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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大山是我國南部近海的重要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縱貫廣西的防城港、欽州、崇左三市,總面積2600平方公里。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82座,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峰巒綿延起伏、不計其數,故名“十萬大山”。
十萬大山既是中越邊境的天然界山,也是南嶺民族走廊西南端的關鍵節點,這里分布著壯、漢、瑤、京等20多個民族,大致形成了“山壯水瑤、海京陸漢”的分布格局。十萬大山以其獨特的地理空間,書寫了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邊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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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大山國家森林公園。 來源: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播電視局
“山海互市”的共生經濟
十萬大山南麓的茅嶺江流域,早在新石器時代便有人類繁衍生息。該流域的杯較墩貝丘遺址出土有石斧、繩紋陶片等文物,與同時期東興交東村的社山遺址,共同揭示了古代沿海居民依海而生、聚落而居的生活形態。
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十萬大山地區主要生活著西甌、駱越等百越部族。這些部族以農業和漁獵為生,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考古出土文物證實,西甌人擅長鑄造青銅器,駱越人則以紡織和造船技術著稱。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開辟通往嶺南地區的交通要道。這條道路成為當時傳達朝廷政令、遞送郵件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對鞏固統一、促進南北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社會意義。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生動描繪了從今越南北部至我國江浙沿海廣大地區多族群交錯聚居的格局。十萬大山北接嶺南腹地,南鄰交趾(今越南北部),東連北部灣,正處于這一區域族群往來與文化交流的關鍵位置。
《上思縣志》記載,自漢代起,西南內陸地區出海通道多經十萬大山,從位于十萬大山北麓的上思(今廣西防城港市轄縣)翻越山脈,有多條古道可出海。這些古道沿途設有多個關隘,最常用的有14處,其中扶隆隘口至今仍存留用石頭砌成的古棧道。通過這些隘口棧道,北部灣產的海產品、鹽以及中原的各種農產品雙向流通,極大促進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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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十萬大山外圍的一段古道。 來源:防城港市廣播電視臺
隋開皇十八年(598年),大將劉芳組織軍民開辟了經上思向南穿越十萬大山通往交趾的通道。這一通道不僅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也方便了民眾的往來通行,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唐貞觀十二年(638年),清平公李弘節派遣欽州鎮守寧師京在今上思西南部地區設置瀼州,并責令寧師京沿著隋朝舊道開設通往瀼州的通道。瀼州的設置和通道的開通,不僅加強了中央王朝對南部邊境的管理,也為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融合創造了更多便利條件。
明清時期,隨著大一統制度的不斷完善,十萬大山古道進一步成為連接嶺南與中原的重要紐帶。明嘉靖年間,上思知州陳謨再度組織當地民眾修筑通往欽州、防城邊境隘口的通道,并在扶隆隘古道、叫懷隘(今廣西防城港市上思縣公正鄉一帶)古道等隘口設防。
明中后期,北部灣產的海鹽成為廣西內陸地區的重要食鹽來源。《上思縣志》記載:“上思為粵鹽入桂之要沖,鹽自欽防來,由扶隆、叫懷諸隘,肩挑入內,民賴之。”十萬大山中的通道因而成為“粵鹽入桂”運輸網絡的關鍵環節,也帶動了沿線貿易與經濟發展。叫懷隘周邊“三日一圩”,百越部族與中原地區的商人聚集于此。圩寨不僅是物資交換的場所,也促進了生產技術與生活知識的交流與傳播。
十萬大山作為嶺南與中原、交趾互動的關鍵走廊,不僅承載著軍事與經濟的脈動,更在漫長的多民族互動中,形成了“山海互市、經濟共生”的融合發展格局。
“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
十萬大山地處我國南部邊疆,歷代中央政權在此因地制宜推行治理政策,體現了“大一統”格局下包容并蓄的治理智慧。
唐貞觀年間,朝廷于十萬大山北麓置瀼州,任命當地駱越后裔首領為世襲刺史,不改其俗、不編其戶,僅納貢賦、通朝貢。《新唐書·地理志》載:“瀼州臨潭郡,下州。貞觀十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開辟夷獠地區并設置瀼州。有一千六百六十六戶。下轄四個縣。”天寶初年(742年),又在上思東北部設羈縻上思州。兩個州都屬邕州都督府管轄,形成“山前設州、山中自治”的治理模式,實現了中央政權與地方族群的柔性聯結。
至宋代寶祐年間(約1254—1258年)及景定四年(1263年),朝廷冊封上思土司為平章節度使兼上思州知州,進一步確立土官世襲治理地方的制度。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土官負責統轄峒民、征收賦役,而朝廷則在扶隆隘、叫懷隘等要沖廣設巡檢司,以文武流官“專掌巡捕盜賊、禁戢私販”,形成“土官治民、流官制土”的治理結構。同時,參照《武經總要》“擇要害筑城砦”策略,在隘道增設古萬寨、遷隆寨等堡寨,派遣流官駐守,負責軍事調度與土官監察,形成層級分明的治理秩序。這一時期,中原的鹽、鐵、布帛與當地的藥材、山貨、珍禽在古道互市中持續流通,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中文化習俗相互影響、不斷融合。
明清時期,十萬大山地區在延續土司制度的基礎上,逐步推進“改土歸流”。《明史》記載,洪武元年(1368年)“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等遺使赍印詣平章楊璟降”。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特頒詔嘉獎黃、岑兩個家族對左右江一帶的治理,并對他們“奉印來歸”表示贊許。洪武二年(1369年),黃英衍奉表貢馬,被朱元璋任命為太平府知府,享有世襲的權力。明代在邊疆地區廣泛推行“土流并治”,土官掌兵事與族務,流官掌刑名與監察,既尊重地方社會傳統,又強化了國家管理和認同。
至清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將思明土府改置為土思州,次年又改為寧明州,推行“改土歸流”。學者徐松石在《粵江流域人民史》中指出,隨著政治制度的調整,漢族移民與當地各族“錯居,互通婚姻,數世后不復分畛域”,駐守綠營兵“子弟多娶土婦,習其語言,從其服飾,三代即成土著”,生動反映了多民族自然融合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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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江流域人民史》 徐松石著 資料圖
歷代中央王朝在十萬大山地區推行“因俗而治”“土流并治”等彈性制度,促進中原與邊疆的物資互通、文化互鑒、血緣相融,推動各民族從“和合共處”走向“交融共生”。
烽火淬煉的命運共同體
近代以來,十萬大山作為祖國南疆的重要屏障,見證了漢、壯、瑤、苗等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御外侮的壯烈抗爭,書寫了中華民族在血與火中淬煉的壯麗篇章。
抗日戰爭時期,廣西成為重要的敵后戰場,各族兒女同仇敵愾,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1938年,第三屆廣西學生軍深入上思縣鄉村開展抗日宣傳,在叫安鎮鳳凰村形虎屯的砂巖石壁上刻下“抗戰必勝 建國必成”等標語,極大地鼓舞了民眾斗志。玉林青年陳孟賢17歲加入廣西學生軍三團,后參加南寧抗日游擊隊,在十萬大山的密林中依靠簡陋裝備堅持了近兩年的游擊戰。這些游擊行動有效牽制了日寇,保衛了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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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必勝”石刻全貌圖。 來源:上思縣融媒體中心
解放戰爭時期,十萬大山成為粵桂邊縱隊的重要根據地。1949年4月8日,在中共十萬山區工委領導下,大顯村革命隊伍成功舉行武裝暴動,收繳地主武裝步槍60支、手槍13支、子彈8000多發、糧食6000多公斤,有力地撼動了反動統治根基,之后該隊伍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粵桂邊縱隊,繼續投身解放戰爭。1949年冬,十萬大山周邊各縣各族青年參軍參戰及加入民兵隊伍者達數千人,以熱血與忠誠鋪就人民解放之路。
這些光輝歷程,充分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不畏犧牲、追求解放的堅定意志與革命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血火考驗中的生動體現,也為這片英雄的土地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十萬大山的綿延山巒間,深深銘刻著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守望相助的歷史記憶。這座巍峨的祖國南疆屏障,是崢嶸歲月的忠實見證,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在黨的領導下,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團結一心,正攜手邁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
(作者單位:百色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海寧
制作 | 魏妙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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