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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國賣燒烤,與一位德國女孩合租3年,我每天下廚為她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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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第一章

爐子里的炭火暗下去的時候,柏林的天還沒完全黑透。我擦了把額頭的汗,油漬混著炭灰在圍裙上抹開一片污痕。隔壁土耳其烤肉店的老板穆拉特正在收攤,朝我揮了揮手:“李,明天還來嗎?”

“最后一天了。”我用德語回他,聲音有點啞。

穆拉特愣了愣,走過來拍拍我的肩。他手上沾著香料的味道,混著這三年我聞慣了的、柏林夏夜的氣息。“真要走?你生意不錯啊。”

“債還清了。”我簡短地說,開始收拾鐵簽。鐵簽撞在一起叮當響,就像我第一天推著這輛二手燒烤車來這時一樣。那天下著雨,我德語說得磕磕巴巴,穆拉特幫我扶住了差點翻倒的調料架。

回到租住的那間老公寓時,已經晚上十點半。樓道里的感應燈還是時亮時滅,我在黑暗里數著臺階上——第四級那塊木板松了,踩上去會“咯吱”響,第七級有個小缺口。三年了,這聲音熟得像自己的心跳。

鑰匙剛插進鎖孔,門就從里面開了。

莉亞站在門口,金色的頭發在腦后松松挽了個髻,幾縷碎發垂在臉頰邊。她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灰色居家T恤,下面是一條淺藍色運動褲——這是我去年回國過年時,在縣城集市上給她買的,二十塊錢一條,她當寶貝似的穿。

“我聽到腳步聲了。”她說中文,語調還是有點怪,但比三年前好太多。

廚房的燈亮著,桌上擺著兩副碗筷。我愣了愣:“你還沒吃?”

“等你。”莉亞側身讓我進來,接過我手里的背包。這個動作她做了三年,自然得像呼吸。背包很重,里面是今天的收入和沒賣完的肉——不多,就幾串,我打算自己解決掉。

“不是說不用等嗎?”我脫了鞋,赤腳踩在木地板上。老房子的地板總是涼的,夏天也是。

莉亞沒說話,轉身進了廚房。我聽到微波爐啟動的“嘀”聲,然后是盤子碰撞的輕響。等我洗完手出來,桌上已經擺好了一盤回鍋肉、一碟清炒西蘭花,還有兩碗米飯。那盤回鍋肉里的肉片切得太厚,青椒也沒煸透——是莉亞的手藝。

“嘗嘗。”她在我對面坐下,眼睛亮晶晶的。

我夾了一筷子。咸了,而且豆豉放得太多。但我嚼得很慢,然后點點頭:“有進步。”

莉亞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她也拿起筷子——用筷子的姿勢還是別扭,像小孩握筆,但已經不會把菜掉在桌上了。

“今天怎么樣?”她問。

“賣光了。最后幾串是半價處理的。”我扒了口飯,“漢斯先生來了,買了兩串雞心。他說他妻子下個月要做手術,以后可能不能常來了。”

漢斯是個退休郵差,每周五晚上雷打不動會來我的攤位,買兩串雞心,站在路邊吃完,再把簽子還給我。他妻子有心臟病。

莉亞“哦”了一聲,筷子在碗里撥了撥。“那……你跟他說你要走了嗎?”

“說了。他抱了抱我,說中國燒烤是他吃過最好的。”我說著,喉嚨有點堵,趕緊又塞了口飯。

沉默在餐桌上蔓延。只有咀嚼聲,和窗外偶爾傳來的電車駛過的聲響。這間公寓臨街,晚上總能聽到電車軌道摩擦的“咔嗒”聲。第一年我睡不著,現在要是聽不到,反倒不習慣了。

“我幫你收拾行李吧。”莉亞突然說。

“不用,沒多少東西。”

“衣服總要疊的吧?”她站起來,不由分說地往我房間走,“你疊的衣服,每次都像揉皺的紙團。”

我跟進去。房間很小,十二平米,一張床、一個衣柜、一張書桌,就滿了。行李箱攤開在地上,已經塞了一半——幾件T恤,兩條牛仔褲,一件羽絨服。還有三本德語教材,書頁都卷了邊。

莉亞在床邊坐下,拿起一件襯衫。那是我在國內買的,穿來德國,袖口已經磨得起毛。她低頭疊著,手指撫平每一道褶皺,動作很慢,很仔細。

“這件也帶走嗎?”她舉起那件印著柏林熊的紀念T恤。是去年夏天,我們一起去勃蘭登堡門附近逛集市時買的,十歐元兩件,她一件,我一件。

“嗯。”

“那這個呢?”她又拿起床頭柜上的相框。里面是張合影——我和她,站在燒烤車前。那是去年圣誕節,生意特別好,我們收攤后在雪地里拍的。她圍著紅圍巾,鼻尖凍得通紅,我手里還拿著沒來得及放下的燒烤夾。

“也帶。”我說。

莉亞把相框小心地塞進行李箱的夾層,用衣服包好。她低著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只看到她的肩膀微微起伏。

“莉亞。”我叫她。

“嗯?”

“這三年……謝謝你。”

她手上的動作停了。好一會兒,她才抬起頭。眼圈有點紅,但沒哭。“謝什么。是你幫我省了房租——還有,”她頓了頓,聲音輕下去,“還有飯。”

是啊,飯。

我記得三年前的那個下午。我在租房網站上看到這間公寓的合租信息,價格便宜得離譜,就在查理檢查站附近。打電話過去,接電話的是個女孩,德語帶著柏林口音。我結結巴巴說了半天,她忽然用英語問:“你是中國人?”

我說是。

她說:“你會做飯嗎?”

我愣了愣:“會一點。”

“就你了。”她說,“房租可以再減五十歐,條件是——每天做晚飯,帶我的份。”

于是我就這么搬了進來。莉亞那時21歲,洪堡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她父母在慕尼黑,但“關系很糟”——這是她后來告訴我的。第一次見面,她穿著黑色連帽衫,牛仔褲上破了好幾個洞,面無表情地指了指我的房間:“那是你的。廚房可以用,但做完飯要打掃干凈。我不吃豬肉。”

第一個月,我們幾乎沒說話。我早出晚歸,白天在中餐館后廚打工,晚上去語言學校學德語。她要么在房間,要么去圖書館。晚餐我多做一份,放在冰箱,她什么時候吃,我不知道,也不問。

轉變發生在那個深秋的夜晚。我感冒發燒,提早回來,倒在床上昏睡。醒來時天黑了,聞到粥香。莉亞端著一碗白粥站在我門口,表情還是冷冷的:“你發燒了。只有粥,愛喝不喝。”

那碗粥煮糊了,底下是黑的。但我全喝完了。

從那天起,晚餐不再是我做好放冰箱。她會準時出現在餐桌邊,等我開飯。我們開始聊天——起初是簡單的“今天怎么樣”“還好”,后來漸漸多了。她說她的論文,我說我老家的燒烤攤;她說她父母的爭吵,我說我出國是為了還債——我爸肝硬化去世前欠下的醫藥費。

“多少?”她問。

我說了個數。換算成歐元,四萬八千。

莉亞沉默了很久,然后說:“那要還很久。”

“所以得賺錢。”我說。然后我辭了中餐館的工作,用最后一點積蓄買了輛燒烤車。德國人愛吃燒烤,但他們的燒烤是香腸和豬排。我想試試中國的——羊肉串、雞心、韭菜、茄子,撒上孜然和辣椒面。

第一天出攤,我只賣出去三串。莉亞來了,帶著她的三個同學。她指著我的燒烤車,用德語大聲說:“這是我室友,他的燒烤,全柏林最好吃。”

她的同學們將信將疑地買了。第二天,他們又來了,還帶了別人。

三個月后,我的攤位前開始排隊。

一年后,我還清了第一筆債。

“李。”莉亞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她已經疊好了所有衣服,行李箱合上,立在墻邊。房間突然空了,像從來沒人住過。

“嗯?”

“明天幾點的飛機?”

“下午兩點。十點出門去機場。”

她點點頭,站起來。“那……早點睡。”她走到門口,又停住,背對著我,“最后一頓早餐。你想吃什么?我來做。”

“你?”我笑了,“別把廚房燒了。”

“煎蛋我還是會的。”她轉過身來,努力想做出兇巴巴的表情,但沒成功,“說,想吃什么?”

“那就煎蛋吧。”我說,“兩個,單面。”

“好。”她走出去,輕輕帶上了門。

我坐在床沿,看著那個行李箱。手機亮了,是航空公司發來的提醒短信:“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CAxxx航班將于明日14:00起飛,請提前三小時到達機場辦理值機……”

三年了。

我來的時候,行李箱里除了衣服,就是一堆藥——我媽塞的感冒藥、腸胃藥、創可貼。她說德國藥貴,帶上。我沒告訴她,這些藥在海關可能被沒收。但我還是帶了,因為那是她半夜起來,一樣樣數好,用塑料袋分裝好的。

現在要回去了。箱子里多了三本德語教材,一件柏林熊T恤,一張合影。還有……別的什么,我說不清。

窗外,最后一班電車駛過,“咔嗒、咔嗒”,聲音漸漸遠去。

我躺下,閉上眼。煎蛋要單面的,蛋黃流出來,蘸面包吃。莉亞第一次給我做早餐時,把蛋煎成了黑色橡膠餅。我默默吃了,她盯著我看,然后小聲說:“下次會更好。”

她確實越做越好了。就像我的德語,就像她的中文,就像那些起初半生不熟、后來漸漸默契的日子。

睡意襲來前,我迷迷糊糊地想:明天早上,要記得把冰箱里那瓶沒開封的老干媽留給她。她愛吃我做的麻婆豆腐,雖然她總被辣得滿臉通紅,一邊喝水一邊說“還要”。

還要。

可是沒有下次了。

第二章

煎蛋的香味飄進來時,我正夢見老家。夢里是我爸的燒烤攤,夏夜,煙霧繚繞,他手里一把鐵簽子翻飛,油滴在炭上“滋啦”響。我站在旁邊遞調料瓶,他額頭的汗珠在路燈下亮晶晶的。

“該加炭了。”他說。

然后我就醒了。天已大亮,陽光從百葉窗的縫隙里切進來,一條條橫在床上。樓下傳來小孩追逐的笑聲,還有狗叫。

廚房里有“滋滋”的油爆聲。我披上外套出去,看見莉亞站在灶臺前,一手拿鍋鏟,一手緊張地攥著圍裙邊。平底鍋里,兩個雞蛋正冒著泡,邊緣已經焦黃——煎得有點過,但沒糊。她小心翼翼地用鍋鏟鏟起,手腕一翻,蛋在半空劃了個弧線,“啪”一聲落在盤子里。

單面,蛋黃完整,顫巍巍的。

“怎么樣?”她端著盤子轉身,下巴微微揚起,像個等待表揚的小學生。

“厲害。”我豎起大拇指。

她笑起來,把盤子放在桌上。旁邊還有兩杯牛奶,兩片面包——面包切得歪歪扭扭。我坐下,掰了塊面包蘸蛋黃。蛋老了點,但味道不差。

莉亞在我對面坐下,卻沒動刀叉。她雙手捧著牛奶杯,眼睛盯著杯子里晃動的白色液體。

“車訂好了嗎?”她問。

“嗯,十點準時到樓下。”

“東西都收好了?”

“好了。”

“護照、機票、居留卡……”

“都在包里。”我拍拍椅背上掛著的背包。

一問一答,像核對清單。說完這些,就沒什么可說的了。我們沉默地吃早餐。面包嚼在嘴里發出“嘎吱”聲,牛奶杯放回桌上時“咚”的一響。這些平常被忽略的聲音,此刻格外清晰。

“那個……”莉亞忽然開口,“我上午沒課。送你去機場吧。”

“不用,太遠了。你回來不方便。”

“我可以坐地鐵回來。”

“真的不用。”

她抬起頭,眼睛直直地看著我:“我想送。”

我張了張嘴,沒說出話。最后點了點頭:“好。”

她像是松了口氣,低頭繼續小口喝牛奶。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照在她金色的頭發上,有一層毛茸茸的光邊。她今天把頭發放下來了,披在肩上,發梢微卷。我這才注意到,她穿了件淺藍色的襯衫——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在百貨公司打折區買的,標簽上寫“100%棉”,價格標簽撕掉的地方還留著一小塊膠痕。

當時她說“太正式了,沒機會穿”。今天穿了。

吃完飯,我洗碗。莉亞靠在廚房門框上看我。水龍頭流出的水嘩嘩響,我擠了點洗潔精,泡沫在盤子上堆成小山。

“李。”她在背后叫我。

“嗯?”

“你回去之后……做什么?”

我把盤子沖干凈,倒扣在瀝水架上。“先看看我媽。然后,可能找個工作,或者自己做點小生意。”頓了頓,又說,“還沒想好。”

“還會做飯嗎?給別人做?”

“應該會吧。”

“哦。”她聲音低下去。

我擦干手,轉過身。她依然靠在門框上,手指無意識地摳著門框邊緣一塊剝落的漆皮。摳了又摳,那塊漆皮搖搖欲墜。

“莉亞。”我叫她。

她停下動作,抬頭看我。

“這三年……謝謝你收留我。”我把昨晚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但這次加了一句,“沒有你,我可能在青年旅社住到沒錢,然后就滾回國了。”

“是你自己掙的。”她別過臉,看向窗外,“你付了房租,還……還做了那么多頓飯。”

“那不一樣。”

“有什么不一樣?”她轉回頭,聲音忽然有點急,“你付錢,我給你房間,公平交易。你還多做了飯,是我賺了。”

“莉亞……”

“本來就是。”她打斷我,轉身走進客廳。我聽到她翻找東西的聲音,然后是塑料袋的窸窣聲。

我跟出去。她正蹲在茶幾旁,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牛皮紙袋,鼓鼓囊囊的。她把紙袋放在茶幾上,推到我面前。

“這是什么?”

“給你的。”她站起來,雙手插在牛仔褲口袋里,“打開看看。”

我打開紙袋。里面是厚厚一沓歐元紙幣,用橡皮筋捆著。還有一張卡片,對折的,普通白卡紙。

我愣住了。

“一萬歐。”莉亞說,聲音很平靜,“我去年繼承了一筆我祖母的遺產,一直存著。你拿去,回去做點什么。開個店,或者……隨便什么。”

“莉亞,這不行——”

“就當是投資。”她搶著說,語速很快,“你不是說你老家那邊,燒烤生意好嗎?你開個店,算我入股。賠了不用還,賺了……賺了分紅給我。”

“莉亞。”我把紙袋放回茶幾,“我不能要。”

“為什么?”

“太多了。而且……”

“而且什么?”

我看著她的眼睛。她的藍眼睛很亮,亮得有點過分,像蒙著一層水光。我忽然意識到,她在緊張——插在口袋里的手握成了拳,襯衫領口下的喉結微微滾動。

“而且我還欠你。”我說。

“你不欠我任何東西。”她說,每個字都說得很重。

“我欠你一頓飯。”我說,“三年,每天一頓,算下來一千多頓。我答應過的事,沒做完。”

莉亞的嘴唇抖了一下。她別過臉,深深吸了口氣,又轉回來。“那不算欠。那是……那是你自愿做的。”

“所以我不能拿你的錢。”我把紙袋又往她那邊推了推,“莉亞,你留著。讀書,或者……或者以后用得著。”

“我用不著。”她固執地說,“我一個人,用不了這么多錢。”

“以后會有用的。結婚,買房……”

“我不會結婚。”

她說得斬釘截鐵。空氣凝固了。窗外傳來電車駛過的聲音,由遠及近,又由遠及遠。客廳墻上的掛鐘“嘀嗒嘀嗒”地走,秒針一格一格跳,聲音大得刺耳。

“莉亞。”我放軟聲音,“這錢我真不能要。你的心意我領了,但……”

“但什么?”她上前一步,離我很近。我能聞到她身上淡淡的洗衣液味道,和我用的是同一種。“但你覺得我是可憐你?施舍你?”

“不是。”

“那是什么?”

我答不上來。

她盯著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笑得有點慘淡。“你知道嗎,李,你這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就是太有骨氣。”她搖搖頭,拿起紙袋,走回房間。門“咔嗒”一聲關上,不輕不重,但整個屋子都震了震。

我站在原地,看著那扇緊閉的門。茶幾上還放著那個牛皮紙袋,她沒拿走。不,她拿走了,又放回來了?不對,她剛才明明拿走了……我腦子有點亂。

手機響了。是車行打來的,說車已經出發,大約十五分鐘后到。

我走到窗邊,掀開窗簾一角。樓下街道空蕩蕩的,偶爾有自行車騎過。對面樓那對老夫妻正在陽臺上澆花,老爺爺提著噴壺,老奶奶在一旁指指點點。三年來,我每天都能看到他們,但從來沒跟他們說過話。以后也不會了。

行李早就收拾好了,其實也沒什么可再檢查的。我坐在沙發上,看著這個客廳。三年前我搬進來時,這里空蕩蕩的,只有一張舊沙發、一張茶幾。現在多了書架,塞滿了書——莉亞的社會學大部頭,我的德語課本和菜譜。墻上掛了幅畫,是莉亞從跳蚤市場淘來的,抽象得很,我看不懂,但她說線條里有“生命的張力”。窗臺上多了兩盆綠蘿,是我從超市買回來的,莉亞負責澆水,居然沒養死。

這個屋子有了生活的痕跡。我的,和她的。

門開了。莉亞走出來,眼睛有點紅,但表情平靜。她已經背上了那個洗得發白的帆布書包——她每天上課都背這個。

“車快到了。”我說。

“嗯。”

“我下樓等。”

“我跟你一起。”

她幫我把行李箱推到門口。箱子不重,但輪子在老地板上滾過的聲音很響,“咕隆咕隆”,像打雷。我最后掃了一眼房間——床鋪整齊,書桌干凈,垃圾桶是空的。我在這里住了三年,現在要走了,像從來沒住過一樣。

關門,鎖門。鑰匙在鎖孔里轉了兩圈,“咔噠、咔噠”。我把鑰匙遞給莉亞。

她接過,攥在手心,攥得很緊。

電梯壞了——這棟老樓的電梯十次有八次是壞的。我們走樓梯。行李箱很沉,我要提著,莉亞說“我幫你抬一邊”,我們一左一右,提著箱子往下走。腳步聲在樓梯間回響,重疊在一起,分不清誰的。

走到三樓時,莉亞忽然說:“你還記得嗎,有一次停電,我們也是這樣抬東西。”

我想起來了。是去年冬天,暴雪,整片街區停電。冰箱里的食物要壞了,我們倆把能裝的東西裝進保溫箱,抬到樓下有發電機的朋友家。樓梯間黑漆漆的,只有手機手電筒的光。她走前面,我走后面,箱子在中間。她腳下一滑,差點摔倒,我一把拉住她。她的手冰涼,在黑暗里微微發抖。

“記得。”我說。

“那天真冷。”她說。

“嗯。”

然后就沒話了。繼續下樓。二樓。一樓。單元門推開,夏日的陽光和熱浪一起涌進來。我瞇起眼。

一輛灰色大眾停在路邊,司機是個胖胖的中年男人,正靠在車邊抽煙。看到我們,他掐滅煙,走過來。

“去機場?”他問德語。

“對。”我答。

他打開后備箱,幫我們把行李放進去。箱子塞進去時“咚”的一聲悶響。

“走吧。”司機拉開車門。

我站著沒動。莉亞站在我身邊,離我一步遠。風吹起她的頭發,發絲掃過臉頰,她沒去撥。

“那我走了。”我說。

“嗯。”

“你……好好讀書。按時吃飯,別老吃面包夾香腸。”

“你也是。少抽煙,對肺不好。”

我愣了愣——我抽煙很少,只在特別累的時候抽一兩根。她怎么知道?

但我沒問。只是點點頭:“好。”

司機按了下喇叭,不是催,是提醒。

我拉開車門,坐進去。車門關上的聲音很沉,把外面的世界隔開。隔著車窗,莉亞站在路邊,雙手抓著帆布書包的帶子,站得筆直。陽光太烈,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車啟動了。緩緩駛離路邊。我回頭,從后車窗看她。她站在原地,一動不動,漸漸變小,變成一個藍色的點,然后消失在街角。

我轉回身,靠在座椅上。司機從后視鏡看了我一眼,用帶口音的德語說:“女朋友?”

“不是。”我說。

“可惜。”他聳聳肩,打開了收音機。德語新聞播報的聲音填滿了車廂,我聽不懂,也不想聽。

我看著窗外掠過的柏林街道。面包店、咖啡館、書店、公園。這三年,我沒怎么好好逛過這座城市。總是在打工,在學習,在燒烤攤前忙碌。現在要走了,才覺得陌生又熟悉。

手機震了一下。是莉亞發來的消息,很短:“冰箱里有給你帶的水和面包,路上吃。”

我打字回復:“好。謝謝。”

手指懸在發送鍵上,停了很久,又刪掉。重新打:“錢我放在你書桌抽屜里了。你收好。好好照顧自己。”

發送。

幾乎是立刻,她的電話就打過來了。

我接起來。那頭是急促的呼吸聲,然后是她的聲音,帶著哭腔,很輕,但每個字都像釘子一樣砸進我耳朵里:

“李,你回來。求你回來,好不好?”

我握著手機,說不出話。

“我愿意養你。”她說,聲音抖得厲害,“我真的愿意。你別走。留下來,我們……我們可以一起。我養你,好不好?”

車在紅燈前停下。十字路口,人群熙熙攘攘,綠燈亮起,人們匆匆走過斑馬線。一張張陌生的臉,朝著各自的方向。

司機從后視鏡看我:“先生,你沒事吧?”

我搖搖頭,對電話那頭說:

“莉亞,別說傻話。”

“我不是說傻話!”她幾乎是喊出來的,“我想了很久了。從你告訴我你要走的那天起,我就在想。我算過了,我的獎學金加上兼職,夠我們兩個人生活。你可以繼續上學,或者……或者做你想做的。不用那么累,不用每天在油煙里站到半夜。李,你值得更好的,你……”

“莉亞。”我打斷她,“我是中國人。我媽媽在國內,一個人。我還有債要還,雖然快還清了,但我得回去。那里是我的家。”

“這里也可以是!”她哭出來了,抽泣聲從聽筒里傳來,斷斷續續,“三年了……李,我們在一起三年了。這不算家嗎?我們一起吃飯,一起過圣誕節,一起在陽臺上看雪……這不算是家嗎?”

我閉上眼。眼前浮現出那些畫面:冬天,陽臺,我們裹著同一條毯子,看雪一片片落在樓下光禿禿的樹枝上。她遞給我一杯熱茶,手指凍得通紅。我說“謝謝”,她說“不客氣”,然后我們一起沉默,看雪看很久。

那是家嗎?

我不知道。

“司機在等我。”我說,聲音干澀,“我要去機場了。”

“李——”她哭喊著我的名字。

“莉亞,保重。”

我掛了電話。把手機關機。世界忽然安靜了,只有收音機里播音員毫無感情的聲音,和車窗外城市的喧囂。

司機又從后視鏡看了我一眼,這次沒說話。

車繼續向前開。機場的指示牌出現在前方,藍底白字,上面畫著飛機的圖案。

我搖下車窗。風灌進來,帶著柏林的夏天的味道——汽車尾氣、咖啡香、還有遠處施普雷河淡淡的河水氣息。這個味道,我聞了三年,以后不會再聞到了。

手機在口袋里,沉默著。我知道,只要我現在開機,打回去,說“好,我回來”,一切都會不同。

但我的手放在腿上,沒有動。

車駛入機場出發層的通道。巨大的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陽光。人們拖著行李箱,擁抱,告別,哭泣,微笑。

我的航班是下午兩點。現在是上午十一點。

還有三個小時。

第三章

機場的冷氣開得很足,我一進去就打了個寒顫。托運柜臺前排著長隊,各色行李箱像疲倦的獸,趴在光潔的地板上。嬰兒的啼哭聲從一個方向傳來,又被廣播里溫柔的女聲蓋過——先是德語,再是英語,然后是我聽不懂的語言。

我把行李箱放倒,坐在上面排隊。手機在口袋里沉甸甸的,像一塊燒紅的炭,燙著大腿。我沒開機。

腦子里反復回放著莉亞那句話:“我愿意養你。”

養我。

這個詞像一根針,扎在某個最柔軟的地方。我想起小時候,家里窮,飯桌上常常只有咸菜和饅頭。我爸在燒烤攤前忙到深夜,回來時渾身油煙味,從懷里掏出用油紙包著的幾串肉,說:“兒子,吃。”那肉已經涼了,油脂凝結成白色,但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后來我爸病了,肝硬化,肚子脹得像鼓。他躺在床上,拉著我的手說:“爸沒用,沒給你留下什么,還欠了一屁股債。”我說“爸,別說這些”,他說“你得出去,離開這兒,掙了錢,把債還了,好好過日子”。

所以我來了德國。刷盤子、切菜、學德語、賣燒烤。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夢里都在背單詞。手指上全是燙傷和刀口,圍裙洗不干凈,永遠是油膩膩的棕色。

“養你”這兩個字,太奢侈了。奢侈到我不敢想。

隊伍向前挪動。前面是一對中國情侶,女孩在哭,男孩摟著她的肩,小聲哄著。他們說的是上海話,軟軟的,我聽不太懂,但大概猜得出——男孩要回國,女孩留在這里繼續讀書。

“儂要好好叫吃飯,曉得了伐?”男孩說。

女孩點頭,眼淚掉在男孩肩頭的襯衫上,暈開深色的圓點。

我移開視線。玻璃幕墻外,飛機緩緩滑行,起飛,沖上灰白色的天空。一架,又一架。每架飛機里,都坐著告別的人。

輪到我了。我把護照、機票遞過去。地勤是個棕色卷發的姑娘,微笑很職業:“行李直掛北京?”

“對。”

“幾件?”

“一件。”

她貼上標簽,把登機牌遞給我:“登機口在B25,12點半開始登機。祝您旅途愉快。”

愉快。這個詞用在這里,有點諷刺。

過了安檢,候機廳更空曠。我在免稅店前停下,櫥窗里擺著香水、巧克力、酒。莉亞喜歡一種果味香水,每次經過香水柜臺都會多看兩眼,但從來沒買過。她說太貴了,不值得。

我走進去,指著那瓶淡粉色的香水:“這個,包起來。”

店員是個妝容精致的亞洲面孔,用德語問:“需要禮品包裝嗎?”

“要。”

她熟練地包裝,系上銀色的絲帶。我付了錢,把小小的禮盒塞進背包側袋。然后我找了個角落的座位坐下,旁邊是充電樁,插上手機充電器。

手機屏幕亮起。開機動畫轉動,然后是一連串的提示音——未接來電、短信、微信。大部分是莉亞的。我點開最新一條語音,手指懸在播放鍵上,停了很久,最終沒有按下去。

我打開微信,找到我媽的對話框。最后一條消息是昨天發的:“兒子,東西都收好了嗎?路上小心。媽在家等你。”

我打字:“媽,我馬上登機了。一切都好,別擔心。”

發送。幾乎是立刻,對話框上方顯示“對方正在輸入…”。過了幾秒,消息過來:“好,好。飛機上睡一覺,醒來就到家了。”

家。

我盯著那個字,看了很久。然后打開通訊錄,找到莉亞的名字。她的頭像是一張照片——我們燒烤車前,她舉著一串烤雞心,笑得見牙不見眼。那是我偷拍的,她后來設成了頭像,一直沒換。

我點進對話框。最后一條消息是我發的:“錢我放在你書桌抽屜里了。你收好。好好照顧自己。”

下面是她發來的十幾條,我沒看。再往下,是之前每天的對話,瑣碎平常:

“晚上想吃什么?”

“隨便。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土豆燒牛肉?”

“好。我七點回來。”

“冰箱里有蛋糕,我給你留了一塊。”

“謝謝。你吃了沒?”

“吃了。今天論文寫得怎么樣?”

“很難。想哭。”

“哭完繼續寫。給你煮了姜茶,在廚房。”

“嗯。”

往上翻,翻不完。一千多天,每天都有。有時候只有一兩句,有時候是語音,她跟我抱怨教授刻薄,我跟她說今天城管來找麻煩。雞毛蒜皮,絮絮叨叨,像日子本身一樣平淡,也像日子本身一樣結實。

我退出來,關掉微信。廣播響了,是德語,我的航班開始登機。

我站起來,背起背包。登機口前已經排起了隊,人們安靜地移動,像一條疲憊的河。我把登機牌和護照攥在手里,紙質的登機牌邊緣有點割手。

隊伍緩慢前進。前面是一對老夫婦,互相攙扶著。老太太說“我有點暈”,老先生從口袋里掏出薄荷糖,剝開,喂到她嘴邊。動作自然,像做過一萬次。

輪到我了。我把登機牌遞過去,掃描,綠燈亮起,發出“嘀”的一聲脆響。空乘微笑:“歡迎登機。”

我走進廊橋。金屬墻壁,腳步聲回響。透過小小的圓窗,能看到機翼在陽光下閃著冷光。一步一步,走向艙門。空乘站在門口,鞠躬,微笑。

我找到座位,靠窗。放好背包,坐下。安全帶扣上時“咔噠”一響。窗外,地勤人員在指揮,行李車來來往往。又一架飛機起飛,轟鳴聲透過舷窗傳來,悶悶的。

乘客陸續登機。我旁邊坐下一個戴眼鏡的年輕男人,一坐下就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打字。斜前方是一家三口,小孩在哭鬧,媽媽低聲哄著。空氣里彌漫著消毒水、香水、還有隱約的倦怠味道。

手機在口袋里又震了一下。我掏出來,是莉亞發來的短信,很簡短:

“我在地鐵上。去機場的路。等我。”

我盯著這行字,血液“轟”地一聲沖上頭頂。手指冰涼,幾乎握不住手機。

“請不要在起飛階段使用電子設備。”空乘溫柔的聲音在頭頂響起。

我抬頭,是個金發空姐,妝容精致,微笑標準。

“我……我需要下飛機。”我說,聲音啞得自己都認不出。

她愣了愣,但很快恢復職業笑容:“先生,飛機馬上就要起飛了,艙門已經關閉。如果您有緊急情況……”

“我必須下去。”我解開安全帶,站起來。動作太急,膝蓋撞在前排座椅靠背上,悶悶地疼。

周圍的乘客都看過來。戴眼鏡的男人皺起眉,那對夫婦也停下哄孩子,看著我。

“先生,請您先坐下。”空姐的語氣依然溫和,但帶上了不容置疑的意味,“飛機即將滑行,為了您的安全……”

“我女朋友來了。”我說,自己都不知道為什么會用這個詞,“她在機場,她要見我。我必須下去。”

空姐的表情有一絲松動,但很快搖頭:“很抱歉,先生,按照規定,艙門關閉后就不能再打開了。您可以等飛機降落后聯系她,或者……”

“等不了!”我聲音提高了,“就現在,求你了,讓我下去。她在地鐵上,她在往這兒趕。如果我現在不走,就再也見不到她了!”

話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再也見不到了。這個念頭像一記重錘,砸在胸口。

空姐為難地看著我。這時另一個空乘走過來,年紀大些,像是乘務長。她低聲和空姐交談了幾句,然后轉向我:“先生,您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在哪個地鐵上?如果她確實在趕來的路上,我們可以嘗試聯系地勤,讓她在登機口等您。但您本人現在不能下飛機,這是安全規定。”

“她叫莉亞。莉亞·邁爾。”我語無倫次,“從查理檢查站附近來,坐U6線,然后轉S-Bahn。她應該快到了,她說她在地鐵上……”

乘務長點點頭,拿出對講機,走到一旁低聲說話。我站在原地,周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不解,有同情,也有不耐煩。斜前方的小孩不哭了,睜著圓圓的眼睛看我。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長。我能聽到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瘋狂擂鼓。

乘務長走回來,表情遺憾:“先生,我們聯系了地勤,目前沒有叫這個名字的旅客在詢問。而且從市區到機場的地鐵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鐘,您的航班十五分鐘后就會起飛。恐怕……”

“我等她。”我打斷她,“飛機可以起飛,我不走。我就在這兒等。”

“先生……”

“求你了。”我看著她的眼睛,用我能做到的最誠懇的語氣,“就十五分鐘。如果她沒來,我認。但讓我等這十五分鐘。”

乘務長沉默地看著我。她的眼神很復雜,有職業的冷靜,也有一絲人性的松動。機艙里的廣播響了,機長通知飛機即將滑行,請乘客系好安全帶。

“請您先坐下,系好安全帶。”乘務長最終說,“我們會盡力為您聯系。但如果起飛時間到了,我們必須按計劃執行。”

我跌坐回座位。安全帶胡亂扣上。手在抖,扣了幾次才扣好。旁邊的男人看了我一眼,搖搖頭,繼續敲鍵盤。

飛機開始緩緩移動。透過舷窗,航站樓慢慢向后滑去。我看到玻璃幕墻后模糊的人影,看到閃爍的航班信息屏,看到遠處起降的飛機像玩具一樣被拖來拖去。

莉亞。她在哪?地鐵到哪一站了?她跑得急嗎?會不會摔跤?她今天穿了那雙有點磨腳的帆布鞋,跑起來會疼。

我掏出手機,開機。信號一格一格跳出來,然后是無數的未接來電和消息提示。我點開最新一條語音,顫抖著按下播放。

先是一陣嘈雜的背景音,地鐵報站聲,人群的喧嘩。然后是她喘息的聲音,帶著哭腔,語速很快:

“李,我到動物園站了。馬上轉S-Bahn。你等我,一定要等我。我有話要跟你說,很重要的話。求你了,別走。別走好不好?我……我愛你。我一直沒敢說,但我愛你。從你每天給我做飯開始,從你生病時給我煮粥開始,從你每次晚歸都輕手輕腳怕吵醒我開始……我愛你。你留下來,我們在一起。我可以養你,我真的可以。我不在乎你有沒有錢,不在乎你是哪國人。我只想每天早上醒來能看到你,每天一起吃你做的飯。李,求你,等我。”

語音到這里,戛然而止。背景音是地鐵關門的“滴滴”聲,和列車啟動的轟鳴。

我握著手機,指尖冰涼。窗外的航站樓越來越遠,飛機拐上滑行道,開始加速。引擎的轟鳴聲越來越大,震得耳膜發疼。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飛機即將起飛,請再次確認您的安全帶已系好……”廣播里,機長的聲音平靜無波。

不。不要。

我猛地解開安全帶,站起來。旁邊的男人嚇了一跳:“喂,你——”

“讓我下去!”我沖著乘務長的方向喊,“她現在在S-Bahn上,馬上就到了!讓我下去!”

“先生,請您立刻坐下!”乘務長快步走過來,臉色嚴肅,“飛機已經在滑行,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就一分鐘!讓她在登機口等我,我跑過去!”

“不可能!請您配合,否則我們將采取必要措施!”

兩個空乘也圍過來,擋在我和過道之間。周圍的乘客發出不滿的噓聲,有人說“搞什么啊”,有人說“能不能有點公德心”。

我被按回座位。安全帶被重新扣上,這次扣得很緊,勒得我胸口發疼。飛機繼續加速,窗外的景物飛快后退,然后猛地一輕——離地了。

柏林在腳下變小,變成一片灰綠色的拼圖。街道如蛛網,河流如銀線。那些我走過無數次的路,那些我熟悉的屋頂和廣場,那些煙火氣和咖啡香,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

我癱在座位上,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氣。手機從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旁邊的男人看了我一眼,彎腰撿起來,遞還給我。

“謝謝。”我說,聲音輕得像嘆息。

他沒說話,只是拍了拍我的肩,然后轉回頭,繼續看他的電腦屏幕。

飛機爬升,穿過云層。陽光刺眼,我拉下遮光板。機艙里暗下來,只有閱讀燈零星亮著,像荒野上的孤火。

空乘開始發放飲料。輪到我時,乘務長親自遞過來一杯水。她看著我,眼神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職業性的距離。

“先生,您還好嗎?”她低聲問。

我搖搖頭,接過水杯。水是溫的,喝下去卻像冰一樣,從喉嚨一直涼到胃里。

“我們會在十分鐘后提供餐食。如果您需要幫助,請按呼喚鈴。”她說,然后推著車繼續向前。

我把水杯放在小桌板上。水在杯子里晃動,映出機艙頂燈的倒影,碎成一片片。

手機又震了一下。是莉亞發來的,一張照片。地鐵車廂,窗外飛速掠過的隧道墻壁。然后是一行字:

“我到機場了。你在哪?”

我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動變暗。然后我打字,手指僵硬,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按:

“飛機起飛了。莉亞,對不起。”

發送。然后關機。

我把手機塞進背包最里層,拉上拉鏈。靠在椅背上,閉上眼。

引擎的轟鳴聲持續不斷,像某種巨大的、不知名的獸,在云層之上喘息。我睡著了,或者說,我假裝睡著了。在夢里,我又回到了那間老公寓的廚房。鍋里燉著土豆牛肉,咕嘟咕嘟冒著泡。莉亞在寫論文,咬著筆桿,眉頭緊皺。我喊她:“吃飯了。”她抬起頭,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

“今天吃什么?”

“你猜。”

“猜不到。但一定好吃。”

然后我們坐下,面對面。窗外的天暗下來,城市的燈光一盞盞亮起。電車駛過,咔嗒,咔嗒。

夢太真,真到我能聞到土豆的香味,能聽到她翻書頁的沙沙聲。

然后我醒了。飛機在下降,耳膜鼓脹得發疼。空乘在廣播,說即將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地面溫度二十八攝氏度。

窗外是華北平原,一望無際的灰綠色。然后是城市的輪廓,高樓林立,道路如織。這是我的家。我離開了三年,又回來的地方。

飛機輪子觸地,劇烈震動。然后滑行,緩緩停靠。

艙門打開,熱浪涌進來。我隨著人流走下飛機,走過廊橋,走進航站樓。中文的指示牌,中文的廣播,中文的廣告。一切都熟悉,又陌生。

取行李,過海關。行李箱在轉盤上緩緩出現,混在一堆相似的箱子里。我拎下來,很沉。

打開手機。幾十條未讀消息涌進來,大部分是莉亞的。最后一條是一個小時前發的:

“我還在機場。在B25登機口。我會等到最后一班飛機起飛。”

我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關掉手機,拖著行李箱,走向出口。

自動門打開,熱浪撲面而來。人潮洶涌,接機的人舉著牌子,大聲呼喊,擁抱,哭泣,歡笑。

我在人群里站了一會兒,然后拿出手機,開機,找到那個熟悉的號碼,撥過去。

響了五聲,接通了。

那頭是長久的沉默。然后,她的聲音傳來,很輕,很啞:

“……李?”

“是我。”

“你在哪?”

“北京。”

又是沉默。我聽到她那頭有機場廣播的背景音,還有人群的嘈雜。她真的還在機場。

“莉亞。”我說,“回家吧。”

“為什么?”她問,聲音抖得厲害,“為什么不等我?”

“飛機起飛了。”

“你可以改簽!可以坐下一班!李,你知不知道我在機場跑了多久?我從地鐵站一路跑過來,摔了一跤,膝蓋都破了。我到登機口的時候,你的飛機剛剛滑走。我看著它起飛,李,我看著它飛走的!”

她的聲音變成哭喊,壓抑了三年的情緒,在這一刻決堤。

“你說你欠我的,欠我一頓飯。那你還啊!你回來,做給我吃,做一輩子!我不要錢,不要你開什么店,我只要你回來。李,我只要你……”

“莉亞。”我打斷她,聲音很平靜,平靜到我自己都覺得陌生,“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

電話那頭,她的哭聲停住了。只剩下抽泣,一聲,又一聲,像受傷的小獸。

“我三十歲了。”我說,背靠著冰冷的機場墻壁,看著眼前來來往往的人潮,“我來德國是為了還債。現在債還清了,我該回家了。我媽老了,一個人。我得回去照顧她。這是我的責任。”

“那我呢?”她問,聲音輕得像羽毛,“我算什么?”

我沒有回答。我答不上來。

“三年……”她喃喃道,“三年算什么?”

“莉亞,謝謝你。”我說,每個字都像刀,割著我的喉嚨,“謝謝你陪我度過這三年。但我必須走了。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我們……就到這里吧。”

說完,我掛了電話。關機。把手機塞回口袋。

機場外,天是灰蒙蒙的,像要下雨。我拖著行李箱,走進夏天的熱風里。出租車排著長隊,我上了一輛。

司機問:“去哪兒?”

我說了個地址。是我媽住的小區,在老城區。

車啟動,駛入車流。北京的天空是熟悉的灰黃色,高樓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光。我搖下車窗,讓熱風灌進來。

風吹在臉上,干熱,帶著塵土的味道。這是北方的夏天,和柏林不一樣。柏林的風是涼的,帶著河水和雨水的濕氣。

手機在口袋里,沉默著。我知道,這次是真的結束了。

車在高架橋上飛馳。我閉上眼,想起莉亞的眼睛,藍色的,像柏林雨后的天空。想起她說“我養你”時,那顫抖的聲音,和眼里破碎的光。

然后我想起我爸。他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拉著我的手說:“兒子,爸對不起你。”

想起我媽。每次視頻,她都把臉湊得很近,說“兒子,你瘦了”,然后偷偷抹眼淚。

想起那四萬八千歐元的債。一張張鈔票,沾著油煙和汗水,寄回國內。

車下了高架,拐進老城區的小路。路邊是熟悉的早點攤、小賣部、理發店。三輪車叮鈴鈴駛過,大爺大媽坐在樹蔭下搖著蒲扇。

這就是我的生活。真實,沉重,無法逃避。

出租車在一個老舊的小區門口停下。我付了錢,拖著行李箱走進去。樓道里堆著雜物,墻皮剝落,空氣中彌漫著飯菜的味道。我爬上五樓,在貼著褪色春聯的門前停下。

敲門。

里面傳來腳步聲,然后門開了。我媽站在門口,圍著圍裙,手上還沾著面粉。她看著我,眼睛一下子紅了。

“媽。”我叫她。

“哎!”她應著,聲音哽咽,伸手來拉我的行李箱,“快進來,快進來。媽包了餃子,三鮮餡的,你最愛吃。”

我走進去。屋里很暗,但很干凈。桌上擺著碗筷,電視里放著京劇,咿咿呀呀。

這就是我的家。我離開了三年,又回來的地方。

我坐下來。我媽端上餃子,熱氣騰騰。她坐在我對面,不住地看我,眼里含著淚,卻又笑著。

“吃,多吃點。”她把盤子往我這邊推。

我夾起一個餃子,咬下去。是熟悉的味道,韭菜、雞蛋、蝦仁。咸淡適中,皮薄餡大。

“好吃嗎?”她問,小心翼翼地看著我。

“好吃。”我說,又夾了一個。

“那就好,那就好。”她笑了,眼角的皺紋深得像刀刻。

我低頭吃著餃子,一個接一個。熱氣熏得眼睛發酸。我拼命眨眼,把那股酸澀壓回去。

窗外,天色暗下來。遠處傳來廣場舞的音樂聲,還有孩子的笑鬧。

這就是我的生活。我想。這就是我要面對的一切。

而柏林,那間有電車聲的老公寓,那個會煎糊雞蛋的德國女孩,那輛飄著孜然味的燒烤車,都留在了八千公里外,留在了另一個夏天。

就像一場做了三年的夢。

現在,夢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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