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重慶市委書記，1984年被降成縣委書記，說：在農村也能做事

都說大丈夫能屈能伸，曾經的重慶市委書記王茂全真真正正做到了這一點。

從貧苦農家的孩子到中央委員，從重慶市委書記到江北縣委書記，職務有起有落，可始終不變的，是王茂全的那顆牽掛百姓的心。

他用一生，在巴渝大地上寫下了最樸實的“為人民服務”。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全國，國家的發展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像王茂全這樣在特殊時期被提拔起來的干部，職務也有了些調整。

1984年，51歲的王茂全從重慶市委書記，調任江北縣委書記，級別降了不少。有人替他抱不平，說他干了這么多實事，不該被降職。可王茂全卻沒當回事，他笑著說：

“去農村怎么了？我就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嘛，在農村也能有出息！咱們黨的干部就是能上能下，在哪都是為老百姓辦事，縣委書記離基層更近，更能幫著解決實際問題，我樂意干。”

在江北縣委任上，他還是老樣子，天天往鄉下跑，看農田、訪農戶，幫著老百姓解決灌溉、修路的實際問題。

江北縣的農業基礎弱，他就先抓用水，挨家挨戶查渠道漏不漏水，組織人修補；加固壩體，保證水源穩定。縣里的路坑洼多，下雨就泥濘不堪，車子走不了，老百姓出行也難，他就帶隊鋪石子、壓實，讓通車變得順暢。

夏季干旱，他頂著大太陽去查山塘的水位，安排抽水管線，確保田里的莊稼都能澆上水；秋收的時候，他幫著老百姓收割，還查倉庫存糧，保證糧食分發公平；冬天就組織老百姓翻耕地、施肥，規劃來年的種植。

農戶家的房子漏雨，他協調木料幫忙修頂；村里的橋老化了，他就組織人拆舊建新，還親自試走，確認穩當才放心。

他還騎著自行車下鄉，看魚塘指導農戶投放魚苗，讓魚塘的產量提了上去；集市的流通差，他協調車輛把農產品運到城里，讓老百姓的東西能賣個好價錢；學校的房子舊了，他安排人刷漆、添桌椅；村里的診所藥少，他協調藥品、整理藥箱……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他件件都放在心上，件件都落實到位。

后來，王茂全又成了綦（qi）江縣老年大學，開了唱歌、舞劍、門球這些課程，還親自請老師、準備器材，課間還聽老人們的反饋，不斷改進。

老人們在老年大學里學唱歌、練舞劍、打門球，日子過得充實又快樂，都說：“王書記考慮得太周到了，知道咱們心里想啥。”

這話可不是說說而已，回望王茂全的來時路，就能明白為啥他如此受到大家的愛戴了。

1933年，西南的重慶堡堂村，佃農王家的茅草屋四處漏風，土炕上鋪著破舊的茅草，一個瘦小的男娃在這樣的寒天里降生了。

這是王家的孩子，世代租種地主的土地，一年到頭面朝黃土背朝天，收上來的糧食7成都要交租，剩下的只能摻著野菜煮糊糊，能不餓死，就是最大的奢望。

孩子的父親抱著懷里皺巴巴的嬰孩，長嘆一聲：“就叫王茂吧，盼著他能像田埂上的野草，再苦再難，也能活下來。”

王茂的童年，沒有田埂上追胡蝶的嬉鬧，只有與鋤頭、鐮刀相伴的艱辛。7、8歲的時候，他就已經攥著鐮刀下地割稻了，小小的手掌被磨出一個又一個血泡，破了就用粗布條隨便裹裹，轉身又去挖紅薯、拾麥穗，可就算是這樣，餓肚子也是家常便飯。

這樣的苦日子，王茂過了16年，直到1949年，那支穿著軍裝、說話和氣的工作隊走進了堡堂村，帶來了“土改”的消息，說要把地主的地，分給種地的老百姓。

16歲的王茂跟著爹娘擠在曬谷場的人群里，看著工作隊把紅皮的地契遞到父親手里。一輩子攥鋤頭的父親，手抖得厲害，眼淚大顆大顆砸在紙面上，暈開了“土地所有證”的墨跡。

那天晚上，王茂翻來覆去睡不著，摸黑溜出家門，蹲在自家分到的田地里，用手一遍又一遍扒拉著泥土。月光灑在田埂上，清輝落在他的肩頭，這個少年的心里，亮堂得像點起了一盞燈：“這輩子，終于有自己的地了，咱老百姓的日子，有盼頭了。”

也就是從這天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茂全，這不單單是盼著自己家的日子能過周全，更盼著堡堂村的鄉親們，都能過上吃穿不愁、平平安安的周全日子。

這兩個字的改變，是一個少年對土地的承諾，更是他往后一生的堅守。

有了自家的地，王茂全干活就更拼命了。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天黑透了才回家，田地里的莊稼，被他侍弄得比自家孩子還上心。

他心眼實，手腳勤快，鄰居家缺勞力，他收完自家的莊稼，扛起鋤頭就去幫忙，從不計較得失，幫完忙抹抹汗就走，連一口水都不肯喝。

堡堂村的老人們都看在眼里，念在心里：“茂全這娃，踏實，心善，是個能扛事的。”

沒兩年，村里選農會主任，社員們你一言我一語，最后都把手指向了王茂全。這是他第一次當“干部”，管的都是家長里短的小事。可他件件都放在心上，干得比自家的事還上心。

每天天不亮，他揣著一個窩頭就往地里跑，先看誰家的莊稼缺肥、誰家的苗長得弱；晌午頭太陽最毒，他卻還是扛著鋤頭去幫缺勞力的人家除草；天黑了，他提著馬燈挨家挨戶串門，聽老人們說難處，聽年輕人講想法，記在心里，回頭就想辦法解決。

村里人都說：“茂全當干部，咱放心，他眼里有咱老百姓，不是那種坐在屋里的官。”

這份踏實，讓王茂全在鄉親們心里扎下了根，也為他往后帶領大家改變堡堂村的窮面貌，攢下了最堅實的人心。

后來國家搞農業合作化，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來耕種，王茂全又被社員們推選為初級社、高級社的社長。

可堡堂村的自然條件，擺在那兒難改：滿山都是石頭疙瘩，地里的土薄得能看見底下的石頭；一到旱季，村里的幾口井就見了底，水連人喝都不夠，更別說澆地了。

就算大伙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糧食產量還是上不去，每年總有幾戶人家要靠借糧過活，日子依舊過得緊巴巴。

1963年，王茂全當上了堡堂大隊黨支部書記。走馬上任之后，他沒開大會，也沒說空話，就是領著隊里的干部繞著村子走了一圈。

看著地里稀稀拉拉、蔫頭耷腦的莊稼，又走進幾戶缺糧的人家，灶臺上擺著少半碗野菜糊糊，鍋邊被刮得干干凈凈，連一點糧食渣都沒剩下。

王茂全站在灶臺邊，心里像被針扎似的疼，他轉頭跟隊干部說：“咱當干部的，端著老百姓給的飯碗，要是讓鄉親們連飯都吃不飽，那就是失職，就是對不起咱老百姓！”

這話，不是喊出來的，是刻在王茂全心里的。

1964年，堡堂村遭了天災，天干地裂，莊稼幾乎絕收，全大隊的糧食總產量還不夠村里人吃，年底靠著國家的返銷糧，才勉強熬過了冬天。

在社員大會上，王茂全紅著眼眶，聲音卻格外堅定：“咱不能總伸手向國家要，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堡堂村的窮根，就在缺水上，把水的問題解決了，莊稼才能長好，咱才能真正不受窮，才能自己養活自己！”

說干就干，王茂全很快就挑了村里100多個精壯的社員，組成了“治水隊”，要跟天斗、跟地斗，把水引到堡堂村的田地里。

那時候正是冬天，地里的土凍得硬邦邦的，一鋤頭下去，只留下一個白印，震得胳膊發麻；他們還要去十幾公里外的大槽修水庫，還要挖水渠把水引到村里，沒有先進的工具，全靠肩扛手提，推著手推車在山路上走，一不小心就會摔進溝里。

王茂全從沒把自己當成書記，他跟社員們一起抗土筐、挖渠溝，手上的水泡破了又結繭，結繭又磨破，最后變成了厚厚的老繭；肩膀被土筐的繩子磨紅、磨破，他就墊上一塊粗布，接著干。

就這么咬牙干了2年多，堡堂村的治水工程終于見了成效：先是修好了大槽水庫的病害工程，解決了水庫漏水的問題；又在村西頭修起了毛里水庫，這在當時的堡堂村，可是件天大的事。

除此之外，他們還挖了不少山灣塘、囤水丘，鋪了好幾千米長的支渠，在村里織起了一張“庫連渠、渠連塘”的灌溉網，全村絕大部分的農田，都能用上自流灌溉的水。

第一股水順著水渠流進田里的時候，社員們都在渠邊拍手叫好，有的老人蹲在田埂上，摸著田里的水，哭得像個孩子。

那年年底，堡堂村第一次不用吃國家的返銷糧，家家戶戶的糧囤里都多了幾袋谷子，磨出的白面，讓鄉親們吃上了久違的白饅頭。

王茂全看著社員們臉上的笑容，比自家豐收還高興，他說：“只要大伙能吃飽、能吃好，咱再苦再累，都值。”

水的問題解決了，王茂全又把目光投向了村后的老鴉井山。

那座山，光禿禿的全是石頭，占了村里大半的面積，別說種地，就連野草都長不了幾根，村里人都把它當成“廢山”。可王茂全看著這座山，心里卻有了主意：

“要是能把這石頭山改一改，墊上土，咱村就能多不少耕地，糧食產量還能再提一提，鄉親們的日子就能再寬裕點。”

1969年，中央推廣大寨經驗，號召全國農民向大寨人學習，改造荒山、發展農業。王茂全專門去大寨看了一趟，看著大寨人把荒山變成良田，他心里的勁頭更足了。

回來后，他在社員大會上拍著桌子說：“大寨人能把荒山變成良田，咱堡堂人咋就不行？老鴉井山不是不能改，就看咱有沒有這個勁頭，有沒有這個決心！”

可真正干起來，才知道這比治水難多了。山上的石頭硬得很，一錘下去就只能砸個小坑，社員們白天用鋼釬鑿、用二錘砸，震得手發麻、胳膊疼，晚上借著月光運土墊地，肩膀被土筐磨得通紅。

王茂全每天都是第一個上山，最后一個下山，有時候半夜還提著馬燈去工地看看，怕有人因為太累偷懶，更怕有人出安全事故。

就這么在老鴉井山上忙活了好幾年，堡堂人硬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勁頭，把原來的石頭坡，改成了“大寨式”梯土。

土層從原來的幾寸厚，加到了一尺半，還種上了水稻和玉米。到了秋收的時候，這梯田的產量比預想的還高，石頭山真的變成了“糧囤子”。

消息傳出去后，周邊村子的人都來堡堂村參觀，看著層層疊疊的梯田，都忍不住感嘆：“堡堂人真是創造了奇跡，把石頭山變成了良田！”

堡堂村的變化，很快就引起了上級的注意。1973年4月，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陳永貴專門來到堡堂村考察。

當他站在老鴉井山的梯土上，看著整齊劃一的田地、長勢喜人的莊稼，忍不住握住王茂全的手說：“我還以為回到大寨了！你們學大寨學到了點子上，這是真開花結果了！”

因為工作突出，王茂全的職務一路上升：1974年，他從大隊書記直接被提拔為重慶市委常委；后來又當了重慶市副市長、市委書記；1977年，他還當選了中央委員。

從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到中央委員，這樣快的晉升速度，在當時很少見。家里人都以為他當了大官，能幫著家里人解決點事，可不管是誰提出讓他幫忙的要求，他都嚴詞拒絕，一點情面都不講。

王茂全當市委書記的時候，宿舍的床底下總放著一雙膠鞋，下鄉就換上，走在田埂上，跟農民嘮嗑、看莊稼，一點大官的架子都沒有。

有次去江北縣下鄉，見路邊有個老漢挑著擔子費勁，他下車就幫著挑了一段路，累得滿頭大汗。老漢后來才知道，這個幫自己挑擔子的人，竟然是重慶的市委書記，心里又感動又敬佩。

哪怕是后來級別降了不少，王茂全也始終沒有半點怨言，他一直都記得，是黨和組織給了他這樣的機會，也一直都不敢忘記，不管在哪個崗位上，都是為人民服務的。

2009年7月17日，王茂全因病去世，享年76歲。他走的那天，堡堂村的鄉親們自發前來送他最后一程，隊伍從村口排到了村尾，大家抹著眼淚，念叨著他的好：

“茂全書記是個好干部，一輩子都在為咱老百姓操心，從來沒為自己想過。”

雖然他已經走了的，但他帶領堡堂村修建的水渠、梯田，他牽頭舉辦的老年大學也還是那么熱鬧。這些都是他一生扎根鄉土、服務百姓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