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去世3年后，中央通知開追悼會，胡耀邦致電陳云：參不參加

1979年8月25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黑紗輕垂，哀樂低回。距張聞天去世，已經整整三年，這位曾在長征途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老同志，終于在這樣一個莊嚴場合，被重新鄭重地記起。會場上，年過古稀的陳云緩步走上主席臺，目光沉靜，卻難掩悲慟。這一刻的場景，與幾年前無錫殯儀館那場低調到幾乎無聲的遺體告別，形成鮮明對照，背后隱藏的是一段頗為曲折的歷史過程。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稍稍往前撥回到1976年7月1日，完全是另一番畫面。同樣是與黨有關的日子，同樣是與張聞天有關的節點，但發生在無錫湯巷45號那間安靜小樓里的一切，外界知之甚少。那一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55周年紀念日，也是張聞天入黨51年的日子。窗外梧桐樹葉被盛夏的陽光晃得發白，屋內卻彌漫著病房特有的藥味和壓抑的氣息。

一

一、從“不能閑著”到無錫小樓

若把張聞天的一生放在大背景中去看，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早年，他處在歷史風暴的最前線；晚年，他卻被悄悄推到了角落。

1925年，張聞天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那一年他26歲，年輕而銳利，很快在黨內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中嶄露頭角。1935年遵義會議后，他作為負總責的負責人之一，參與領導中央紅軍繼續長征，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承擔了實際上的黨中央主要領導責任。再向前推幾年，西安事變爆發，他又參與對事態和政策的研究，圍繞如何避免民族分裂和內戰升級提出過意見。就資歷和功績而言，“重要領導人之一”絕非虛言。

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后，尤其是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張聞天的人生軌跡出現了一條讓人感到有些壓抑的下行曲線。六十年代初，他的職務被調整，離開了曾經熟悉的領導崗位。對于一個奮斗幾十年的人來說，突然閑下來，并不輕松。張聞天對這種“閑”非常清楚，他對妻子劉英說得很直白：“我不能閑著，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這句話，不是客氣話，更像是對幾十年黨齡的一種本能堅持。

在劉英的鼓勵下，他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信。1960年初，他寫信給毛澤東，語氣真誠，表明希望繼續為黨工作，“早日投入到戰斗的行動中去”。他也直接找過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當面提出希望安排適合的工作。之后，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的協調下，他被安排到經濟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

“特約研究員”這個稱呼看上去不算顯赫，但張聞天對待這份工作極為認真。他閱讀大量資料，走訪基層，做調查研究。同事們記得他態度嚴謹、講話平和，不擺架子。不得不說，以他的經歷和地位，甘心靜下心來做這樣偏研究、偏理論的工作，本身就說明了他對國家建設問題的投入。

然而好景不長，由于眾所周知的政治環境變化，他在經濟研究所的工作時間并不長。1969年前后，他被安排到廣東省肇慶生活，遠離政治中心。在那里，他和劉英度過了幾年寂寞而略帶壓抑的日子。

那段歲月里，他仍保持讀書和思考，只是精力和身體都大不如前。到了七十年代初，他逐漸感到自己的視力開始嚴重下降，行動也愈發遲緩。1974年，已經年過七十的他，再次提筆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這一次，他寫得更加直接：說明自己眼疾惡化、行動不便，身體每況愈下，同時提出一個樸素的愿望——“想在不能走動或變瞎之前，看看所熱愛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新面貌”。

這封信既有對時代變遷的好奇，也藏著一點老人家心底的隱約不安。他沒有提職務，也沒有提待遇，只提出希望能“到北京生活和養病”，不再多求。信經王震轉達送到毛澤東那里。彼時，毛澤東的視力也已經嚴重受損，只能由工作人員代為宣讀來信內容。據記載，聽完報告后，他作了批示：到北京住不太合適，可以另換一處地方居住。

很快，中央在1975年6月通知同意張聞天遷居無錫。對這位出生于江蘇南匯（今屬上海浦東）的老干部來說，無錫離家鄉不遠，又相對安靜，算是一種折衷安排。1975年9月，張聞天一家住進無錫湯巷45號的小樓，兩層結構，院子不大，環境幽靜。無錫市委安排市第一人民醫院的主任醫師李鶴強為他做系統檢查，高血壓、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接連被查出，身體狀況不容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保持著一種理性自省的習慣。桌上的臺歷上，他親手寫下列寧的一句話：“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這句話像是一條自我提醒，時刻掛在眼前。

二

二、病榻之上的堅持與遺憾

搬到無錫后，張聞天沒有任何具體職務。對于一個曾經主持過全黨工作的老同志，這種落差不小。但他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并未減退。視力下降使他讀書變得困難，他只好把書本湊得很近，一字一句地挪動。在醫護人員的精心照顧下，只要精神稍微好一些，他就會伏案閱讀與思考，繼續琢磨中國經濟發展、國家建設的一些問題。

有時候，他拄著拐杖在湯巷附近緩慢散步，表面若無其事，實際上腦子里還在盤算各種問題。因為無錫離家鄉較近，子女、侄輩時常探望，這給他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一點溫暖。可隨著季節更替，寒冬降臨，他本就虛弱的身體承受著更大的考驗。

1975年底到1976年初，他的病情屢屢反復。家人和醫護人員幾次把他從危險邊緣拉回來。生活中出現了一些細小但頗具溫度的片段。一次，為感謝醫護和工作人員的照顧，他提出要請大家吃頓飯。時任江蘇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韓培信，十分尊重這位學識淵博、性情溫和的老前輩，特意叮囑食堂師傅準備了一桌子菜。

席間，一道紅燒肘子端上來，色香味濃。坐在一旁的劉英一眼就看出，張聞天很想嘗一口，但他患有高血壓，醫生早就叮囑要少油少鹽。劉英下意識攔住他：“你血壓高，醫生說不能吃。”張聞天看著那盤菜，只能笑笑，沒再伸筷子。韓培信沉默片刻，心里卻有另一番想法。他清楚張聞天一生不抽煙、不喝酒，愛好不過是讀書思考，而這會兒身體情況已經每況愈下。于是，他夾了一塊肘子放到張聞天碗里，對劉英說：“讓他吃吧，別太限制他，偶爾吃一點沒關系。”一句話，說得不重，卻透出一種對老人境況的心疼。劉英聽懂了，也沒有再阻止。

不久之后，1976年1月8日，全國再一次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傳來，舉國哀悼。對張聞天來說，這不只是國家損失，更是戰友離去。他得知噩耗后，幾乎整天守在電視機前，看著節目里關于周總理的畫面和遺容，眼淚一次次模糊了他的視線。情緒極度低落讓他的病情雪上加霜。那段時間，他經常在夜里驚醒，胸口發悶，心中更多的是對國家局勢的憂慮。

在病情愈發嚴重的情況下，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某天，他讓劉英坐到床邊，聲音沙啞又有些遲疑：“我不行了……別的都沒什么，只是這十幾年沒能為黨工作，深表遺憾。”這句話里的惋惜，不只是個人命運之嘆，更折射出一個老黨員對自己角色的嚴格要求。稍作停頓，他又慢慢補充，“我死后，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當作最后一次黨費。”

劉英聽到這里，一邊流淚一邊點頭答應。張聞天隨即提出，希望把這件事寫下來，按上名字，留個明證。話音剛落，劉英情緒有些控制不住，忍不住提高了音量：“難道，你還信不過我？”一句近乎埋怨的話，道出了她心里的委屈。張聞天望著她，有點不好意思，只是笑了笑，沒有再解釋。那種笑里，有歉意，也有對老伴幾十年相伴的信賴。

按照他的意思，劉英在紙上親手寫下：“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后所交黨費。張、劉。1976年4月。”寫完后，她又一字一句念給床上的張聞天聽。病中的他聽完，露出一絲明顯放松的微笑，這大概是他在世間留下的最后一個安心的心愿了。

值得注意的是，身體極度虛弱的同時，他仍然惦記著手里的文稿。早在無錫期間，他已經開始整理自己多年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政治經濟問題的思考，逐漸形成一部較為系統的稿件，擬題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他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曾在病中感慨，如果身邊有一個懂政治經濟學、文字功底又好的秘書協助整理，自己還能寫出更多更完善的東西。遺憾的是，病情的發展沒有留給他更多時間。

時間來到1976年7月1日。那天一大早，他還保持著不錯的精神狀態，讓人打開收音機，聽了會兒新聞，還聽人給他念《參考消息》。喝了幾口米湯后，他閉上眼睛休息。但即便在這樣的狀態下，他還是提起一個小小的愿望，說看到一種多功能新式輪椅，很想要一輛，好讓自己還能“走到群眾中間去”。他笑著對劉英說：“生命在于運動嘛。”話說得輕松，愿望卻很樸實。

也正是這句話，讓人更難接受接下來發生的事。不到一個小時，他因心臟病突發離世。日期定格在1976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55周年紀念日。對一位從1925年就入黨，整整半個多世紀黨齡的老同志來說，這是一個頗有象征意味的時間點。他倒在黨的生日這一天，留給親友的是突然襲來的悲慟。

三

三、低調的告別與三年后的電話

張聞天去世，放在當時復雜的政治氛圍下，是一件需要“慎重處理”的事情。由于他在黨史上的特殊經歷和長期被擱置的政治評價，江蘇省委在他病逝當日就緊急向中央請示喪事安排。直到7月8日，也就是他去世一周之后，中央有關方面才通過電話作出指示：“不開追悼會，骨灰盒存放在無錫。”

這八個字，態度清楚，意味也非常明確。于是，7月9日，在無錫殯儀館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就顯得格外低調。來的人不多，規格不高。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用他真實的姓名。住在湯巷45號的時候，他對外一直用“張普”的名字，告別儀式上的花圈上也寫著“張普”。對外界而言，只是一個普通“張普同志”的離去。

只有劉英獻上的花圈上，寫著“獻給老張同志”。沒有更多修辭，卻有深厚情感。對她而言，這不單是送別丈夫，也是送別一段共同經歷風風雨雨的革命歲月。

1977年5月，張聞天去世一年后，劉英按照他的遺愿，把4萬元存款送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作為一筆特殊黨費。那時的4萬元，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目，這個決定既體現了兩人一以貫之的政治立場，也可以看成是張聞天自我評價的一個“終章”。那一年，在一些老同志的關心下，劉英也離開了無錫，結束在湯巷45號兩年多的生活，重新回到北京。

真正讓局面發生變化的，是1978年底到1979年間黨內路線和政策上的重大調整。隨著冤假錯案陸續得到平反，許多在歷史上作出重要貢獻但遭遇不公的老同志，逐漸被重新評價。張聞天的問題，也被擺到了中央的案頭。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封信起了不小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劉英寫信給陳云，請求中央對張聞天作出公正結論，并為他舉行正式追悼會。陳云當時擔任重要領導職務，身體已不算很好，卻對這封信格外上心。他在批示上寫下四個字：“完全應該”，并注明“轉各主席傳閱”。這一批示，很快在有關領導層面形成共識，為后來中央決定為張聞天開追悼會奠定了基礎。

1979年，中央正式作出決定，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那一年，陳云已經74歲，在杭州休養。胡耀邦專門給陳云打了電話，征求意見：“參加不參加張聞天的追悼會？如果參加，是主持追悼會，還是致悼詞？”這個問題問得很具體，透露出對陳云態度的重視。

電話那頭，陳云回答得很干脆，大意是：“我主持也行，致悼詞也行，但要推遲一點，等我回北京，張聞天的追悼會，我一定要參加。”這句“我一定要參加”，語氣不激烈，卻透出一種堅定。了解他們關系的人都清楚，這不是客套，而是多年戰友情誼的自然流露。

四十多年前的上海，顧順章叛變后，中央機關遭到嚴重破壞。陳云奉命重建中央特科，負責秘密交通和安全工作。與此同時，張聞天在上海負責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絡的秘密電臺，兩人都處在高危崗位，共同經受了嚴酷考驗。從上海到中央蘇區，從長征到延安，再到東北、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在不同崗位上共同工作了很長時間。可以說，陳云對張聞天的一生，是有切身體會的。

當中央決定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后，劉英又提出一個想法：追悼會由鄧小平主持，請陳云致悼詞。一方面，陳云與張聞天私交甚深，由他致悼詞情理相合；另一方面，她也考慮到陳云對張聞天工作經歷很熟悉，悼詞內容會更具體、更有分量。

然而，陳云并沒有接受這個安排。他搖頭表示，還是應該由鄧小平致悼詞，這樣規格更高，更能彰顯中央對張聞天的評價。這個看似“推辭”的選擇，背后其實是一種周到考慮：陳云不愿把這件事只停留在個人情誼層面，而是希望通過更高的政治規格，對張聞天作出權威認可。

不久后，鄧小平同意擔任致悼詞人選，主持則由陳云擔任。至此，追悼會的主要安排基本確定下來。

四

四、人民大會堂的悼詞與遲到的肯定

1979年8月25日，張聞天逝世三年后的這一天，人民大會堂莊嚴肅穆。大廳內外，都可以感受到一種壓抑而凝重的氣氛。許多在革命戰場和延安歲月中曾和他共事過的老同志，陸續走進會場，神情復雜。

追悼會由陳云主持，他在講話中簡要回顧了張聞天的生平和貢獻。緊接著，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悼詞內容系統肯定了張聞天的歷史地位，稱他是黨的優秀黨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強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這幾句話，字面簡潔，卻意味深長。對經歷過那段曲折歷史的人來說，這實質上是一份來之不易的政治結論。

等到這一刻，已經是張聞天離開人世三年之后。從無錫殯儀館的簡陋告別，到人民大會堂的隆重追悼，中間隔著的，不只是時間，還有政治氣候的轉變、歷史評價的回歸。不可否認，這種遲到的肯定，多少帶著一點遺憾——本人已無緣聽到。

有意思的是，就在追悼會當天，《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發了張聞天生前那部凝聚心血的理論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對于他來說，這篇文章是多年調查研究和思考的結晶。無錫時期，他在病榻上反復修改，用盡有限的精力希望把問題講清楚。曾經念叨著“如果有一個懂政治經濟學的文字秘書，還能寫出更多”，今天雖然沒有了那個“文字秘書”，文稿卻終于公開發表，讀者也遠比他想象的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發表方式，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在場”。人已去，但文字還在，觀點還在。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對經濟政策的理解與建議，經由報紙的刊登，在更大范圍內被認識。對于一位長期從事理論工作的老黨員來說，這大概是一種較貼近他本人的“紀念”方式。

悼念活動并沒有在那一天畫上句號。1981年，一本由張聞天的戰友、同事和親屬共同撰寫的回憶錄即將出版，書名《懷念張聞天同志》四個字是陳云親筆題寫。此后，每當有關于張聞天的研究著作準備出版，陳云幾乎都會應邀題寫書名或題詞。后來修繕張聞天故居，門額上的字，同樣出自陳云之手。

通過這些細節可以看出，陳云對張聞天的感情并非一時激動，而是延續多年的真摯情誼。二人在上海秘密斗爭時期結下的生死與共，在長征和延安歲月中形成的合作信任，在新中國成立后異同觀點中的相互尊重，最終都沉淀為這種持久而安靜的紀念。

從另一個角度看，張聞天晚年所遭遇的孤寂，與他早年在黨內的重要角色之間存在強烈反差，這種反差不經意間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復雜。理論工作者的命運往往更受政治氛圍影響，一旦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個人的貢獻和得失，容易被一時的評價遮蔽。也正因為如此，后來中央決定為他舉行高規格追悼會，公開肯定他的歷史功績，就顯得格外關鍵，不只是為一位個人平反，更是在整理和修正黨史敘述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回望他人生的最后幾年，既有病痛與寂寞，也有清醒與堅持。有遺憾，比如很多尚未完成的研究設想無法展開；也有某種意義上的圓滿，比如存款全部上交黨組織的決定，追悼會和文稿發表所帶來的遲來的肯定。對于一個1925年入黨、經歷遵義會議和長征、在最艱難關頭承擔領導責任的老黨員而言，這樣的結局帶著復雜的味道，卻并不違和。

張聞天與陳云之間幾十年綿延不斷的情誼，也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展現得格外清晰。從“完全應該”的批示，到堅決要參加追悼會的電話回復，再到一筆一劃寫下的書名和匾額，這些動作為張聞天的人生做了一個端正、莊重的注腳，也悄然記錄下那一代人彼此之間的敬重與信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