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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來自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唱作音樂人 Alec Benjamin 而言,中國這片土地為他的音樂打開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窗:在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他那些敘事性強、歌詞細膩的作品,觸動了許多年輕聽眾,甚至形成了比在美國本土更熱烈的回響。他的音樂并不刻意追逐流行趨勢,而是將個人經歷、情感波動與生活觀察織進每首歌里。
Benjamin 對創作的執著,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中國人熟悉的“卷”。他并非那種松弛等待靈感的音樂人,反而帶著一種“上班打卡”般的自律走進錄音室,在孤獨與壓力中迫使自己持續創作。他享受舞臺上的自由與激情,將去年的首次中國巡演稱為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并把這些珍貴時光看做孤獨創作的終極獎賞;與此同時,與許多側重旋律、氛圍、編曲的歐美歌手不同,他始終注重歌詞的密度與細膩。即便有人覺得“詞太多”,他仍相信文字是情感表達不可或缺的載體——而這,恰恰也讓他在喜愛合唱、重視文本的中文聽眾中找到了知音。
疫情帶來的停滯曾讓他的事業暫緩,卻也促使他在獨立生活與內心成長中沉淀出新的體悟,逐漸走向成熟。他的創作既是自我的流露,也是對周遭世界的注視。無論是梳理家庭關系、面對焦慮情緒,還是吸收來自不同文化的音樂養分——Benjamin 始終在尋找與聽眾情感同頻的方式。對他而言,創作既是工作,也是生活的必須,讓他在真實與脆弱之間找到屬于自己的平衡。
你最早在大約七年前就分享過《Pretending》和《The Knife In My Back》的demo。如今正式發行,這些單曲在音樂性或情感表達上有哪些變化?你自己對這些舊作的感覺又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其實最一開始創作這些歌的時候,我只是單純地在不停寫歌,并從中挑選適合首專《Narrated For You》的作品。我每張專輯的創作量都很大——比如正在準備的新專輯,我已經寫了約115首歌,但能收錄的始終有限。于是我想,不如先把一些未入選的歌發到網上,觀察大家的反應。我在決定專輯收錄曲時有個由家人、朋友和公司同事組成的“評審小組”,而落選的歌,我會通過粉絲反饋來評判是否錯過了什么。后來巡演時,越來越多人點唱《The Knife In My Back》和《Pretending》,我才意識到它們對歌迷很重要。
所以趁制作新專輯的時機,我決定重新錄制并正式發行它們。歌詞也做了調整,修改得更成熟、更合理。我知道有些歌迷對改動不太滿意,但兩個版本都依然存在,舊版并未消失。他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版本,這首歌本身從未真正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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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的《Narrated for You》到現在,你的創作之路已經走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你覺得自己的詞曲創作方式有怎樣的成長或突破?
我逐漸意識到,自己對一首歌的即時感受并不那么重要。我后來最喜歡、也最受歡迎的作品,往往在剛寫完時并不被我認可。比如《Let Me Down Slowly》最初只讓我覺得“還行”,公司反應也很平淡,但現在我卻深深珍愛它——我當時根本沒真正理解它。
創作很大程度上不是“判斷”,而是“放下判斷”。最困難的是讓自己的大腦安靜下來,別擋在靈感之前。我的理性和自我評判常常過早介入,反而扼殺了可能很好的想法。肯定有許多歌在當下被我認為“不夠好”而丟棄,但那種即時判斷并不可靠。
現在,我盡量不去糾結“我喜不喜歡”,更多地進行自我調整,學會放下對作品的個人感受,把它們交給聽眾。如果他們想聽,我就給;如果不喜歡,那是他們的事。我不再需要提前為別人過濾或擔心。這大概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你的作品常常源于個人體驗,也觸及非常真實的情緒。在這兩首新作中,是否有一些主題或感受,一開始讓你覺得難以啟齒,但最終還是決定正視并寫進歌里?
對我來說,創作沒有絕對的禁忌主題。只是有些主題我還未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比如我最近嘗試寫關于家庭爭吵的歌——每個家庭都有矛盾,但我仍在摸索從哪個角度切入。
我想到過一些方向:與家人爭吵可能比與敵人爭吵更艱難,因為他們深知你的軟肋;又或者,爭吵往往只發生在真正在乎的人之間。當然,我們也會與不在意的人爭執……我仍在尋找一個清晰的主線與自己的觀點。所以我并不覺得有什么話題是不適合談的,只是要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而已。
進入錄音室時,你通常已經有完整的故事構思了嗎?還是會在嘗試不同聲音與旋律的過程中,讓歌曲逐漸成形?這種感覺更像是直覺上的“就是它了”,還是一個理性的制作判斷?
說實話,我并不享受錄音室。對我來說,寫歌和錄制更像是一份“工作”——每天走進錄音室前,我都會感到焦慮。那里對我而言不是玩樂的地方,而是一個需要高度集中、完成“任務”的場所。寫歌就像每天在寫一篇十五頁的論文:我必須提前想好——這首歌要表達什么?從哪里開始?該是什么感覺?
但即便如此,真正進入錄音室后,往往還是長時間地坐著,面對著墻壁或合作者,反復嘗試各種可能:“試試這個?”“換這個呢?”……時間過得特別慢,心里總忍不住想:天啊,還得在這兒待五個小時。不過偶爾,在一天即將結束時,真的會出現某個特別棒的東西,讓整個過程突然變得值得。只是這樣的時刻,可能要在八次、十二次創作,一個月甚至更久的嘗試后才會出現。更讓人困惑的是,當你終于覺得“這首歌太棒了”的時候,它往往又不是最終最受聽眾喜愛的那一首。所以對我來說,創作始終是個令人困惑、甚至有點可怕的過程。
真正讓我感到鮮活與興奮的,是在舞臺上面對觀眾的時刻。之前在中國巡演時,那種現場能量讓我覺得那就是我音樂生涯的“高光時刻”,尤其是在成都的第一站。因此我也反過來漸漸理解錄音室的工作、甚至包括運營社交媒體,或許都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我、愿意走進現場。從這個角度看,它們成了一種“必要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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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錄制過程中,有沒有什么幕后故事——無論是有趣的插曲、意外的困難,或是讓你特別動情的瞬間——可以和我們分享?
我覺得寫歌這件事有一個特別美好的地方,就是我真的通過創作認識了一些我最好的朋友。因為在寫歌時,你必須對彼此非常坦誠、非常脆弱。當你遇到一個人,說:“我想寫這個主題,我想聊這件事。”而對方回應你:“天啊,我也一直想聊這個。”那一刻你就會覺得:“天哪,你和我一樣怪。”然后你們就會因為這些東西產生連接、建立起很深的情感紐帶。
從最早在哥倫比亞唱片時結識的Brandon,到我非常喜歡的一位詞曲作者 Alex Hope,還有 Dan Wilson、Sasha Scarbeck——這些人都在不同階段成為了我的導師,對我影響很大。所以說,這些創作關系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它們都塑造了我現在的創作方式。
你在中國擁有非常龐大的聽眾群體——這在一開始是否讓你感到意外?你覺得你的音樂為什么能夠做到如此自然地跨越文化與語言的邊界?
我一直喜歡中文和中國文化。上學時我就接觸過中文,盡管那時我還不知道它會如何融入我的人生,但我始終希望它能成為我職業生涯的一部分。
幾年前,我在抖音上看到趙露思分享我的音樂,覺得那或許是個契機,便主動提議合作《Water Fountain》。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之后我們也繼續嘗試。這個過程非常自然,并非一個被強行設定的目標,更像是在看到某個機會后,事情便順其自然地展開——這種“有機”的方式真的很酷。
知道有這么多人在聽我的音樂,確實給了我更多創作動力,也拓寬了我的視野,讓我接觸到新的文化與朋友。但這并沒有改變我寫歌的方式;如果要說影響,那就是讓我對自己的創作更加堅定。我寫的歌往往歌詞很密,常有人說:“詞太多了,人們沒耐心聽。”但我就是喜歡文字,這也是我喜歡學習中文的原因之一——雖然是另一種語言。讓我特別開心的是,很多中國年輕人不僅能聽懂這些詞,甚至能流暢地唱出來。說實話,不少中國孩子的英語水平比我許多朋友還要好,連我那首詞很密的《I Sent My Therapist to Therapy》他們也能掌握。這讓我對自己的創作方式感到很踏實——如果連非英語母語的聽眾都能學會這些歌詞,那就說明完全沒問題,我完全可以這樣寫下去。
作為一名男性音樂人,你從不畏于在自己的創作中展現脆弱。你認為這是一種可以學習的能力,還是天生的特質?
對我來說,不去表達、不去敞開心扉反而是更困難的。我成長的家庭環境一直很重視坦誠,我們會自然地談論自己的感受。有時我或許說得太直接、太強烈,甚至會讓人感到些許不自在——但如果不讓我分享情緒、不讓我真實表達,我才會真正感到不適。
因此,展現脆弱并不是一種需要刻意學習的“勇敢”,也不是我在冒險或強迫自己打開內心。相反,對我來說,更困難的是壓抑自己的感受。這種表達幾乎不是一種選擇,而是我本身就是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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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歌曲經常在TikTok和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上被廣泛傳播,人們也許樂此不疲地對你的音樂作品進行二次創作。對于自己的音樂成為某種流行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如果有人愿意聽我的歌我就會非常開心。這些作品都出自我手,它們真實地代表了我。即便其中包含一些艱難的階段或如今看來略顯稚嫩的時刻,那也是構成現在的我的一部分。我并不會因此感到尷尬——那時的我也是真實且可以被接納的。只要有人能從中獲得共鳴、享受這些音樂,我就感到滿足。
這些視頻平臺最酷的一點,是讓許多被遺忘的老歌重獲新生。就像以前被放在唱片店后排、屬于父母那一代的音樂,如今正被全新一代的聽眾重新發現。看到自己的作品《If We Have Each Other》最近在抖音上獲得新生,成為我播放量第二高的歌曲,我真的很高興。我喜歡大家持續使用它二創,也樂于見到新一代聽眾通過這樣的方式認識我的音樂。
當然,面對流行趨勢,我的感受有時是復雜的。我寫歌時從不考慮“趨勢”,我的大腦不是那樣工作的,比如以前人們常說音樂要適配電臺長度之類的想法,但我從未真正去想這些,只是做自己喜歡的作品。在歌曲完成后,我才不得不思考:如何讓它被更多人聽見,甚至形成一個趨勢、一個“梗”?但這對我來說其實很困難,因為刻意去“設計”一段適合短視頻的聲音,并不是我的熱情所在。而如今的音樂人在推廣作品上承擔了比以往更多的責任——不再只是上個電視節目那么簡單。這件事之所以復雜,是因為我總覺得自己“還能做更多”,但若一味逼迫自己,又會把自己逼瘋。這種拉扯感始終存在。我也常常陷入糾結:現在是該寫歌,還是該拍抖音?是該專注做音樂,還是該花時間推廣它?很多時候,我并沒有答案。有時候,干脆躺在床上看電視——這反而成了最容易的選擇。
作為一位在年輕時就被廣泛關注、并很早就建立起忠實聽眾群體的創作者,你是如何確保自己的音樂能夠隨著你的成長而不斷進化的?你會不會擔心自己有一天會停止成長,被定格在成名時的那個年紀或心境中?
我還沒有到達那種“名氣大到必須擔心被定型”的程度——我目前的狀態讓我感到舒適:能被聽見,又不至于被過度聚焦。因此我并不太擔心自己會停留在某個年齡或心境里。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始終是創作出我能做到的最好的音樂。我當然希望被更多人聽見,但這不是我能完全決定的,更多是交給“宇宙”去安排。我并不清楚未來命運會指向何處,但我相信,無論走向哪里,我總能找到享受其中、繼續成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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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郭芷君
編輯:周禾子 Hezi
攝影:Matty Vogel
設計: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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