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日本本土的空氣里已經(jīng)彌漫著戰(zhàn)敗的味道。兵工廠停工、糧食配給緊張,街頭巷尾都在議論戰(zhàn)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卻還得硬著頭皮往前挪。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一個叫清水英男的日本青年,被一紙“赴滿洲當技術員”的通知,推向了東北哈爾濱,也被推向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隊。
這支部隊,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記憶中幾乎等同于“惡魔”兩個字。人們常以為,他們的刀刃主要對準中國人和其他被侵略國家的平民與戰(zhàn)俘。遺憾的是,隨著后來的證言一點點浮出水面,人們才發(fā)現(xiàn),這把刀有時候也毫不猶豫地捅向本國人,連日本青年自己也常被當成試驗材料。
清水英男的經(jīng)歷,就處在這條陰暗鏈條的中間。他只是日本地方農(nóng)家的第四個兒子,卻在戰(zhàn)爭的席卷中,被卷入了一場根本無法回頭的罪惡實踐中,既是加害者,又是被利用的棋子。許多年后,他自己也承認,當年的一些場景,只要一閉眼就會浮上來,根本揮之不去。
一、從長野農(nóng)家到哈爾濱少年兵
1930年,清水英男出生在日本長野縣的農(nóng)村家庭。家中五個兄弟,他排在第四,按當?shù)亓晳T,土地與主要財產(chǎn)留給長子,其他子弟早晚都要自己找出路。等他把小學、初中讀完,現(xiàn)實就像一堵墻橫在眼前——家里供不起他繼續(xù)上學,他自己也感到,戰(zhàn)局日益不利,再念書恐怕難有指望。
當時的日本農(nóng)村流傳著一種很無奈的判斷:戰(zhàn)爭遲早要輸,年輕人必須想辦法掌握一門謀生本事,否則戰(zhàn)后只會被丟在一邊。就在這樣的氣氛中,一位老師給他指了一條看似“體面”的路。“去哈爾濱吧,那邊有支部隊招收技術員,可以學外科、學醫(yī)療。”類似的話,對一個十幾歲的日本少年來說,無疑挺有誘惑。
清水英男沒有多問細節(jié)。既是軍隊,又能學技術,在那個年代聽上去像是一種保障。他在老師幫忙下報名,通過篩選,在1945年3月底踏上前往哈爾濱的船與列車。那時的他,還不知道731三個數(shù)字意味著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即將進入的是一座專門用活人做細菌與解剖實驗的巨大工廠。
抵達哈爾濱后,他的身份被歸入“少年兵”,之后又被安排成為731部隊的學徒技術員。站在基地的大門前,他才發(fā)現(xiàn),自己面對的根本就不是普通軍營,而是一座封閉的實驗城。
二、鐵絲網(wǎng)后的“研究城”與第一堂課
731部隊位于當時的平房地區(qū),占地之廣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基地內(nèi)部有機場,有專用火車站與鐵路,還有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建筑群:研究所、試驗室、倉庫,研究員與家屬的宿舍,少年隊員的宿舍和教學樓一應俱全。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現(xiàn)代化設施”全部圍在高壓電網(wǎng)與崗哨之內(nèi),任何一個角落都透著森嚴與冷硬。建筑外面偶爾看得到日軍卡車駛過,卻看不到普通百姓自由進出。后來清水英男從老兵口中得知,這些建筑本身也是秘密的一部分——施工隊雖然是日本人,卻被嚴格限制在基地內(nèi)勞動,工程在部隊長的監(jiān)管之下完成,工程隊不能隨意離開,也不能對外多說一句。
為了讓這些工人閉嘴,基地給了他們遠高于一般工人的報酬,并用生活條件牢牢“套住”他們。工人宿舍里有冰箱,還能時常吃到刺身、罐頭等在戰(zhàn)時本土都不容易見到的食物。對比之下,少年兵的宿舍就顯得寒酸:沒有像樣的取暖設備,一個屋子里擠著好多青年,冬天凍得直打哆嗦,吃的只是大米、咸菜與清湯稀粥。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清水英男接受的第一項“培訓”,竟然是參觀標本室。隊里有人提前提醒過:想做外科醫(yī)生,至少得完成三具尸體的解剖。似乎只有跨過這道心理門檻,才算真正入門。那時的他,根本沒想到這些所謂的“標本”,大多是活體實驗后留下的人體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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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標本室的一瞬間,刺鼻的福爾馬林味道先撲過來,玻璃缸一排排擺好,里面漂浮著被整齊切割、分門別類的人體器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些是完整軀干,有些只剩頭顱或局部。最讓他心里發(fā)緊的,是一具被浸泡在溶液中的孕婦尸體——腹部被剖開,胎兒清晰可見,臉和手指都還保留著細微的細節(jié)。
多年之后,他抱著自己的孫兒,眼前常會浮現(xiàn)當年那缸里的胎兒形象,據(jù)說他經(jīng)常突然控制不住情緒,緊緊抱著孩子流淚。這種對比感,倒也說明了一件事:當年那些畫面并沒有在他的記憶里真的“麻木”,而是被硬生生壓在心底,直到晚年才反復翻涌。
在731里,少年兵既被教導如何配合實驗,也隨時可能變成實驗對象。那種“你以為自己站在解剖臺旁,其實隨時可能躺上去”的不安,是這個基地的常態(tài)。
三、日本男人被綁上解剖臺的那一幕
關于731,人們常提起的是對中國戰(zhàn)俘和村民的殘酷實驗,比如凍傷試驗、鼠疫感染等。但在清水英男后來回憶中,另一個讓他打冷戰(zhàn)的細節(jié),是731對日本人同樣下手。
他曾聽到前輩描述一場活體解剖的情形。那天,被推進實驗室的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蘇聯(lián)戰(zhàn)俘,而是日本兵平川三雄。這個名字在當時的少年兵中并不陌生,是一起受訓的同伴之一。平川三雄被押到解剖臺上,身上的衣服被粗暴撕開,隨后被牢牢捆在臺面上,四肢無法動彈,只能用眼睛死死盯著面前的軍醫(yī)。
“少佐殿下!少佐殿下!”據(jù)說他用盡最后的力氣呼喊,希望對方哪怕有一絲猶豫。他知道,操作刀具的人不只是上級軍醫(yī),也是和他一樣穿軍裝的人,是同一條繩子上的“自己人”。然而,不得不說,在那種被扭曲的軍國主義體系里,“同胞”兩個字根本不值錢。
實驗室里一片寂靜,只有平川急促的呼吸聲。他的眼神逐漸空洞,淚水往下掉,嘴巴半張著,呼吸聲發(fā)出“呼哧呼哧”的響動。腹部肌肉一陣陣抽搐,仿佛有人不斷通電。刀刃劃開皮肉,血很快沿著解剖臺邊緣滴落,幾分鐘后,地面上發(fā)出“啪嗒啪嗒”的聲音,是血水,也是器官脫離身體跌落在地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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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被不少后來的證言反復提起。日本人親手解剖日本人,讓不少旁觀的少年兵背脊發(fā)涼。有戰(zhàn)友事后悄聲嘀咕:“原來我們在這里,連自己都保不住啊。”這句話聽上去很平淡,實則把731內(nèi)部的殘酷邏輯說透了——在技術與實驗面前,人命只是材料,國籍與同胞的概念可以被丟到一邊。
值得一提的是,這類對日本人的實驗在當時并非絕無僅有。清水英男從前輩那里獲知,基地曾以“學術研究”和“提高抗病能力”為名,對部分日本軍人進行細菌感染試驗和人體解剖。一旦某個對象被選中,基本沒有活著離開的可能。對他們來說,身份從“士兵”變成了“樣本”,只有編號,沒有名字。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少年兵每天看著這些場景,很難不產(chǎn)生一種扭曲的適應。有人選擇強迫自己麻木,把一切當成“學習外科”的機會;有人內(nèi)心恐懼,卻不敢多說一個字,生怕哪天輪到自己躺在臺上。清水英男多年之后反復說起平川三雄的遭遇,很明顯,那一幕已經(jīng)成為他心底的永久陰影。
四、少年兵也成了實驗對象
如果說平川三雄代表的是“被拋棄的戰(zhàn)友”,那么清水英男自己的遭遇,則更直接地說明731內(nèi)部并沒有什么“安全圈”。有一天中午,一位面生的研究員給了他一個饅頭。這種小小的“關照”,在當時并不常見。戰(zhàn)時糧食緊張,少年兵平日吃的有限,突然多出一個白饅頭,按理說該算是一種“福利”。
清水英男起初有些猶豫,他隱約感覺不對勁,卻又清楚軍中的紀律,不吃掉對方當面給的東西,多少有點“不聽指揮”的味道。最終,他還是在研究員注視下把饅頭吃了。過了不久,身體出現(xiàn)明顯異樣:先是全身乏力,接著高燒不退。這種高燒持續(xù)了整整七天,他躺在宿舍的床鋪上,整個人渾身發(fā)燙,頭腦昏沉,只能勉強睜眼看天花板。
在這期間,部隊并沒有立刻為他治療,只是按時送來粗糙的飯菜,并沒有額外的關照。高燒讓他幾乎咽不下飯,只能靠一點水挺著。對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這種身體上的折磨,再加上對病因的茫然,足以讓人心里發(f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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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情況有了變化。有人送來藥品,并嚴肅叮囑: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向外透露半個字。那調(diào)子非常冷硬,像是在宣布紀律,而不是關心病人。清水英男這才意識到,自己九成是被當作細菌實驗對象之一,先喂進可能含有病菌的食物,再觀察病程,最后投放解藥驗證療效。
這一點,和731對其他被害者的套路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只在于,他是日本人,是部隊少年兵,在實驗設計中可能被歸為“輕型試驗對象”,實驗結(jié)束后暫時還有被治愈的價值。日軍不愿讓外界知道自己掌握解藥,也不愿讓參與實驗的日本兵回去后亂說。沉默,就成了強制規(guī)定的一部分。
試想一下,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在眼前不斷有人被推去做活體解剖,自己又曾在高燒與死亡邊緣打轉(zhuǎn),卻被要求閉口不言,這種心理壓力有多大。更讓人后背發(fā)涼的是,即便有過這樣的個人經(jīng)驗,他當時依舊被納入整個基地的運轉(zhuǎn)之中,照樣要參與與協(xié)助各種醫(yī)療、外科相關的工作。
五、“封口”命令與火燒基地
1945年夏天,戰(zhàn)爭局勢急轉(zhuǎn)直下。8月8日,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隨后出兵中國東北。8月中旬,蘇軍對哈爾濱一帶發(fā)動空襲,731基地上空突然響起密集的轟炸聲。一些建筑受損,部隊最高層立刻意識到:蘇軍遲早會推進到這里,基地里的秘密很難再藏下去。
有意思的是,731部隊隨后采取的不是轉(zhuǎn)移罪證的“精細處理”,而是近乎粗暴的毀滅措施。在石井四郎的指揮下,他們開始大規(guī)模焚燒文件、實驗記錄和大量實物證據(jù)。倉庫著火,研究樓起火,濃煙滾滾從平房地區(qū)升起。這一幕在蘇軍尚未抵達之際,就已經(jīng)把不少東西燒成灰燼。
對于焚燒后留下的殘片,他們也沒放過。殘留的器具、資料碎片被裝入麻袋,運往江邊,統(tǒng)一傾倒入水,希望借河水沖刷掉痕跡。這種處理方式,既體現(xiàn)了他們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心虛,也暴露出他們非常清楚這些東西一旦被外界掌握,將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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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基地內(nèi)部人員的去向也成了問題。如何處理這幾千名參與過或見證過罪行的軍人、技術員和少年兵?不能全部消滅,也不可能讓他們隨口亂說。于是,一套專門針對731出身者的“封口紀律”被提出。
1945年8月上旬的一天,清水英男被一位大佐叫到實驗室。屋里氣氛壓抑,大佐的指令也異常明確:一旦被俘,就要設法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僥幸平安回到日本本土,就必須遵守四條紀律——隱瞞自己在731部隊的服役經(jīng)歷;不得擔任政府公職;不得與原隊員繼續(xù)聯(lián)系;不得在醫(yī)院、醫(yī)療機構(gòu)工作。
這四條規(guī)定看似零散,細想?yún)s很有針對性:不允許進入公職體系,是為了避免在政治、行政舞臺上泄露信息;不允許進入醫(yī)療系統(tǒng),是避免醫(yī)學界內(nèi)部對其經(jīng)歷產(chǎn)生追問;不許和原同伴聯(lián)系,是防止形成“集體回憶”;最關鍵的,是徹底抹去731服役史這一項經(jīng)歷,讓外界無法通過公開履歷追查。
從這幾條紀律中,不難看出一件事:日軍高層非常清楚731的實驗性質(zhì)與國際法之間的巨大沖突。他們明白,一旦細菌戰(zhàn)與活體解剖的事實完整暴露,相關人員可能被追究戰(zhàn)爭罪責。所謂紀律,本質(zhì)上就是一紙長期的“封口令”。
六、戰(zhàn)敗歸鄉(xiāng)與遲來的指認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大批駐外日軍開始撤退。清水英男從朝鮮半島輾轉(zhuǎn)來到釜山港,再由此回到日本本土,最后回到了長野老家。彼時的他,還不到二十歲。家人看到他活著回來,自然欣喜,卻很難想象這個年輕人這幾年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
按照那四條紀律,他沒有對周圍人透露自己曾在731部隊服役的細節(jié),也沒有走上醫(yī)療路線。戰(zhàn)后的日本百廢待興,很多回國軍人選擇沉默,把戰(zhàn)時經(jīng)歷當作噩夢,埋在心里。清水英男也不例外,只是偶爾在夜里被噩夢驚醒,心跳加速,滿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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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向前推移,關于731的真相卻并未徹底埋葬。戰(zhàn)后,蘇聯(lián)在哈巴羅夫斯克曾舉行過關于731細菌戰(zhàn)的審判,一部分信息被披露。然而在更廣范圍內(nèi),731的許多細節(jié),被掩蓋、被回避,甚至在日本國內(nèi)長期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直到上世紀后期,隨著史料與目擊者證言陸續(xù)出現(xiàn),拼圖才逐漸完整。
79年后,已經(jīng)94歲的清水英男,再次踏上哈爾濱的土地。這一次,他不是少年兵,而是年近百歲的老人,他來到的是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展廳里的玻璃柜,陳列著各種實物、照片與資料,許多東西他曾親眼見過或者親手碰過,今天卻被寫上說明,擺在公眾面前。
在陳列館內(nèi),他進行了指認和謝罪。一方面,他向中方講述自己當年的經(jīng)歷,對某些設施和行為作出說明;另一方面,他也對自己的沉默表達歉意。有人記錄到,他在館內(nèi)停留良久,面對某些場景時,表情極為沉重。
外交層面也對這次行動有所回應。中方發(fā)言人公開表示,對他揭露和直面歷史真相的勇氣表示贊賞,同時強調(diào),日本方面應當以歷史為鏡,不要重蹈舊路。這樣的回應,態(tài)度鮮明,卻也保持了必要的克制與理性。
從個人角度看,清水英男的“晚年證言”,既是一種補充,也是一種彌補。他并非主要指揮者或設計者,只是當年龐大機器里的一顆螺絲釘,但正是這些螺絲釘?shù)淖C言,使得原本冷冰冰的史料長出了具體的面孔和細節(jié)。
七、真相不會被徹底埋掉
回頭看清水英男的一生,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幾層殘酷的錯位。他在少年時期被戰(zhàn)爭推到前線,卻不是拿槍上陣,而是被投入細菌戰(zhàn)與活體實驗的幕后機構(gòu)學習技術;他以為自己在學外科,實則在協(xié)助一套違背人倫的實驗體系;他既看著別國人被當作實驗材料,又目睹日本人自己被綁上解剖臺,最后連他本人也成了實驗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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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樣一個人被戰(zhàn)后紀律要求沉默幾十年,直到耄耋之年才有機會把部分真相講出來。不得不說,這種遲到的解釋,既有價值,又讓人感到一絲遺憾——很多直接參與者已經(jīng)去世,更多具體細節(jié)很難再被完全還原。
然而,從目前已披露的證言和資料看,有幾件事已經(jīng)非常明確。731在哈爾濱平房地區(qū)建立的是一座龐大的細菌戰(zhàn)基地,集實驗、生產(chǎn)、試驗于一體;基地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被害者實施了大量殘酷的活體試驗;對部分日本軍人和少年兵,同樣施行危險實驗,不少人因此喪命;戰(zhàn)敗前夕,上層有計劃地焚毀資料、撒毀證據(jù),并給相關人員下達了長期封口命令。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些“保密措施”,從側(cè)面印證了731行動的性質(zhì)與規(guī)模:如果只是普通醫(yī)療或防疫機構(gòu),根本無需如此大費周章地毀證與封口。也正因此,后人追索事實時,對每一份幸存的檔案、每一段親歷者的回憶,格外重視。
對于清水英男而言,再次踏入哈爾濱時,他面對的已經(jīng)不只是舊日的建筑遺址,而是一座公開展示罪證的陳列館。館中的每一塊展板、每一件實物,都在提醒來者,這里曾發(fā)生過什么。那些曾經(jīng)被火焰吞噬、被江水沖走的證據(jù),有的也許再也找不回來,但留下的殘片,加上來自各國的調(diào)查與證言,足以讓人看到一個清晰的輪廓。
戰(zhàn)爭結(jié)束至今已經(jīng)過去很多年,但有些記憶并不會隨著當事人的離世就完全消失。清水英男的講述、他對731內(nèi)部日本人遭遇的描述,以及他本人作為實驗對象的經(jīng)歷,都是這段歷史拼圖中的一塊。每一塊都不完整,卻都不可或缺。
講到這里,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一些歷史討論中,人們會特別強調(diào)“細節(jié)”。因為很多時候,真相就藏在細節(jié)里:藏在一個少年兵被迫吃下的饅頭里,藏在一個日本男人被捆上解剖臺時喊出的一聲“少佐殿下”,也藏在戰(zhàn)敗前夜那幾條冷冰冰的“紀律”中。當這些細節(jié)被一一指出來,人們才更清楚地看見,731的可怕之處并不只在于規(guī)模之大,更在于它如何一點一點蠶食人的底線,讓人淪為工具。
歷史不會自動開口說話,它往往依賴于檔案、遺址和幸存者的記憶。清水英男在94歲那年走進哈爾濱的罪證陳列館,把自己在731的那段經(jīng)歷擺到明面上,這一舉動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哪怕隔著幾十年,人們對真相的追問,從未中斷。而731基地里發(fā)生過的那些事情,也不會因為當年的火光與命令,就徹底從人類記憶里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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