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代表、昊海生科總裁吳劍英：創新藥“支付”和“入院”兩道坎待破局| 2026兩會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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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生物醫藥產業熱度回落，根源在于企業難以獲得合理收益。資本本質逐利，除國家資本具備耐心屬性外，民間資本普遍追求短期回報，而生物醫藥研發周期長、收益見效慢的特點，與資本天性存在結構性矛盾。”

“這就決定了政府在該產業發展中必須發揮關鍵作用，政策支持對醫療產業創新至關重要，各地區會通過制定地方條例推動產業發展，但許多關鍵問題仍需國家層面的上位法解決。”

近日，在2026年“聲音·責任”醫藥衛生界大人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上海市十六屆人大代表、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吳劍英向動脈網等媒體表示。

上海市十六屆人大代表、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吳劍英

創新藥產業當前的發展困境繞不開兩個關鍵詞——“支付”和“入院”。

在吳劍英看來，一方面，我國醫藥產業發展需要進一步完善支付體系，釋放內需動能，擺脫單一的公費醫療支付系統，建立完善的多層次社會醫療商業保險，這是拉動生物醫藥產業、滿足多層次醫療健康服務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放眼全國，創新產品即便進入醫保目錄，仍面臨進院難的困境——正如業界所比喻的‘能開花但難結果’。進醫院涉及收費目錄、醫保代碼、報銷資質等多重門檻，任何一個環節缺失都可能導致產品無法落地。” 吳劍英表示。

01.

盈利之問：藥械企業成長的“煩惱”

縱觀全球，一款減肥降糖藥就能幫助撐起企業千億美元市值，足見生物醫藥產業爆發力。

然而當前國內生物醫藥產業界鮮見千億市值企業，在吳劍英看來，根本原因在于企業上市后無法持續產生利潤。

據吳劍英分析，按照市盈率50倍計算，一家公司若想達到1000億元市值，其年度凈利潤必須達到20億元，當前國內市場市盈率水平約20倍，在這樣的估值倍數下，要實現1000億元市值，公司就需要擁有50億元凈利潤。

“然而現實是我國前10家藥企的利潤總和尚不及全球第十位的單一企業，產業整體仍處中早期階段，若將其定位為先導產業，就必須允許領先企業獲得合理利潤，以利潤反哺研發，形成投入產出的正向循環，產業發展需要清晰的政策預期和可持續的盈利空間。”

“要得到性價比高的優質醫療服務，就需要企業和產業達到一定規模和集中度，但是缺乏盈利刺激，產業投資便難以形成集聚效應。”吳劍英指出。

吳劍英告訴動脈網，生物醫藥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性先導產業，其發展高度依賴政策引導，尤其需要完善支付體系作為支撐。創新藥械要真正惠及患者，就必須實現國家醫保與商業保險的有機結合，僅靠國家醫保難以覆蓋14億人的健康需求，商業保險必須成為重要補充。

這也是寫在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內容——重點提及“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目錄”和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要求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推動創新藥和醫療器械高質量發展。

據了解，2025年12月7日，國家醫保局正式發布首版《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品目錄（2025年）》，共納入19種藥品，與基本醫保形成較好的互補銜接，也為推動商保與基本醫保錯位發展、建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奠定基礎。

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目錄的建立相當于開了創新藥支付端“第二戰場”。

02.

支付之解：稅收政策的“智慧”

當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市場發展迅猛，2024年商業健康險保費收入已達9773億元，接近當年居民醫保籌資規模。

然而據《中國商業健康險創新藥支付白皮書（2024）》測算，商業健康險支付僅占創新藥1400億市場的5.3%。

對此，吳劍英表示，當前商業健康險面臨邏輯閉環難題：商保公司因產品難以銷售而缺乏開發動力，消費者因缺乏優質產品而不愿購買，雙方陷入僵局。

破解這一困局的關鍵或許在于政府讓利。

吳劍英向動脈網表示，建議國家稅務總局研究企業和個人繳納的商業醫療保險金額在一定范圍內作為個人稅收的稅前抵扣項，以充實商業醫療保險的資金來源。

“例如對于年收入20萬元的個人，若拿出2萬元購買商業保險，那么就僅對剩余的18萬元征稅，這種制度設計在國內外均有成熟經驗——贍養老人、子女教育、住房租金等支出均可稅前抵扣，既鼓勵了合規消費，也有助于完善個稅征收體系。”

這一讓利有望帶來產業放大效應，是一筆“放水養魚”的精明賬。

在吳劍英看來，若通過稅收政策為本地生物醫藥企業釋放100億元支付空間，按20%利潤率計算可產生20億元利潤，再按50倍市盈率折算，就能為資本市場貢獻1000億元市值。政府看似減少了當期稅收，但可通過股票交易稅收等渠道獲得補償。這需要有一個算總賬的部門，在稅務、發改、醫保等多部門間平衡社會發展的全局賬。

“另外，建議國家醫保局一定程度放松對于自費藥品和醫用耗材的價格管理和限制，鼓勵創新通過非醫保系統予以支持和兌現。”

“以及建議國家藥監局推動健康消費類器械（非臨床用途醫療器械）審批特別流程，明確產品界定，建立像歐美OTC醫療器械管理模式，由第三方專業質量認證機構進行質量審核和上市放行，激活健康消費潛力。尤其對康復養老器械、智能家用器械、功能性美容養護產品及現代中醫器械等低風險健康管理產品，創新和優化市場準入機制，大幅縮短產品上市周期。” 吳劍英指出。

03.

入院之難：最后一公里的“攻堅”

除了支付體系，創新藥尤其是醫保談判藥品的入院與可及性問題同樣備受關注。

據央視網報道，2025年5月，廣東佛山一位罕見病患者到三甲醫院購買奧法妥木單抗，卻被告知“本月該藥品額度已用完”，一名藥劑科工作人員私下解釋，醫院對這類“國談藥”設有每月限額，一旦超額就無法采購。

廣東順德一位晚期腎細胞癌患者則是遭遇了培唑帕尼“開不出藥”的情況，而培唑帕尼早在2018年就進了醫保。

“藥能進醫保，卻進不了醫院”的困境，似乎正浮現于更多患者面前。

據央視網報道分析，創新藥進院背后涉及一系列因素：

● 新藥進院仍需經歷嚴格的藥事管理委員會審批流程，綜合評估藥品的臨床需求、政策要求、療效、價格等因素，這一過程短則一兩個月，長可達一年。

● 盡管國內三甲醫院已覆蓋超過90%的“國談藥”，但具體到單個三級醫院，每年能引進的“國談藥”僅占總數的5%-30%。

● 醫保支付改革也增加了醫院壓力，醫保部門對醫院設有年度預算總額限制，年終清算時，結余留用、超出部分醫院要分擔。

對此問題，吳劍英表示，上海在推動生物醫藥產業創新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先行先試特征的政策組合，其中多項經驗可為全國提供借鑒。

據了解，早在2023年7月，上海市七部門就聯合印發了《上海市進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機制支持創新藥械發展的若干措施》，上海市醫療保障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 該政策的推出就是為了讓醫療機構“敢進”，讓參保群眾“敢用”，讓創新醫藥企業“敢研”，讓資本市場“敢投”。

● 一方面，醫保對醫療機構使用創新藥前三年單列支付，不占用醫院醫保額度等舉措，消除了醫療機構的顧慮；

● 另一方面，基本醫保或商業健康保險對上海“新優藥械”產品支付全覆蓋，消除了參保群眾和醫藥企業的顧慮。

在吳劍英看來，其中“新優藥械”產品目錄的推出非常具有突破性，由多部門聯合組建工作專班，為創新藥械開辟綠色通道。

“‘新優藥械’產品目錄從機制上破解了創新產品進院難的頑疾，該目錄的核心價值在于賦予產品收費代碼，并要求公立醫院在一個月內完成進院，無需再經歷傳統的藥事會審批流程。不僅大幅縮短了創新藥械的入院周期，為創新企業獲得市場回報提供了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由政府行政指令替代企業攻關，通過考核機制倒逼醫院執行，從源頭上規范了準入行為。”吳劍英分析稱。

雖然是上海地區的政策特色，但其他地區同樣可以借鑒。

吳劍英指出，這套政策體系的獨特之處在于跨部門協同能力和執行力度。上海作為經濟發達地區，具備財政實力和行政資源來支撐這樣的制度創新，這是其政策能夠先行一步的基礎條件。

“同時，專班工作機制、目錄管理制度、支付政策豁免等具體做法，本身具有可復制性，可為其他地區推動生物醫藥產業創新提供參考樣本。”

“參加人大工作越深入，越能體會政府治理的不易——社會系統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但正因如此，更需要持續呼吁、反復推動，讓政策制定者看到：在生物醫藥這一戰略性產業上，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撬動商業保險、激活市場支付體系，最終形成的是產業、資本、政府多方共贏的局面。” 吳劍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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