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戴煌給毛主席寫信：中央負責同志不是神，要敢于承認不足

1957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黨進行整風的決定，毛澤東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黨內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積極向黨提意見。在這場運動中，一位新華社高級記者的命運，即將發生戲劇性的轉折，他就是戴煌。

戴煌，原名戴澍霖，1928年出生于江蘇阜寧溝墩鎮。1944年，16歲的戴煌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戴煌調入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開始了戰地記者生涯，他先后隨軍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抗美援朝。1952年2月4日，戴煌從朝鮮前線發回長篇通訊《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這篇文章后來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戴煌從朝鮮回國后，由新華社保送到外交學院進修外文，以資深造。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后來這份報告的內容傳到了新華社，戴煌看后非常震驚，他開始覺得“斯大林并不像過去宣傳和想象的那么偉大”。

不久以后，由斯大林神話的破滅而引發的波蘭、匈牙利流血事件，更加深了戴煌的憂慮，他認為：

我們國家的陰暗面雖然沒有那么嚴重，但再也不能熟視無睹，任其發展蔓延了。如果不再積極改革，我們也將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我決心履行一名共產黨員的義務，向黨的最高領導層敞露胸懷，說說自己應該說的話。

1956年匈牙利事件

戴煌決定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一封信，反映他在城鄉中見到的一些問題，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決。在這封后來被稱為“萬言書”的信中，戴煌主要寫了3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關于特權問題。戴煌寫道：

我著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沒有官僚統治和特權階級”這個問題。過去的若干現象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農村，對這個問題驟然明確了：特權階級是存在的，即使它沒有構成全國的統一階級，但是作為這個階級的胚胎，正在全國各地形成和發展中。

二是關于個人迷信的問題。針對當時“個人迷信”有所滋長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氣氛日益淡薄的情況，戴煌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央負責同志不是神，他們只是根據馬列主義結合中國的實際，在不斷地修正中領導大家前進的，故而缺點和錯誤也是在所難免的。在我們還沒有做到像神通廣大的上帝那樣時，就不要自負為英明的神吧！老老實實，既不要埋沒自己的豐功偉績，但也要敢于承認自己的不足。這樣，才能使人民群眾覺得，我們是誠實的人，是任何時候都會對他們說知心話的人。

晚年的戴煌

三是關于新聞自由的問題。戴煌作為一位資深的新聞工作者，痛心地指出：

翻開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觸目驚心地感受到：我們的光明和偉大被過分夸大地宣揚了，而黑暗和腐朽則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而對于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報道，因為光說人家的壞而不講人家的好，于是使人一提到資本主義國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爛瘡，包括這些國家的人民和文化。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為。

戴煌的這封信從1956年11月開始寫，一直到1957年初還沒寫完。當中共中央作出在黨內整風的決定后，戴煌認為中央要通過整風解決問題，就在整風鳴放座談會上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其核心內容就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與消除，而繼續聽其發展，必將國蔽民塞，全民族都跟著遭大難。

戴煌的發言很快受到了批判，他為了證明對黨的一片赤誠，又主動交出了尚未寫完的“萬言書”。令戴煌沒想到的是，這封信使他受到的批判愈加強烈。

戴煌

1957年7月25日，新華社在關于中央機關反右斗爭的綜合新聞中，點了戴煌的名。8月7日，新華社專門以《新華社揭發反黨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黨言行》為題，發了一條長達3000多字的新聞通稿。通稿中稱，戴煌“長期以來他就對黨不滿，反對黨，以致企圖組織‘共產黨革命委員會’來推翻中國共產黨”。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發此稿時把標題改為《清算這個極狂妄極反動極卑鄙的反黨分子，新華社連日圍剿戴煌》。《解放軍報》、上海《文匯報》也發表了《對黨惡毒攻擊，對國家肆意詆毀》《戴煌想干什么》等批判文章。戴煌經不僅被開除黨籍，還經受了長達21年的多種磨難。

當然歷史終究是公正的。1978年，新華社黨組織在重新審查戴煌的問題時，終于正確地指出：

他寫信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解決問題，把黨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對黨發起進攻。因此，從中摘引一些話作為右派言論，是不合適的。

最終新華社黨委徹底推翻了原來的結論，恢復了戴煌的黨籍和待遇。

2016年2月19日，戴煌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