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第一章 三年
我叫蘇梅，今年三十四歲，是個普通的小學語文老師。我老公林海，是個海洋冰川學的研究員。三年前，他報名參加南極科考隊，要去中山站待上整整三年。
他走的那天是2023年12月初，北京特別冷。首都機場T3航站樓里，他摸著我的臉說：“就三年，每天我都給你打電話。現在衛星電話信號可好了，跟打市內似的。”我們的女兒小滿那時才兩歲，抱在我懷里，還不太明白爸爸要去哪兒，只是伸出小手抓他的眼鏡。林海親了親她的小臉蛋，眼鏡片上蒙了一層霧氣。
“你放心去，”我當時笑著說，“家里有我呢。就是別凍著，聽說那兒零下好幾十度。”
“站里有暖氣，凍不著。”他拎起那個印著“中國南極科考”的紅色行李箱，轉身進了安檢口。走到拐角處，他又回頭朝我們揮了揮手。小滿突然哇一聲哭出來，伸著手要爸爸抱。我趕緊哄她，再抬頭時，他已經不見了。
頭半年最難熬。小滿晚上老哭，要找爸爸。我就指著墻上的世界地圖，告訴她爸爸在南極，那個白色的、最下面的地方。我還買了個地球儀，小滿總用小手去轉，轉到南極那塊就停下來，盯著看。
林海的電話每天準時在晚上八點打來。他說南極和北京有五個小時時差，他那會兒是下午一點，正好午休。電話接通時，總能先聽到一陣呼呼的風聲，有時候還夾雜著嘎吱嘎吱的響聲，他說那是冰層擠壓的聲音。
“今天怎么樣？”他總這么開頭。
我就絮絮叨叨地講：小滿今天在幼兒園學會唱《小星星》了；我媽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們學校期中考試，我帶的班語文平均分年級第一；樓下早餐店關門了，以后買油條得走兩條街。
他那兒的事聽起來很遙遠：今天去冰芯鉆取現場了，取到一千米深的冰樣；帝企鵝在站附近孵蛋，憨憨的特別可愛；上周有極光，綠色的，像紗一樣在天上飄。他說話時總是笑呵呵的，但我能聽出他聲音里的疲憊。
“你臉色不太好，”有一次我對著手機屏幕說。那是2024年春天，我們已經習慣每天視頻了。
屏幕里的林海穿著紅色科考服，背景是中山站里他的房間，墻上貼著我和小滿的照片。他摸摸自己的臉：“是嗎？可能這兩天沒睡好。夏天快過去了，白夜要結束了，接下來就是漫長的極夜，生物鐘有點亂。”
“你要多吃維生素，站里不是有營養師嗎？”
“有，天天盯著我們吃呢。”他笑了，眼角擠出幾道皺紋。這三年他老了不少，頭發白了一些，臉也被南極的風吹得又黑又糙。
小滿三歲生日時，林海在電話里給她唱生日歌。小滿捧著手機，奶聲奶氣地問：“爸爸，你什么時候回來呀？”
“等小滿學會寫自己名字的時候，爸爸就回來啦。”
從那以后，小滿天天練寫字。她小手還握不穩筆，寫出來的“林小滿”三個字歪歪扭扭的，但她特別認真，寫滿一頁紙就舉給我看：“媽媽，爸爸是不是快回來了？”
第二年，2025年，日子過得快了些。小滿上幼兒園中班了，會背不少唐詩。我升了教研組長，工作更忙了。我媽搬來和我們一起住，幫我接送孩子。生活像上了發條，規律地向前走。
林海的電話成了我們家每天雷打不動的儀式。晚上八點，小滿一定會放下玩具，跑到客廳沙發上坐好，等我拿出手機。電話一響，她就搶著接：“爸爸！我今天在幼兒園得了一朵小紅花！”
“真棒！給爸爸看看。”
有時候信號不好，畫面會卡住，聲音也斷斷續續的。林海就說可能是太陽風活動影響了衛星信號。有段時間連續一周都這樣，我急得睡不著，后來信號恢復了，看他好好的在屏幕那頭，我才松了口氣。
“你別老瞎擔心，”他在電話里說，“站里二十多個人呢，互相照應著。醫療室設備比咱們社區醫院都齊全。”
“我就是……就是覺得你一個人在那兒，那么遠。”
“三年一晃就過去了，”他說，“已經過去一半多了。”
去年冬天，2025年12月，南極那邊是夏天，科考隊有補給船到。林海收到了我寄去的包裹：一件我織的毛衣（雖然織得不太好），小滿畫的畫，還有我媽腌的辣白菜真空包裝。他在視頻里穿上那件毛衣，袖子短了一截，他哈哈大笑：“沒事，心意最重要。”
小滿在屏幕這邊喊：“爸爸，我畫的企鵝像不像？”
“像，特別像，就跟我今天在門口看見的那只一模一樣。”
一切看起來都正常。太正常了。正常得讓我后來回想時，覺得那些細節都像精心布置的背景。
今年春節，2026年2月，是林海在南極度過的第三個春節，也是最后一個。除夕夜，中山站和國內視頻連線拜年。我在央視新聞里看到了林海，他站在一群穿紅色科考服的人中間，舉著“福”字對著鏡頭笑。鏡頭掃過他時，他朝我揮了揮手——雖然知道這不是私人通話，但我總覺得他在跟我打招呼。
小滿指著電視喊：“爸爸！爸爸上電視了！”
正月十五元宵節過后，小滿開始掰著手指頭數爸爸回來的日子。“還有兩個月零三天！”她每天早上醒來第一句話就是這個。
林海在電話里也開始倒計時：“這邊的工作快收尾了，最后一批數據采集完，就能交接了。回程的船票都訂好了，4月20號從澳大利亞出發，5月初就能到家。”
“東西都收拾好了嗎？”我問。
“還沒呢，不急。在這兒住了三年，東西還真不少。”
“那些厚的衣服就別帶回來了，北京穿不上。”
“知道，大部分都留給站里了。”
日子一天天逼近，我卻莫名地緊張起來。夜里睡不踏實，老是做夢，夢見林海回來了，但站在門口不進門，就那么看著我。我問你怎么不進來，他也不說話。醒來時一身冷汗。
我媽說我這是“近鄉情怯”：“盼了三年，真快見了，反而慌了。正常，我當年等你爸從部隊回來也這樣。”
也許吧。我這么告訴自己。
變故發生前沒有任何預兆。那天是2026年3月23日，星期二。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為那天我們學校期中考試剛結束，我批卷子批到很晚，接小滿也遲了。回到家快七點，趕緊做飯。我媽腰疼犯了，在屋里躺著。
七點五十，小滿自己搬了小凳子坐在電話前等著。八點整，手機準時響了。
“爸爸！”小滿接通視頻，把臉湊到屏幕前。
林海那邊是下午一點，陽光很好，從他身后的窗戶照進來，白晃晃的。他坐在椅子上，穿著那件藍色的保暖內衣——是我給他買的，穿了三年，領口都松了。
“小滿今天在幼兒園干什么了？”他問，聲音聽起來有點啞。
“今天我們做手工了，我做了一個小房子，老師說可以送給爸爸當回家禮物。”
“真好看，等爸爸回去就把它擺在書桌上。”
他們像往常一樣聊著。小滿給他看今天做的手工，講幼兒園小朋友的趣事。林海耐心地聽著，不時點點頭。一切都和過去一千多個夜晚一樣。
直到小滿突然說：“爸爸，你后面那些叔叔阿姨為什么不穿紅衣服？”
我正坐在餐桌前整理試卷，聽到這話抬起頭。
屏幕里，林海的表情凝固了一瞬間。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我太了解他，根本察覺不到。然后他笑了：“什么叔叔阿姨？”
“就是那些穿白衣服的呀，”小滿用手指戳戳屏幕，“一、二、三、四、五個，五個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站在你后面呢。”
我站起來，走到小滿身后。
視頻畫面里，林海坐在桌前，身后是中山站宿舍常見的淺綠色墻壁。乍一看沒什么異常。但當我瞇起眼睛仔細看——在畫面邊緣，林海左肩后方，門框旁邊的位置，確實有一抹白色。
不是科考隊的紅色防寒服，也不是站里工作服的藍色或灰色。是白色。醫用白大褂的那種白。
那抹白色只露出很小一部分，大概是一只袖子的三分之一。如果不刻意看，根本不會注意到。但小滿眼睛尖，孩子的注意力總是放在大人忽略的細節上。
“是站里的醫生吧，”林海的聲音從聽筒里傳來，語調正常，甚至帶著點笑意，“我這兩天有點感冒，醫生過來看看我。他們剛查完房，正要走呢。”
說著，他側了側身，朝身后看了一眼，又轉回頭來：“已經走了。小滿眼睛真尖。”
我盯著屏幕。那抹白色不見了。
“爸爸你感冒了？”小滿關心地問，“吃藥了嗎？”
“吃了，沒事。南極感冒可麻煩，傳染給別人就不好了，所以醫生看得嚴。”
對話繼續下去。小滿又說了些幼兒園的事，林海答應給她帶真正的企鵝玩偶——不是買的，是站里手巧的隊員用羊毛氈自己戳的，特別逼真。
八點二十分，通話像往常一樣結束。小滿心滿意足地去刷牙洗臉，準備睡覺。
我坐在沙發上，看著暗下去的手機屏幕，沒動。
“怎么了？”我媽從屋里出來，扶著腰，“小林感冒了？”
“啊？哦，他說是。”我回過神。
“南極那地方，感冒可不是小事，聽說容易轉成肺炎。不過站里有醫生，應該沒事。”
“嗯。”
我哄小滿睡下，回到客廳，打開手機，翻出今晚的通話錄像——從林海去南極的第一天起，我養成了錄下每次通話的習慣。頭一年是因為小滿想爸爸時可以隨時看，后來就成了習慣。
我找到今晚的錄像，調到小滿問白大褂的那個時間點。
8:07:23。
畫面中，林海的笑容在女兒問出問題時有極其短暫的停頓。0.5秒，也許更短。然后他笑了，回答了。
我把畫面放大，再放大，聚焦在他左肩后方的那抹白色。
暫停。放大到極限。像素開始模糊，但那確實是白色的織物，有布料的紋理。而且——我湊近屏幕——在那抹白色旁邊，門框的陰影里，似乎還有另一道白色邊緣。很淡，幾乎和墻壁融為一體。
五個穿白大褂的人？
我退出全屏，看著手機主界面。時間是晚上十點半。南極那邊是下午三點半。
我想了想，打開微信，找到林海科考隊的同事王工的妻子。我們有個家屬群，十幾個人，平時不怎么聊天，主要發些通知。
“劉姐，睡了嗎？”我打字。
過了一會兒，回復來了：“還沒呢，孩子寫作業磨蹭。怎么了小蘇？”
“想問問，中山站那邊，醫務室醫生平時查房，是穿白大褂嗎？”
“白大褂？不清楚哎。怎么了？”
“沒事，就隨便問問。林海說有點感冒，醫生去看他，穿的白大褂，我有點好奇南極那么冷，白大褂夠暖嗎。”
“這個真不知道。不過我老公上次視頻時，我看到他們醫務室好像穿的是藍色刷手服，跟國內醫院手術室那種有點像。白大褂可能也有吧，室內暖和，應該沒事。”
藍色刷手服。
我盯著手機屏幕，手指有點涼。
“謝謝劉姐，不早了，你早點休息。”
“你也是。對了，他們快回來了吧？倒計時了，真不容易。”
“是啊，倒計時了。”
我放下手機，走到陽臺上。三月北京的夜晚還冷，風刮在臉上有點疼。小區里路燈昏黃，幾戶人家還亮著燈。
林海身后的白色，如果不是醫務人員的白大褂，那是什么？
也許是燈光反射？或者是掛在墻上的白色工作服？又或者，真的是醫生，只是王工的妻子記錯了？
都有可能。都解釋得通。
可我腦子里反復回放林海那個瞬間凝固的表情。太熟悉了，結婚八年，我太熟悉他每個細微的表情變化。那是他緊張時的反應——雖然只有一剎那，雖然他立刻用笑容掩蓋了過去。
我在陽臺上站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進屋。小滿已經睡熟了，抱著林海去年寄回來的企鵝玩偶。我給她掖了掖被角，關上臺燈。
躺在床上，我睜著眼睛看天花板。
還有四十七天。他在心里默數。
就四十七天了。三年都等過來了，不差這一個多月。
我翻了個身，閉上眼睛。
那天晚上，我夢見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冰原上，四周什么都沒有，只有無邊無際的白。林海在很遠的地方朝我揮手，我想朝他跑過去，腿卻像陷在雪里，怎么也動不了。他身后站著幾個人，也都穿著白色，和冰雪融為一體，幾乎看不見。
我想喊他，卻發不出聲音。
醒來時是凌晨四點，枕頭有點濕。
第二章 裂縫
我再也睡不著了。
輕手輕腳下了床，我來到客廳。凌晨四點的北京，窗外是濃得化不開的黑。遠處有早班公交車駛過的聲音，輪胎摩擦路面，濕漉漉的。我坐在沙發上，重新打開手機，又看了一遍昨晚的錄像。
這次我把屏幕亮度調到最高，盯著那抹白色。它出現在屏幕左上角，林海左肩后方，大概只占了畫面的百分之二。我截了圖，用編輯功能不斷放大。像素越來越模糊，但能看出來，那確實是某種布料，有褶皺。在它旁邊，門框的陰影里，還有另一道更淡的白色邊緣。
五個穿白大褂的人？
小滿說五個。孩子不會無緣無故數數，她一定是看到了五個，或者至少看到了好幾個，才會說“一、二、三、四、五”。
我打開搜索引擎，輸入“南極中山站 醫務室 照片”。出來的圖片大多是官方新聞稿里的：整潔的醫療室，穿著藍色或綠色刷手服的醫生，儀器看起來很先進。我一張張翻過去，翻了三十多頁，沒有一張照片里的人穿著傳統的白大褂。
南極科考站的醫務室，為什么需要白大褂？他們在室內工作，站內有恒溫系統，穿白大褂也許不奇怪。但為什么是五個？五個醫護人員同時出現在林海的房間？只是感冒需要這么大陣仗？
我的心跳得有點快。
也許是我多想了。林海感冒了，可能還有點嚴重，所以醫生護士都來查看。南極那種極端環境，對健康監測肯定特別嚴格。五個白大褂——也許包括醫生、護士、站里的健康管理員，甚至可能是來交流學習的其他國家科考隊的醫療人員。
我試圖用這些可能性說服自己。
天快亮時，我給林海發了條微信：“感冒好點了嗎？多喝水，按時吃藥。”
現在是南極時間上午九點，他應該已經起床了。按照慣例，他會在中午十二點左右回復——也就是我們這邊的下午五點。三年了，這個作息規律我摸得很清楚。
上午我有課，第一節就是語文。站在講臺上，我有點走神。下面孩子們朗讀課文的聲音像隔著一層水傳來，朦朦朧朧的。板書時，我寫錯了一個字，有學生小聲提醒：“老師，那個字少了一點。”
“哦，對，謝謝。”我擦掉重寫，粉筆灰簌簌落下。
課間休息時，我躲在辦公室儲物間，又看了一遍昨晚的視頻。這次我注意到另一個細節：林海身后的窗戶。中山站宿舍的窗戶，外面應該是冰雪景觀，但昨天視頻里，窗戶是磨砂玻璃，而且——我暫停畫面——玻璃上似乎有水汽凝結的痕跡。
南極那么干冷的地方，室內外溫差大，窗戶上有水汽是正常的。但這個想法一旦出現，就揮之不去。
“蘇老師，你沒事吧？”同事李老師探進頭來，“臉色不太好。”
“沒事，可能沒睡好。”
“是不是快見到老公了，興奮得睡不著？”她笑著打趣，“三年啊，真不容易。我家那位出差一周我都受不了。”
我勉強笑了笑。
下午五點零三分，林海的回復來了：“好多了，別擔心。今天去冰芯庫整理了樣本，累但充實。小滿今天怎么樣？”
我盯著手機屏幕。他回避了“白大褂”的問題，也沒有正面回答感冒的情況。
打字，刪除。再打字，再刪除。最后我只發了一句：“小滿挺好，就是特別想你。你那邊……一切都好吧？”
“都好，放心。還有四十六天。”
還有四十六天。
晚上八點，視頻電話準時響起。小滿照例搶著接：“爸爸！你感冒好了嗎？”
“好多了，”林海在屏幕里笑。今天他換了件灰色毛衣，背景還是那個房間，但角度稍微調整過——他坐得離桌子更近，身后可看到的背景區域變小了。我注意到，窗戶被一幅南極地圖掛畫擋住了大半。
“醫生今天還來看你嗎？”小滿問。
林海頓了頓：“來了，量了體溫，說沒事了。”
“他們還穿著白衣服嗎？”
“嗯，工作服。”林海回答得很自然，然后迅速轉移話題，“小滿今天在幼兒園學了什么新歌？”
通話繼續。我坐在小滿旁邊，仔細觀察屏幕的每個角落。今天林海身后的背景很“干凈”，除了那幅新掛的地圖，幾乎沒有其他東西。墻壁是統一的淺綠色，沒有雜物，沒有掛衣服的掛鉤，連以前常出現在畫面角落的暖氣片也看不見了。
“你那幅地圖是新掛的？”我裝作隨意地問。
“啊，對。前幾天收拾東西翻出來的，就掛上了。怎么樣，好看嗎？”
“挺好的。”我說。
通話持續了十八分鐘。結束后，我哄小滿去睡覺，然后坐在客廳里，把今天和昨天的錄像并排對比。
同樣的房間，同樣的角度，但背景陳設變了。昨天的視頻里，林海身后的墻壁上掛著一本日歷，是2025年的，上面有些手寫的標注。今天日歷不見了，換成了地圖。昨天的視頻里，門框旁邊露出一點點白色。今天門框完全在畫面外。
他在調整攝像頭的范圍。
這個認知讓我后脊發涼。
“怎么了這是？”我媽端著杯熱牛奶走過來，放在我面前，“這兩天魂不守舍的。”
“媽，”我抬頭看她，“你覺得林海……有沒有什么不對勁？”
“不對勁？你指什么？”
我把手機遞給她，指出那兩個視頻的背景變化。我媽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
“是有點不一樣。不過男人嘛，收拾屋子換個布置也正常。南極待三年，閑得慌，挪挪家具什么的。”
“那白大褂呢？小滿看見五個穿白大褂的人。”
“孩子的話哪能全信。小滿才五歲，可能看花眼了。再說了，就算真有醫生，那也說明站里重視小林的身體，好事。”
“可王工的媳婦說，站里醫生穿的是藍色刷手服，不是白大褂。”
我媽沉默了一會兒，把手機還給我：“梅子，你是不是太緊張了？三年了，天天盼著，這眼看著要見著了，心里反而七上八下的。媽懂，當年你爸去云南支邊兩年，他回來前一個月，我也老做噩夢，總覺得要出什么事。結果呢，好好的。”
“可能吧。”我接過牛奶，沒喝。
夜里十一點，我又給王工的妻子劉姐發了條微信：“劉姐，不好意思又打擾你。我想問問，你們家王工最近視頻時，背景有沒有什么變化？比如房間里換了布置什么的。”
等了一會兒，劉姐回復：“你不說我還沒注意，你這么一提，好像還真有。上周視頻，老王身后那面墻上多了個中國結，紅彤彤的，挺喜慶。他說是過年時站里搞活動做的，留作紀念。怎么了？”
“沒事，就隨便問問。林海那邊也換了幅地圖，我覺得挺好看的，想著要是站里統一發的，等林海回來我也掛家里。”
“應該不是統一的，老王那邊沒地圖。可能各人喜好不同吧。”
“對了劉姐，王工最近身體怎么樣？聽說南極那邊容易感冒。”
“老王身體壯得像頭牛，去三年一次沒病過。倒是聽說他們站里有個隊員，前陣子重感冒，差點轉肺炎，在醫療室躺了好幾天。不過現在已經好了。”
“哦，那就好。”
我放下手機，手心有點出汗。
中山站如果有隊員重感冒，醫療室應該很忙。但林海說只是“有點感冒”，卻有五個醫護人員同時出現在他房間？
要么他在撒謊，要么劉姐聽說的“重感冒隊員”就是林海。
我翻出科考隊家屬群的聊天記錄。這個群平時很安靜，只有逢年過節時互相問候，或者隊里發來集體照片時，大家會討論一下。我往上翻了很久，找到今年元旦時發的一張集體照。
照片上，二十多名隊員站在中山站主樓前，舉著“新年快樂”的橫幅。林海站在第二排左邊第三個，笑著。我放大照片，仔細看每個人的臉。林海看起來有點瘦，但精神不錯。他旁邊的王工摟著他的肩，兩人都在笑。
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照片里所有隊員都穿著統一的紅色科考防寒服。而在隊伍最右側，靠近站門的位置，站著兩個穿藍色制服的人——那是站里的工作人員。沒有白大褂。
我把照片保存下來，又繼續翻。找到去年夏天的一張工作照，是隊員們在冰蓋上鉆取冰芯。林海彎著腰操作機器，只拍到側臉。照片背景是茫茫冰原，天空藍得發黑。
這些照片能證明什么？證明林海確實在南極，確實在中山站。證明至少到今年元旦，他還好好的。
也許真的是我多心了。
我放下手機，揉了揉太陽穴。三年，一千多個日夜的等待，也許已經把我的心磨得太敏感，太脆弱。任何一個細微的異常，都能被我放大成一場災難。
去浴室洗了把臉，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三十四歲，眼角有了細紋，頭發里藏著幾根白絲。這三年，我老了。林海也老了。我們在視頻里看著彼此一點一點被時間改變。
“就四十六天了，”我對著鏡子說，“別瞎想。”
接下來的三天，一切如常。
林海的電話每晚八點準時響起。他看起來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感冒似乎真的好了。背景還是那個房間，地圖還掛在墻上。我再沒看到任何白色的影子。
小滿開始做倒計時日歷，每天早晨撕掉一頁。“還有四十三天！”她舉著日歷跑到我床邊，“媽媽，爸爸回來那天，我們能不能去機場接他？”
“當然能，我們一起去。”
“那我要穿最漂亮的裙子！”
第四天晚上，通話進行到一半時，小滿突然說：“爸爸，你背后那個亮亮的東西是什么？”
林海愣了一下，沒回頭：“什么東西？”
“就那個，一閃一閃的，紅色的。”小滿指著屏幕。
我湊過去看。在林海身后的墻壁上，地圖的右下角邊緣，有一個很小的紅點，規律地閃爍，每秒鐘一次。
“哦，那個啊，”林海笑了，“是煙霧報警器的指示燈。站里前段時間統一檢查消防設施，新換的。”
“它為什么閃呀？”
“提醒人們它工作正常。好了，別管那個了，你今天在幼兒園……”
通話繼續。但我盯著那個紅點，直到通話結束。
煙霧報警器的指示燈，通常是綠色的。我查了一下手機，確實有紅色指示燈的型號，但比較少見。更主要的是——之前視頻里，那個位置沒有這個紅點。
要么是新裝的，要么是之前被擋住了。
當晚，等小滿睡了，我做了件有點瘋狂的事：我把過去一個月所有的通話錄像都找出來，一幀一幀地對比林海身后的背景。
一百多段視頻，每個平均二十分鐘。我從晚上十點看到凌晨三點。
發現如下：
- 從三個月前開始，林海房間的背景就在緩慢地、幾乎難以察覺地變化。先是日歷上的手寫備注消失，然后日歷本身不見了，換成地圖。接著，原本放在桌角的一個企鵝擺件不見了。之后，墻上的插座面板顏色從白色換成了淺灰色。
- 大約兩個月前，林海在視頻里開始更頻繁地咳嗽。每次咳嗽時，他會側過身，或者用手捂住嘴。當時他說是“南極干燥，嗓子不舒服”，我信了。
- 一個月前，有三次通話中途，林海說“有人敲門，我去開一下”，然后離開畫面半分鐘到一分鐘。回來時，他會整理一下衣領，或者摸一下鼻子。
- 小滿發現白大褂的那天晚上，是第一次出現明顯的“異常物體”。
- 那個紅色指示燈，是四天前第一次出現。
我把這些發現記在紙上，看著那些字，手指發涼。
如果單獨看任何一點，都可以解釋。加在一起呢？
凌晨三點半，我猶豫了很久，最終撥通了一個電話。是打給科考隊國內聯絡處的值班電話。這個號碼是家屬緊急聯絡用的，三年來我從沒打過。
鈴聲響了六下，接通了。
“您好，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請問有什么可以幫您？”是個年輕男人的聲音，帶著沒睡醒的含糊。
“您好，我是中山站科考隊員林海的家屬，我叫蘇梅。”
“哦，林工家屬。您好您好，這么晚了，有什么事嗎？”
“我想問一下，林海在站里……最近身體還好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林工的身體狀況，站里醫療組會定期向家屬通報的。上次通報是在兩周前，顯示各項指標正常。如果您有特別關切，我們可以向站里詢問，但南極現在已經是深夜，可能要明天才能回復。”
“兩周前通報正常……”我重復道。
“是的。所有隊員每月都有一次健康簡報發回國內。林工的簡報一直很正常。”
“那……最近站里有沒有發生什么特別的事？比如，有沒有隊員生病需要特別護理？”
“這個……”對方頓了頓，“如果有影響全站的緊急醫療情況，我們會第一時間通知所有家屬。目前沒有接到此類通知。蘇女士，您是聽到什么消息了嗎？”
“沒有，就是……有點擔心。他快回來了，我反而更緊張了。”
“理解理解。三年確實不容易。這樣，我明天一早就聯系中山站，讓林工給您回個電話，或者至少讓醫療組更新一下健康簡報，您看行嗎？”
“不用不用，別打擾他工作。我就是……確認一下就好。謝謝您。”
掛斷電話，我坐在黑暗里，手在發抖。
官方說林海健康正常。
那五個白大褂是什么？紅色指示燈是什么？背景的變化是什么？
要么是官方在隱瞞什么，要么是林海在隱瞞什么，要么——是我瘋了。
凌晨四點，我收到了林海發來的微信。這個時間，南極是上午九點，他通常剛開始工作。
“剛看到你昨晚發的消息，說想我想得睡不著？我也想你。別太擔心，我一切都好。等回去，好好補償你們娘倆。愛你。”
這條微信的發送時間，是南極上午九點十五分。
但我記得，昨晚通話時，他說今天要去野外采樣，早上六點就得出門，來回要一整天。野外采樣時，中山站周邊的某些區域是沒有手機信號的，更別說微信了。
除非他今天沒去野外。
或者，他現在根本不在野外采樣會去的地方。
我盯著那條微信，直到屏幕自動熄滅。
窗外的天開始泛白，新的一天要開始了。小滿的倒計時日歷上，還剩下四十二天。
四十二天。
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又在懷疑什么？
手機突然震動，是劉姐發來的微信：“小蘇，你睡了沒？”
“還沒。怎么了劉姐？”
“有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我的心提了起來：“您說。”
“我家老王……剛才給我打電話了。不是視頻，是語音電話。他說衛星視頻系統在檢修，這幾天只能用語音。”
“然后呢？”
“然后我聽著他聲音不太對勁，就隨口問了句，你們站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穿白大褂的醫生多不多。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我盯著屏幕，手指冰涼。
“他說：‘什么白大褂？站里醫生都穿藍色。你從哪兒聽來的？’”
“我就說是聽其他家屬說的。老王沉默了好久，最后說：‘你看錯了，或者記錯了。南極這邊一切都好，別瞎想。’然后就掛了。”
“他掛了？”
“嗯，掛得特別急。而且……他以前從沒這樣過。”
我和劉姐的對話窗口上方，“對方正在輸入”的提示閃爍了很久，最后發來一行字：
“小蘇，你說……他們會不會根本沒在南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