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gòu)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
監(jiān)獄大門是灰色的鐵門，比我記憶中矮。
可能是因為二十年了，什么都變了。
我到得太早，七點十分就站在門口了。通知上寫的是八點放人。
門衛(wèi)探出頭來看了我一眼：「來接人的？」
「嗯。」
「叫什么名字？」
「他叫鄭方遠。」
門衛(wèi)翻了翻本子：「家屬？」
「不是。」
「朋友？」
我想了想。
「同事。以前的。」
他又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一個「以前的同事」犯不著大清早跑來等。
我沒解釋。
站在門口繼續(xù)等。
四月的早晨有風，不大，但往骨頭縫里鉆。
我把手揣進外套口袋里，摸到一個煙盒。
打開看了一眼——還剩三根。
我抽出一根，點了。
吸了一口，煙霧被風打散了。
我就這么站著抽完了那根煙。
然后又站了四十分鐘。
八點零二分，鐵門「咣」地響了一聲。
一個人從里面走出來。
剃了寸頭，穿著一件洗得發(fā)白的灰色夾克，手里拎著一個黑色塑料袋——大概是全部家當了。
他在門口站了一下，瞇著眼看了看太陽。
關(guān)了二十年，大概不太適應(yīng)外面的光。
然后他看見了我。
他的腳步停了。
塑料袋從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
他盯著我，眼睛從瞇著的慢慢睜大。
嘴唇動了幾下，沒發(fā)出聲音。
他的頭發(fā)全白了。
進去的時候是五十三歲，滿頭黑發(fā)，腰板筆直。
現(xiàn)在七十三了，背彎了，臉頰陷下去，顴骨撐出來，像換了一個人。
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
就像他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們隔著五米的距離，互相看著。
他張了張嘴。
說了四個字。
聲音沙啞，幾乎聽不清。
但我聽清了。
每一個字。
01
三十多年前，我在白水縣水利局的倉庫里搬水泥。
臨時工，一天三十塊錢。
搬了半年，手上的老繭厚得能磨砂紙。
那年我二十四歲，退伍回來第二年，什么學(xué)歷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也沒有，能找到這份活，還是村里的會計幫我打聽的。
水利局的倉庫在城南，靠著河堤，夏天漲水的時候能聞到泥腥味。
庫里就我一個人，搬貨、記賬、清點物料。
沒人跟我說話，也沒人管我。
鄭方遠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因為一張表。
他那時候是水利局副局長，剛四十出頭，精瘦，走路帶風，說話像拿錘子釘釘子，一句是一句。
那天他不知道為什么到倉庫來巡查——后來我才知道，是有人舉報倉庫的物料數(shù)對不上。
他翻了我做的出入庫臺賬。
翻了很久。
然后把本子合上，看我一眼：「這是你記的？」
我說是。
「當過兵？」
「當過，四年。」
「難怪。」他把本子拍了拍，「你這個賬，比財務(wù)科記得還清楚。哪批貨什么時候進的、多少噸、誰簽的收，一筆一筆的——他們做得到嗎？」
他身后跟著兩個人，應(yīng)該是局里的科員，互相看了一眼，沒吭聲。
鄭方遠把本子還給我：「小周，你叫什么名字？」
「周長河。」
「哪個長？」
「長短的長。」
「哪個河？」
「黃河的河。」
他笑了一下：「好名字。搞水利的人，就該叫這個名字。」
然后轉(zhuǎn)身走了。
我以為這只是大領(lǐng)導(dǎo)心血來潮的一句閑話。
一個月后，局辦公室通知我，說局里有一個工勤崗的空缺，鄭副局長點了我的名。
不是正式編制，但比臨時工強了十倍——有基本工資，有社保，能進辦公樓了。
我去找他道謝。
他正在看圖紙，沒抬頭：「不用謝。你干活我看到了。干活認真的人，不該窩在倉庫搬水泥。」
我說了一句：「鄭局長，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他抬起頭，擺了擺手：「別說這種話。你對得起活兒就行，不用對得起我。」
從那以后，我就跟了他。
不是跟班的「跟」，是業(yè)務(wù)上的「跟」——他分管工程建設(shè)和防汛，我從工勤崗干起，慢慢學(xué)著看圖紙、跑工地、寫驗收報告。
他從不手把手教我。
但他會在我寫的報告上用紅筆畫圈——畫對的不畫錯的，讓我自己去對比、去想哪里有問題。
他會帶我去工地，不說話，就讓我看。
看完了問我：「看出什么了？」
我說看出工人的安全帽有兩頂是破的。
他說：「還有呢？」
我說沒了。
他指了指河堤的一處接縫：「那個位置的澆筑厚度不夠，你回去量一下。」
我去量了。果然差了八公分。
那天晚上他留我吃飯，在局門口的小館子，點了四個菜。
喝了兩杯酒之后，他說了一句話，我記了三十年。
「長河，搞水利的人，眼睛要長在堤壩上，不能長在領(lǐng)導(dǎo)臉上。堤壩不會騙你，但人會。」
我點頭。
他又喝了一口：「你這個人，老實，認真，但太悶了。以后在局里，少說話沒關(guān)系，但該看的東西不能不看。」
我說：「我記住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只手很重。
一個二十四歲的退伍兵，在那只手拍下來的時候，覺得自己這輩子算是有著落了。
02
鄭方遠用了六年時間，從副局長干到局長。
我也用了六年，從工勤崗考上了事業(yè)編制，然后轉(zhuǎn)了行政編，當上了工程科的副科長。
這六年，他拉了我一把又一把。
考編的時候是他幫我找的復(fù)習(xí)材料，轉(zhuǎn)崗的時候是他簽的推薦意見。
局里有人議論：「周長河就是鄭局長的人。」
我不否認。
他是對我有知遇之恩的人。
這輩子，除了我爸，沒人對我這么好過。
但就是這個「這么好」，后來成了最重的枷鎖。
那年夏天，汛期前兩個月，省里撥了一筆專項資金下來——八百萬，用于縣里的主河道防洪堤加固工程。
八百萬在我們這個小縣，是大項目了。
工程由局里主導(dǎo)，鄭方遠親自掛帥。
施工方是一家叫鼎盛建筑的公司，老板姓蔣，叫蔣維民。
蔣維民這個人，我以前見過幾次。
個子不高，圓臉，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說話永遠客客氣氣的，任何人跟他待上五分鐘都會覺得「這人挺好」。
但工地上的工人私下叫他「蔣扒皮」。
他接的工程，工人工資永遠壓兩個月發(fā)，材料永遠用最便宜的。
這些我都是后來才知道的。
當時我只知道，這家公司中標了這個工程。
開工后第三個月，我去工地做例行巡查。
防洪堤已經(jīng)修了一大半。
我沿著堤壩走了一圈，掏出卷尺，在幾個點位量了澆筑厚度。
第一個點位，合格。
第二個點位，合格。
第三個點位，差了四公分。
我以為是測量誤差，換了個角度又量了一遍。
還是差四公分。
我往前走，在第四個點位量了。差了六公分。
心跳快起來了。
我繼續(xù)走，連著量了十幾個點位。
從第三個點位開始，沒有一個是合格的。
最大的偏差在堤壩的中段——整整差了十一公分。
十一公分是什么概念？
汛期主河道水位上漲的時候，河水的壓力是按噸計算的。差十一公分，就是堤壩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
一旦潰堤——下游是三個村莊，兩千多口人。
我站在堤壩上，風從河面上吹過來，六月的風已經(jīng)帶著熱氣了。
手里的卷尺在抖。
不是風吹的，是手在抖。
我回到局里，關(guān)上辦公室的門，把巡查數(shù)據(jù)重新整理了一遍。
然后打了一份報告。
拿著報告，去找鄭方遠。
03
鄭方遠的辦公室在三樓最里面，門永遠敞著半扇。
我敲了敲門框。
他正在看文件，頭也沒抬：「進來。」
我走進去，把報告放在他桌上。
「鄭局長，防洪堤加固工程有問題。」
他抬起頭。
摘了老花鏡，拿起報告看了看。
他看得很慢。
一頁一頁地翻，每一個數(shù)據(jù)都看了。
我站在他對面，看著他的臉。
他的表情沒有變化。
看完了，他把報告合上，放在桌上。
然后重新戴上老花鏡，去看之前的文件。
好像什么都沒發(fā)生。
「鄭局。」我說。
「嗯。」
「這個偏差不是施工誤差，是系統(tǒng)性的偷工減料。從第三個點位開始，澆筑厚度全部不達標。汛期要是來大水——」
「我看到了。」他打斷我。
他的聲音很平。
平得不正常。
我等著他說下一句話。
他沒說。
沉默持續(xù)了大概十秒鐘。
然后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把門關(guān)了。
轉(zhuǎn)過身，看著我。
「長河，這個事，你還跟誰說了？」
我愣了一下。
「沒有。」
「巡查記錄呢？」
「在我電腦里。」
「拷貝了沒有？」
「沒有。」
他點了點頭。
然后說了一句話，像一盆冰水從我頭頂澆下來。
「刪了吧。」
我的大腦空白了一秒。
「什么？」
「報告也不用交了。」他走回桌前，坐下來，把那份報告推回到我面前，「拿回去。」
「鄭局，」我沒動，「您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差十一公分——」
「我當然知道。」他的聲音忽然提高了，但馬上又壓了下來，「我比你更知道。」
他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眼睛。
那一瞬間，我看見了一種我從未在他臉上見過的東西——疲憊。不是沒睡好的那種，是從骨頭里透出來的。
「長河，你在這個局干了六年了。有些事，你應(yīng)該能想到。」
我不說話。
他看著我：「八百萬的工程，從省里撥到市里，從市里撥到縣里，從縣里撥到我們局，最后落到施工方手上——你覺得八百萬還是八百萬嗎？」
我的喉嚨發(fā)干。
「蔣維民的鼎盛建筑中標價是六百二十萬。」他說，「中間的一百八十萬，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他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我，「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這個工程，不只是蔣維民的事，也不只是我的事。上面有人。動這個工程，就是動那個人。」
他轉(zhuǎn)過身。
「你動得了嗎？」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著那份報告。
紙被我的汗浸濕了一個角。
「鄭局長，」我的聲音有點啞，「下游三個村莊——」
「我知道。」
「兩千多口人。」
「我知道！」他的聲音又高了，手掌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茶杯跳了一下，茶水濺出來，洇濕了桌上的文件。
辦公室里安靜了。
他盯著那片水漬，看了很久。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長河。你聽我說。」
他的聲音恢復(fù)了平靜，但那種平靜是擠出來的。
「汛期還有一個月。我會想辦法讓蔣維民補一道加固層，把最薄弱的幾個點位補上去。不能完全達標，但至少能撐過今年。等汛期過了，我再想辦法爭取后續(xù)資金，慢慢修。」
他看著我。
「你給我時間。」
我低頭看著手里的報告。
紙都皺了。
「補加固層的錢從哪里來？」我問。
他沒回答。
「蔣維民會同意？」
他還是沒回答。
我明白了。
他在畫餅。
補加固層要錢，蔣維民不可能自掏腰包，資金鏈上該拿的都拿了，沒人會吐出來。
所謂「想辦法」，不過是一句空話。
他也知道是空話。
但他需要我信。
我抬起頭，看著他。
這張臉我看了六年。每一道皺紋的位置我都記得。
此刻他臉上的表情——不是在命令我，是在求我。
一個五十三歲的局長，在求一個三十歲的副科長。
求我閉嘴。
「鄭局。」我說。
「嗯。」
「您是對我最好的人。」
他的眼神動了一下。
「進局六年，沒有您就沒有我。這輩子，我忘不了。」
他看著我，嘴角似乎松了松——以為我要答應(yīng)了。
「但這個報告，我不能刪。」
他的臉僵住了。
04
從鄭方遠的辦公室出來，我回到自己的工位，坐了很久。
桌上的電話響了兩次，我沒接。
腦子里反復(fù)回放的是他最后的表情——不是憤怒，是一種比憤怒更深的東西。
失望？
不。
是恐懼。
他怕了。
一個在水利系統(tǒng)干了三十年的人，一個我覺得什么都不怕的人，在我說出「不能刪」三個字之后，眼睛里露出了恐懼。
他怕的不是我。
他怕的是那個他口中「上面的人」。
我在辦公室坐到下班。
所有人都走了。
走廊的燈一盞一盞滅了。
我打開電腦，把巡查記錄拷了一份到U盤里。
然后把紙質(zhì)報告裝進一個信封，寫了收件地址。
省水利廳紀檢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縣城唯一的郵局。
把信封遞進窗口的時候，手是穩(wěn)的。
但從郵局出來，在臺階上站了五分鐘，沒走動。
腿軟了。
不是后悔，是清楚地知道——從這一刻起，這個縣城里，我是一個死人。
信寄出去的第四天，省廳來人了。
調(diào)查組直接進駐水利局，封了工程科的辦公室，調(diào)走了所有項目檔案。
同一天，鄭方遠被停職接受調(diào)查。
消息炸了。
整個水利局像被丟進了油鍋。
所有人都在問：誰舉報的？
不用問太久。
因為我是實名。
信上寫著：舉報人，周長河，縣水利局工程科副科長。
舉報材料附：防洪堤加固工程現(xiàn)場巡查數(shù)據(jù)及影像記錄。
我沒有匿名。
不是因為勇敢。
是因為我知道，匿名信在這個系統(tǒng)里活不過三天。層層轉(zhuǎn)辦、層層壓下，最后石沉大海。只有實名，才能逼省廳正式立案。
但實名的代價是——所有的子彈，都朝我一個人來。
05
第一個找上門的是蔣維民。
不是來打我，是來「談」。
他在我家樓下的面館里等著我——不知道從哪里打聽到我的住址。
我下樓的時候，他已經(jīng)點好了兩碗面。
他看見我，站起來，臉上是那種招牌式的笑：「長河兄弟，坐，吃碗面。」
我沒坐。
「蔣老板，我們沒什么好談的。」
他的笑容凝了一秒，又化開了：「長河，我知道你是個正直的人。正直好，我佩服。但正直也得講方法對不對？你這一封信上去，多少人的飯碗——」
「你偷工減料的堤壩要是塌了，下面三個村兩千多口人的命怎么算？」
他的笑沒了。
看了我?guī)酌腌姟?/p>
「長河兄弟，你年輕。」
他站起來，把面錢放在桌上。
走到我身邊的時候，壓低聲音說了一句：「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簡單。你把鄭局長賣了，你以為你能落著好？」
然后走了。
他說對了。
我沒有落著好。
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嘗到了什么叫「眾叛親離」。
局里的同事見了我繞著走。
不是一兩個人，是所有人。
走廊里迎面碰到，對方會在三米之外就拐進旁邊的辦公室，寧可多走一段路也不跟我照面。
食堂打飯的時候，我端著盤子坐下來，同桌的人會在三十秒之內(nèi)陸續(xù)端走自己的飯。
沒人罵我。
比罵更狠。
是當我不存在。
工程科的老科長姓趙，跟了鄭方遠快二十年。
鄭方遠停職的當天，他在辦公室里哭了一場。
然后他來找我。
他沒進我的辦公室，就站在門口，靠著門框。
臉上還有淚痕。
「長河，我就問你一句話。」
「趙科長，您說。」
「鄭局長這些年對你怎么樣？」
我的胸口悶了一下：「他對我好。」
「他把你從倉庫拎出來，給你編制，給你崗位，一步一步帶你上來。你今天能坐在這張椅子上，是因為誰？」
「是他。」
「那你——」他的嘴角哆嗦了一下，「你還是人嗎？」
這五個字像四顆釘子，釘進我的太陽穴。
我張了張嘴。
想說「堤壩」，想說「兩千多口人」，想說「我沒有選擇」。
但一個字都沒說出來。
因為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到的不是憤怒，是真實的、徹底的心寒。
在他眼里，我就是一個白眼狼。
喂不熟的。
他轉(zhuǎn)身走了。
走了兩步又回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包煙，抽出一根，點上了。
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來的煙飄到我臉上。
「全局上下，沒有一個人會原諒你。」
他走了。
煙味留在我的辦公室里，久久不散。
06
妻子是從別人嘴里聽說這件事的。
她娘家在隔壁鎮(zhèn)，她舅舅在縣建設(shè)局工作，兩個系統(tǒng)挨著，消息靈通。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把菜往桌上一頓，臉色鐵青。
「周長河，你做了什么？」
我正在給兒子檢查作業(yè)，抬頭看了她一眼。
「你說什么事？」
「你舉報鄭局長？」
兒子「刷」地抬起頭，看看我，又看看他媽。
我說：「去你房間寫作業(yè)。」
兒子走了，把門關(guān)上了。關(guān)門的時候回頭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我現(xiàn)在還記得——六歲的孩子不懂發(fā)生了什么，但他知道不對勁。
妻子在我對面坐下來。
「你告訴我，是不是真的？」
「是。」
她閉上了眼睛。
過了幾秒鐘，又睜開了，像是在確認自己不是在做夢。
「你瘋了？鄭局長是誰？是你的恩人！沒有他，你現(xiàn)在還在倉庫搬水泥！」
「我知道。」
「你知道你還——」她的手在發(fā)抖，掌心朝下按在桌上，按得指甲發(fā)白，「你知道我舅今天怎么跟我說的？他說全系統(tǒng)都知道了，說你是白眼狼，說你恩將仇報——他讓我勸你趕緊去把舉報撤回來！」
「撤不了。已經(jīng)立案了。」
她愣住了。
盯著我看了很久。
「周長河，」她的聲音低下來了，但比大聲吼更讓人害怕，「你有沒有想過我？想過你兒子？你把鄭局長搞倒了，你覺得你在這個縣還待得下去？你覺得誰還敢跟你來往？你覺得你兒子以后在學(xué)校——」
她說不下去了。
手捂住了臉。
我坐在那里，看著她的肩膀在抖。
我想伸手去碰她的肩，但手伸到一半，停了。
因為我不知道碰了之后該說什么。
說「對不起」？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
說「沒關(guān)系」？那是假話。
說「會好的」？更是假話。
我把手收了回來。
她從指縫里看到了這個動作。
這個「收手」的動作。
她的哭聲停了。
抬起臉，看著我。
眼睛是紅的，但眼神冷下來了。
「你連哄我一句都不肯。」
不是問句。是判決。
我張了張嘴。
「你說什么都行。你說你是為了堤壩、為了老百姓、為了什么公平正義，你說什么我都能忍。但你連哄都不哄我——你是不是根本沒把我和兒子放在心上？」
「我放了。」
「那你為什么不跟我商量？」
這句話把我釘死了。
為什么不商量？
因為我知道商量的結(jié)果——她會攔我。她的舅舅會攔我。所有人都會攔我。他們會說的話我全能背出來：你圖什么？你犯得上嗎？堤壩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負責。到時候出了事有人扛。你操那個心干什么？
這些話，全對。
在這個系統(tǒng)里，做一個閉嘴的人，永遠是最安全的選擇。
但那十一公分的偏差，我量過。我親手量的。
卷尺上的數(shù)字不會說謊。
下游的三個村莊，我去過。堤壩邊上就是村口的小學(xué)。
我蹲在堤壩上的時候，能聽見孩子們上課的聲音。
我可以不舉報。
但汛期來了怎么辦？
一場大水，十一公分的差量夠不夠讓那段堤壩開一道口子？
口子開了，水涌進去，最先淹的是哪里？
是那個小學(xué)。
我不商量，是因為這件事沒有商量的余地。
但這句話，我說不出口。
說出來就成了「你不如一群陌生人重要」。
妻子不會接受這個答案。
沒有人會接受。
我沉默了。
她也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們各睡一邊，中間隔著整張床的距離。
第二天早上，她收拾了東西，帶著兒子回了娘家。
走之前留了一句話：「你想清楚了再找我。」
我沒找她。
不是不想找。
是想不出帶什么話去找。
三個月后，調(diào)查結(jié)果出來了。
鄭方遠，受賄九十七萬，濫用職權(quán)，工程款被層層截留，防洪堤偷工減料問題屬實。
判了十二年。
后來改判二十年。因為牽出了上面的人，案子比想象中大得多。
同年冬天，妻子托人送來了離婚協(xié)議。
我簽了。
她把兒子的撫養(yǎng)權(quán)要走了。
我一個人坐在空了一半的家里，看著客廳墻上還貼著的兒子的獎狀——「朗讀比賽二等獎」。
字是他自己貼的。貼得歪歪扭扭的。
我伸手摸了摸那張紙的邊角。
沒撕。
一直留到現(xiàn)在。
07
二十年是什么概念？
7300天。
我數(shù)過。
不是特意去數(shù)的，是失眠的時候，腦子里自動算的。
鄭方遠進去之后，我在水利局又待了十四年。
名義上還是工程科的副科長。
但沒有人讓我做實際的工作了。
簽字權(quán)沒了，工程驗收沒人叫我，連開會都不通知我。
新來的局長姓孫，是從隔壁縣調(diào)過來的，跟鄭方遠沒什么交情。按說他不需要為難我。
但他沒用我。
不是因為恨我，是因為不敢。
用我就等于表態(tài)——表態(tài)說「周長河舉報是對的」。
沒人敢表這個態(tài)。
在這個系統(tǒng)里，「白眼狼」三個字比「貪污犯」三個字更讓人害怕。
貪污犯傷害的是公家。
白眼狼傷害的是自己人。
所以我在工程科的角落里坐了十四年，每天的工作就是翻翻舊檔案、校對校對數(shù)據(jù)表。
沒人找我，沒人罵我，沒人理我。
像一塊長在墻角的苔蘚。
有一年發(fā)大水，汛情嚴重，全局上下連軸轉(zhuǎn)。
所有人都被派去了一線，只有我被留在辦公室。
我去找孫局長：「讓我上吧。我有經(jīng)驗。」
他看了我一眼，表情為難：「老周啊，你年紀也不小了，一線太辛苦——」
「我還扛得住。」
他嘆了口氣：「你就在家守著吧，有需要再說。」
我站在他辦公室門口，看著所有人忙進忙出、扛著沙袋、搬著設(shè)備，像一條奔涌的河。
我站在河邊，是一塊干的石頭。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辦公室，翻出了二十年前的防洪堤驗收報告。
那段堤壩，在我舉報之后，省里撥款重新修過了。
完全按標準來的。
后來經(jīng)歷了三次大汛，沒有出過任何問題。
下游那三個村莊，還在。
小學(xué)還在。
孩子們應(yīng)該已經(jīng)長大了。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不需要知道。
但我知道他們活著。
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過。
沒什么好提的。
堤壩在那里。人在那里。
這就夠了。
后來那年，我提前辦了退休。
沒有歡送會，沒有紀念品。
人事科的小姑娘把退休證遞給我，猶豫了一下：「周……周科長，您簽個字。」
我簽了。
她小聲說了一句：「您保重。」
我說謝謝。
然后拎著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茶杯、舊筆記本和那把我用了二十年的卷尺——走出了水利局的大門。
沒回頭。
08
退休之后，我搬到了縣城邊上一個老小區(qū)。
一室一廳，夠住了。
每天的日子很簡單：早起，去河邊走一個小時，回來做飯，吃完了看看書，下午去棋攤坐一會兒——不下棋，就看別人下。
晚上七點準時上床，有時候睡得著，有時候睡不著。
睡不著的時候就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條裂縫，從燈座一直延伸到墻角。
我數(shù)過，大概一米六長。
每次失眠都數(shù)一遍，每次都是一米六。
很準。
跟卷尺量過一樣。
兒子偶爾來看我。
他大了，在省城工作，當程序員。
他很少提他媽，也很少提小時候的事。
有一次他來看我，帶了一只烤雞。
我們爺倆坐在小桌子前面啃雞腿，誰也不說話。
吃到一半，他忽然問了一句：「爸，你后悔嗎？」
他從來沒問過這個問題。
我咬著雞腿，看了他一眼。
「你說哪件事？」
「舉報的事。」
我把雞腿放下來，擦了擦嘴。
「不后悔。」
他嗯了一聲，沒再問了。
繼續(xù)啃雞。
又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了一句：「媽讓我問你的。」
我手里的紙巾停了一下。
「她問什么？」
「她說，你是不是后悔了，但嘴硬不肯說。」
我笑了。
離了十九年了，她還是了解我。
也不了解。
「你回去告訴她，我沒嘴硬。」
「那你到底——」
「真的不后悔。」我看著他，「但我欠她一句對不起。這句話你可以替我?guī)У健！?/p>
他放下雞腿，看了我好幾秒。
然后低下頭，「嗯」了一聲。
那天他走的時候，在門口站了一會兒。
「爸。」
「嗯？」
「以后我多來看你。」
他沒等我回答，轉(zhuǎn)身下樓了。
腳步聲在樓道里響了很久。
我關(guān)上門，回到桌前。
雞還剩半只。
我一個人坐在那里，把剩下的半只雞吃完了。
一塊骨頭都沒剩。
09
鄭方遠出獄的消息，是他兒子打電話告訴我的。
他兒子叫鄭小軍，比我小三歲。二十年前他爸出事的時候，他在電話里罵了我整整四十分鐘，每一句都帶臟字。
后來再沒聯(lián)系過。
所以那天接到他的電話，我很意外。
「周長河？」他的聲音老了很多。
「我是。」
沉默了幾秒。
「我爸下個月初出來。四月三號。」
「我知道了。」
又沉默了。
我以為他要掛了。
但他又說了一句：「他想見你。」
我沒說話。
「在里面二十年，他誰的名字都沒提過。就提過你一個。」
我的手攥緊了電話。
「他沒說要見你，是我猜的。」他停了一下，「但我知道他想。」
我說：「到時候我去。」
他「嗯」了一聲。
然后掛了。
沒有多余的話。
二十年前的那四十分鐘臟話，和今天這不到一分鐘的通話之間，隔了整整二十年。
四月三號，我早上五點半就起了。
洗了臉，穿了一件干凈的深藍色外套——是兒子去年買給我的，我一直沒舍得穿。
出門前我看了一眼鏡子。
五十四歲了。頭發(fā)大半白了，鬢角全是的。
跟二十年前舉報時那個三十歲出頭的副科長比，老得不像一個人。
但鄭方遠比我還大十九歲。
他七十三了。
開車到監(jiān)獄門口，七點十分。
四月的早晨有風。
我抽了一根煙。等了五十分鐘。
在這五十分鐘里，沒有第二個人來。
鄭小軍沒有來。
不知道是不愿意，還是不敢。
也許都有。
八點零二分，鐵門響了。
他出來了。
灰色夾克，寸頭，手里一個黑色塑料袋。
他站在門口，瞇著眼看了看太陽。
然后看見了我。
塑料袋掉在地上。
他盯著我。
我也盯著他。
五米的距離。二十年的時間。
他的嘴唇動了。
第一下，沒有聲音。
第二下，聲音出來了。
沙啞的，像砂紙磨過喉嚨。
四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