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周恩來傳（1898-1976）》《"4·12"政變周恩來是如何被捕的》《周恩來年譜（1898-1949）》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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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上海浦東，一間沒有窗戶的臨時小屋。
四壁是冰涼的磚墻，光線全無，只有鐵門縫里透進來一縷灰白的微光，落在地面上一條細窄的影子。
坐在木凳上的男人名叫周恩來，時年29歲，在過去不足二十四小時里，他已經是第二次落入敵手。
鐵門外的走廊里，嘈雜的爭吵聲透墻而來——有人要立刻槍決，有人要等師長回來再定，兩種聲音互不相讓，遲遲沒有結果。
不知等了多久，走廊里的腳步聲從遠到近，在鐵門外停住。
門被推開，一個穿著國民黨中校軍服的男人走進來，回身把鐵門帶上，借著那一線縫隙里透入的微光，打量了一眼坐在木凳上的人，隨即站定，良久沒有開口。
這個人是奉命來審訊的。
可他站在那里，一個字都沒有問出來。
他的目光落在那張面孔上，停住了，神色一變再變，最終沉默成一副難以辨認的表情。
就在這間四壁漆黑的小屋里，一段始于三年前廣州黃埔島課堂上的師生關系，在1927年4月最危急的時刻，以一種任何人都無從預料的方式，將要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改寫兩個人的命運走向。
【一】1924年11月：黃埔長洲島上的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廣州東郊黃埔長洲島，"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正式開學。
這所學校因地處黃埔而被習稱為"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產物，背后有蘇聯的援助與兩黨的共同推動。
孫中山親自出席開學典禮，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蘇聯軍事總顧問鮑羅廷等數十名蘇聯紅軍干部在校擔任顧問或教官。
學校仿照蘇聯紅軍建設模式，在中國軍事教育史上第一次設立了黨代表制度和政治部，由政治部專門負責政治教育、黨務和宣傳工作。
按照學校的教育方針，政治課程與軍事課程并列，地位相當，有時政治課程的分量甚至超過軍事課程。
這一制度的確立，使黃埔軍校從根本上區別于中國此前歷史上所有的舊式軍事學堂。
然而，政治部在建校之初幾乎是一片空白。
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在軍校開學不足二十天便因國民黨內部矛盾辭職離去；
接任的代主任邵元沖，習慣以舊學術語講授政治，在講臺上援引孔孟之道，將三民主義附會于儒家學說之中，與臺下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格格不入，學生的投訴信直接寫到了廖仲愷和蔣介石案頭。
兩任代主任相繼失職，學校的政治工作實際上沒有真正展開。
廖仲愷與鮑羅廷商議之后，決定請中共方面推薦一位能夠勝任的人選接掌政治部。
推薦名單出自共產黨員張申府，他在名單上列出了十五名中共黨員，周恩來名列其首。
張申府隨即去信歐洲，促請周恩來盡早回國，并為他籌措了返程所需的路費。
1924年7月，周恩來奉命從歐洲啟程回國，9月初由香港抵達廣州，在天字碼頭由阮嘯仙、彭湃迎候，隨即投入工作。
同年11月，他正式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愷親自出面相迎就任。
這一年，周恩來二十六歲。
周恩來接任之后，參照蘇聯紅軍政治工作的經驗，對政治部進行了全面整頓。
他在政治部內設立了指導、編纂、秘書三個工作股，從歷屆畢業生中遴選共產黨員骨干分別負責政治訓練、黨務運營和宣傳出版，重訂了系統化的政治教育計劃，將原本混亂的工作秩序逐步納入了有章可循的制度軌道。
至1926年3月，政治部的職員已經達到七十余人，聘定的專任政治教官和臨時政治教官各有十余人。
政治部對全校學生的政治教育集中于兩個方向：其一，闡明革命的目的，說明為何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和貪官污吏；
其二，講清軍隊與民眾的關系，要求革命軍人嚴守紀律、救國衛民。
每周組織一到兩次專題政治講演，配合政治討論和政治問答，邀請蕭楚女、惲代英、張秋人、熊雄等共產黨人和新文化運動中的學者來校擔任政治教官，陣容充實。
周恩來本人定期在大花廳為全校學生作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專題報告，講課從不繞彎。
直接從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侵略講到軍閥割據背后的社會根源，語言平實清晰，不堆砌書面術語，每次開講，大花廳都擠得滿滿當當，連過道上都站滿了聽講的人。
除正式課堂之外，周恩來還深入到學生宿舍，在校園里的大榕樹下與學生促膝交談，幫助解決他們在思想上遇到的困惑和在實際生活中面臨的困難。
他還在軍校中組建了黨的外圍組織"火星社"，以"火星社"成員為基礎，在全體師生中成立了公開的群眾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里，該組織從黃埔本部逐步擴展到了廣東各軍。
從1924年到1927年間，黃埔軍校前四期學員中，有據可查的共產黨員、團員和進步青年總數接近八百人。
這批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軍事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分布在國共兩黨的不同序列里，走向了此后數十年各自迥異的道路。
鮑靖中，就是這將近八百人中的一個。
【二】廣東大埔來的第四期步兵科學員
黃埔軍校第四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七批入校，學員總數達到兩千六百五十四人。
這一期開設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經理科和政治科共五個科目，入學后須先經歷入伍生階段的基礎訓練，通過術科與學科考核，于1926年3月正式升入軍校就讀。
同年9月畢業，畢業典禮于1926年10月4日在廣州郊區瘦狗嶺燕塘軍營訓練場舉行。
畢業后，第四期學員陸續隨北伐大軍分赴各戰場。
鮑靖中是這一期學員里的一個，籍貫廣東大埔縣，就讀步兵科。
大埔位于粵東山區，韓江上游，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地處偏遠，民風樸實。
從大埔出發，南下廣州，報考黃埔軍校，是那個年代粵東一帶進步青年的普遍選擇之一。
鮑靖中就是沿著這條路，走進了黃埔軍校的大門。
鮑靖中入讀第四期時，周恩來已經在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將近一年，政治部的各項制度已趨于成熟，政治教育體系已經完整運轉。
按照黃埔軍校的教育制度，所有學員都必須參加系統的政治教育，包括定期的政治講演、政治討論會和政治問答考核，政治課程的學分與軍事課程同等計入學員的成績考核。
在鮑靖中就讀的這段時間里，他在大花廳參加過周恩來主講的政治報告會，也接受過政治教官組織的專題訓練。
他在校期間一向傾向進步，不贊成反共，是以愛國為本的純粹軍人。
這一傾向，在他離校之后的軍旅生涯中始終沒有改變。
黃埔第四期畢業后，鮑靖中隨即投入戰場。
此前他已經參加了第一次東征的作戰，隨何應欽率領的黃埔軍校教導團在惠州一帶與陳炯明部將林虎的部隊展開戰斗，參與了粉碎林虎包抄東征軍戰役的作戰，因功被提拔為營長。
北伐開始后，鮑靖中隨何應欽率領的北伐東路軍持續北上。
1927年3月下旬，北伐東路軍完成了對上海的軍事控制，鮑靖中在這一輪人事調整中被提升為中校團長，所部駐防浦東。
這一年，他大約二十六七歲，正是剛剛走上獨立領兵之路的年紀。
就在鮑靖中部隊駐扎浦東的這段時間，上海的政治局勢已經急劇惡化，一場大變動正在成形。
【三】1927年4月11日夜：寶山路天主堂的鴻門宴
1927年4月11日夜，上海，商務印書館俱樂部。
這里是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的駐地。
北伐軍進城之后，國共之間的裂痕在短短數周內急速擴大。
國民黨一方對工人武裝的態度急轉直下，工人糾察隊遭到強行繳械，示威工人被驅散，各方傳言在上海城里迅速蔓延，整座城市籠罩在一種難以言說的壓抑氣氛里。
種種跡象表明，國共之間一場公開的決裂已經近在眼前。
就在這個夜晚，周恩來收到了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送來的一封急信。
信中請他和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顧順章一同前往位于寶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師司令部，商談"重要問題"。
信來得突然，時機也不正常。
在場的中共同志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反對。
以當時上海形勢的緊張程度，這種急切的邀約極有可能是一個圈套，一旦前往，有去無回的風險遠大于其他任何可能。
勸阻的聲音接連不斷，來自在場的每一個人。
然而周恩來還是決定前往。
他的判斷是：倘若能夠談攏，倘若還存在一線化解危局的可能，就不能輕易放棄。他帶著顧順章和隨行衛士出發，前往寶山路。
一踏進第二師司令部大門，隨行衛士攜帶的武器即被當場強行繳去。
斯烈起初態度熱情，聲稱請來是為了"消除誤會、共商合作"。
會談開始后，話題一涉及工人武裝等實質問題，斯烈立刻敷衍推諉，左右而言他，拖延時間的意圖顯而易見。
會談在這種氣氛中僵持下去，雙方的實質分歧始終無法觸碰。
到了凌晨一點，會場外面突然傳來密集的槍聲。
周恩來當即意識到：外面已經動手了，眼前這場談判從一開始就是一出調虎離山的戲。
他起身表明要離去，斯烈出言阻攔，兩人當場對峙。
危急時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通過工人糾察隊的黃逸峰，聯系上了與中共上海區黨組織保持聯系的第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
趙舒趕至師部，以第二十六軍黨代表的身份將斯烈嚴加責問，動之以舊情，曉之以大義，最終迫使斯烈將周恩來交出放行。
1927年4月12日凌晨，第一次脫身。
從寶山路脫身之后，周恩來得知國民黨軍隊已占領了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所在的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大樓，無法返回原駐地。
他在途中做出了一個臨時決定：連夜渡過黃浦江，轉入浦東躲避，待情況明朗之后再設法撤離上海。
【四】天亮之后：浦東的第二次落網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那場震動全國的政變，對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展開武力清洗，大規模的搜捕行動在上海全城同步展開。
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力量在這一夜幾乎被徹底解除，整座城市的控制權全面轉入國民黨軍隊之手。
大量中共黨員在這一天的清晨遭到逮捕，部分人當場被殺。
周恩來在政變當天凌晨從寶山路脫身之后，獨自雇了一條小船，趁著夜色橫渡黃浦江，打算先潛入浦東躲避。
浦東在那個年代是上海最貧困的區域，以棚戶區為主，低矮的木板房密集排列，地形復雜，街巷逼仄，底層勞苦人聚居在這里，本是躲避搜查的理想場所。
周恩來渡江后藏身于浦東一處閣樓，以為能夠暫時躲過清查。
然而，浦東正是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的駐防區域。
政變爆發當天，第一師按照命令在浦東展開了地毯式的逐戶清查行動，專門搜捕隱藏在民間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糾察隊員。
搜查的士兵從北向南推進，逐棟建筑挨個排查。
周恩來是被第七團的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戶區發現并搜捕的。
天亮之后，搜查的士兵推開了那處閣樓的門。
周恩來第二次落網。
他被押著，走向了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七團團部。
押送途中，消息已經傳向了第一師師部。
周恩來被帶進團部之后，被單獨關進了一間沒有窗戶的臨時小屋，鐵門鎖上，外面有士兵守候。
就在他被押進這間小屋的同時，團部外面的師部方向，幾個軍官正在圍繞他的處置問題開始了一場爭論......
周恩來被帶到團部之后，被關進了一間沒有窗戶的臨時小屋，鐵門鎖上，一名士兵在外守候。
在此同時，師部的軍官們得到消息，圍在會議室里爭吵起來。
副師長的意見是就地槍決，立刻向上報功；參謀長認為周恩來身份特殊，主張先行拘押，等因病住院的師長薛岳回來之后再作決定。
兩種意見針鋒相對，會議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場爭論的角落里，還有一個人始終保持沉默，既沒有支持槍決，也沒有表態拘押。
而在關押周恩來的那間小黑屋外面，七團團長鮑靖中站了出來，說由他親自進去審訊。
鮑靖中推開鐵門，走進了那間昏暗的小屋，借著從門縫透進來的一線光，看清了坐在木凳上的人的面孔。
他認出來了。
坐在那里的，是1924年在黃埔軍校大花廳里講課的政治部主任，是他的恩師。
鮑靖中站在原地，許久沒有開口。
門外還在爭吵，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
而在這道關上的鐵門之內，鮑靖中的每一個選擇，都將把接下來的事情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就在他做出決定的這一刻，門外傳來了另一雙腳步聲，正徑直朝著這間小屋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