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Citrini Research發布題為《2028年全球智能危機》的報告,在資本市場掀起波瀾。
該報告推演AI快速發展可能引發的連鎖經濟危機,即AI驅動企業利潤增長,但被替代的白領大規模失業,社會消費能力下降,最終形成“產出增長但消費失速”的“幽靈GDP”現象。為此,券商中國記者采訪專家學者、金融機構分析師以探討AI對宏觀經濟運行的沖擊和影響。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科創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在接受券商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是否會產生連鎖經濟危機,其傳導鏈條存在不確定性。但新技術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在每一次產業革命早期都會出現,無論是汽車替代馬車,還是互聯網電腦取代打字員,都經歷過類似過程。
但人工智能有所不同,邵宇將其稱為“兩百萬年之大變局”,因為AI取代的是人類的智力勞動。過去,人們通過學習和人力資本積累來提高產出和勞動附加值,工作因此被劃分為白領、藍領和金領。如果人工智能達到AGI水平,會對白領工作帶來失業沖擊。
另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白領晉升路徑可能遭遇重創。邵宇表示,白領的成長通常依賴人力資本的積累,即通過接觸基礎工作再到管理工作,逐漸從“職場小白”升職到部門經理,甚至到總經理,是一個“打怪升級”的過程。但當AI取代了大量初級白領的工作,意味著向上攀登的梯子被抽掉了。如果沒有入門級的工作機會,“職場小白”很難成長為首席或總經理。
也有觀點認為無需悲觀,即便AI生產力大幅提升,其帶來的“通縮紅利”也可能刺激新需求和新行業,同時AI可能創造出目前無法想象的新工種,社會適應能力往往比模型預測的要強。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宋雪濤近日在研報中表示,人類社會是一個“熵增”系統,社會也并非一個可以被程序化管理的機器。政治體系不會坐視坍縮,而是會通過財政擴張或縮短法定工時來對沖,這種自發調節被AI末日論所忽略。
就業市場可能面臨負面影響,從企業層面來看,邵宇認為企業利潤不會受壓,因為裁員本身就是降本。但他談到,企業會被迫在AI領域增加投入,這會促進上游產業如芯片的發展。也就是說,人工智能的泡沫并沒有破,但它所取代的部分行業,比如軟件行業,受到的沖擊會比較大。
他表示,美國軟件行業之所以承壓,是因為智能體直接介入工作流程,將原本依賴人工優化的部分和“know-how”(技術訣竅)集成進AI,使得SaaS等模式的商業價值被稀釋。這種沖擊會持續傳導,未來具身智能的發展還將替代藍領工作。不過具身智能涉及物理操作,需要大量硬件投入和資源消耗,實現過程比替代白領更慢,但趨勢已經明確。
更深層問題在于,如果AI持續替代“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將更為深遠。
邵宇表示,AI是一種新的生產力,未來需要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來與之適應。“當前社會采用的按勞分配,不僅是分配手段,也決定了人的存在價值,即人通過認知、勞動和改造世界來與世界交互。如果這部分被替代,人不僅失去了分配來源,也可能不知道如何與這個世界建立聯系。這并非靠UBI(全民基本收入)就能解決的問題。”
宋雪濤則認為,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依然相對漫長,所謂的“AI末日”會被“時滯效應”所部分對沖。極端地講,即使生產關系發生了轉變,“人類參與度”本身又將變成一種稀缺資產和溢價來源。工業化制造了廉價紡織品,卻催生了奢侈品和“匠人精神”的高額溢價。
從失業到消費的傳導鏈條同樣值得審視。邵宇表示,這是一個分化和替代的過程,“當部分工作被AI替代后,相關員工沒有地方消費。但采購人工智能裝備的公司,比如算力公司、大模型公司,因為增長起來,他們有消費能力。問題在于,這種消費是分化的。頂尖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從總量看,整個社會的消費呈現下降趨勢。”
不過,邵宇強調,不必過度神化AI或過度渲染焦慮,要達到完全取代人類智力水平的AGI,可能還需要時間。“展望未來,3—5年內,AI可能達到博士水平的思考能力,但具身智能需要的時間會更長。企業家們不斷宣揚焦慮,無非是為了聚集更多資源,無意中把整個實現的時間表夸張了。”
另有觀點也談到,在監管合規、物理世界交互、復雜人際關系、高度非標化的判斷等任務上,AI的替代成本遠高于市場恐慌的假設,且制度、法律和社會慣性天然構成減速帶。
浙商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林成煒向券商中國記者表示,不可否認人工智能對經濟的影響存在局部不利的方面,但從整體和長遠來看,AI的正向作用是主導的,并且很可能會成為解決全球經濟深層矛盾的關鍵力量。“一是能通過做大GDP分母、擴大稅收來源,緩解全球債務的可持續性壓力;二是能通過自動化和效率提升,解決少子化、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問題;三是能創造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減少大家‘零和博弈’思維,從而緩和地緣沖突帶來的緊張局勢。”
在他看來,AI科技革命的發展勢頭是擋不住的,關鍵不在于阻止它,而在于如何趨利避害,正確對待就不會產生金融危機。
“具體到我們國家,我們認為有幾條可能的路徑:一是要加快培育AI產業發展,跟上甚至引領趨勢;二是發揮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器作用,對沖AI對就業帶來的不利影響;三是推動財政體系轉型,從之前的‘稅收+地產’模式,慢慢轉向‘稅收+股權’模式,適應新的經濟發展格局;四是等到AI部門對物質財富的貢獻能力達到很高水平時,生產關系也可以逐步從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過渡,更好地兼顧公平與效率。”林成煒表示。
責編:王璐璐
排版:劉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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