，比他低兩屆的學弟。

到臺灣以后，陸效文找了個興臺公司襄理的差事，又去了國民黨總政治部下屬的中國出版社當編輯。這些身份都是掩護。他真正做的事，是把先期潛伏在臺灣海軍總部的陳昌獻聯系上，陳昌獻又發展了陸軍總部的粟歲豐。

就這么著，四個校友湊齊了。

他們搜集情報的方式，現在聽起來平平無奇。就是找老同學敘舊、打牌、喝茶。部隊調動、駐防情況、裝備補給，這些在正規文件里是絕密，在酒桌上、牌桌上，卻是閑聊天能聊出來的東西。陸效文還有個本事，看報紙。那時候臺灣的報紙上常有美軍顧問、日本戰犯幫著國民黨制定防衛計劃的報道，別人看個熱鬧，他能從字縫里讀出門道。前前后后，往香港送了27份情報。

情報怎么送出去呢？第一次是托人轉交，第二次交給一個蘇聯水手，叫阿娜奴古，藏在永生號輪船的底艙里。第三、第四次最絕——托國民黨外交部總務科的一個科長，用外交郵袋帶出去。外交郵袋，海關不查。

1950年6月，出事了。陸效文發展的一個人，叫侯宏恩，叛變了。那天晚上，陸軍總部、海軍總部、聯勤總部，幾十個將校軍官同時被捕。第四次送出去的情報被截獲，那個蘇聯水手也被抓了。

審訊的時候，刑訊逼供。執法處處長周芝雨，被砍了手指，打斷腰椎。但直到最后，他什么都沒說。

1950年11月17日，判決下來。陸效文、陳道東、陳昌獻、粟歲豐、周芝雨、毛鴻章，六個人，死刑。

五天以后，11月22日，馬場町。

我聽人講過那個場景：穿著血衣，短褲，赤著腳。粟歲豐那年27歲。

槍響之后，很多事情就沒人記得了。他們四個人，在官方的檔案里消失了很久。直到1991年7月，民政部公開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又過了十一年，2002年5月，國家安全部開了追悼會，骨灰遷進八寶山。

從犧牲到正名，整整五十二年。

那天跟我聊起這事的人問：你說他們圖什么？放著好日子不過，把命搭進去。

我說，我也不知道。可能在他們看來，有些東西比命重要。比如一個干干凈凈的新中國，比如弟弟妹妹在成都參加地下黨時信的那個道理，比如——一個人總得信點什么吧。

古人說，自知者英，自勝者雄。英雄這兩個字，不是天生的，是事兒做出來的。這四個年輕人，出身好、學歷高、前途廣，卻選了最難走的那條路。他們在最該活著的年紀，選擇了去死。而且在死之前，就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不會有人知道他們做了什么。

這叫什么？這叫把命押上去，賭一個自己看不見的明天。

1991年，追認烈士的消息出來的時候，陸效文他們幾個，已經犧牲四十一年了。他們的弟弟妹妹，頭發都白了。墓前放的花，不知道是誰送的。但終究是有了墓，有了名字，有了人記得。

馬場町的槍聲響了七十多年了。當年扣動扳機的人，也都成了灰燼。而那四個年輕人，穿著血衣，赤著腳，就那么站著。站成了一個時代的背影。

我們這代人，生在和平里，長在紅旗下，沒法想象那種日子。但偶爾，也該回頭看看。看看那些把命押上去的人，看看他們信的是什么，看看他們替我們扛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