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當代中國的華僑工作》、廣東省地方志·華僑志、廣西華僑農場史志、云南省僑務志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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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廣西憑祥口岸的邊境檢查站，迎來了與往年截然不同的一幕。
負責邊境值守的工作人員，在那個春末的清晨，看見對面越南一側的山路上，出現了一條長長的人流。
人群延伸到視線所及的山腳轉彎處，看不到盡頭。
這些人沒有大件行李，手里提著或背上背著的，是裹扎簡單的布包，里面裝的是些什么，從外觀上幾乎判斷不出來。
老人、婦女、孩子、中年男性，各個年齡段都有，混雜在一起，沿著土路緩慢向中國一側移動。
這條邊境線，平日里雖有人員往來，卻從未有過如此規模和如此面貌的人群出現。
邊境工作人員迅速上報，請求指示。
與此同時，云南省河口口岸、廣西東興口岸，相同的景象，也在同一時期陸續出現。
這批人，是從越南境內被驅逐出來的華人。
他們之中，有的祖輩在清朝末年便已渡海南下，在越南這片土地上扎根謀生，歷經數代繁衍；
有的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響應越南政府邀請、赴越參與建設的中國工人及其家屬；
還有一部分，是在越南出生長大、從未踏上過中國土地的第二代、第三代華裔。
他們操著各種方言，帶著滿身風塵，陸續踏過那條把兩國隔開的界線。
從1978年5月起，到1979年底，經由廣西、云南各口岸入境中國的越南歸國華人，總計超過26萬人。
這26萬人背后，是越南自1978年起針對華人群體展開的一系列驅逐行動......
【一】越南華人的歷史根基與聚居格局
要理清1978年這場大規模驅逐事件的來龍去脈，必須先了解越南華人群體的歷史淵源與經濟結構。
越南華人的移民歷史，可以追溯至數百年前。
明末清初，大批來自中國廣東、福建的移民渡海南下，陸續在越南中南部沿海城市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定居。
清朝中后期至民國年間，中國南方持續的社會動蕩和戰亂，促使更多的廣東人、福建人、海南人、潮汕人離開故土，前往越南謀生，形成了規?？捎^的海外移民群體。
這批移民及其后裔，逐漸在越南形成了幾個典型的華人聚居中心。
胡志明市（舊稱西貢）的堤岸區，是整個東南亞地區最具規模的華人聚居地之一。
這片區域的正式名稱是第五郡，在越南華人社會中一向以堤岸之名流傳。
這里街道稠密，商鋪林立，粵語、潮州話、閩南話、客家話的聲音交織在一起，街邊的店鋪招牌同時書寫著中文和越文，清明、端午、中秋、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在這里的慶祝熱度絲毫不亞于中國境內的任何一座南方城市。
從紡織原料批發、成衣零售，到糧食集散、藥材經營，再到錢莊匯兌、金融借貸，整個堤岸區形成了一套高度完整的華人商業生態。
越南北部的廣寧省、諒山省、高平省、河江省等沿邊省份，同樣聚居著大量華人，尤其是來自廣東、廣西的移民后裔。
這些地區的華人，以農業、小手工業和邊境小額貿易為主要生計來源，和中國境內的親屬保持著相對密切的往來聯系。
根據越南統計部門在1970年代初的數據，越南全國華人人口約為150萬至170萬，集中在南方城市的超過100萬，其中堤岸區的華人人口據估算超過60萬。
在南越的工商業體系中，華人資本占據了相當突出的地位。
據當時的統計數字，南越私營批發貿易中，華人資本控制比例在60%以上；
碾米業中，華人控制比例超過80%；紡織業和橡膠加工業中，華人資本的份額同樣舉足輕重。
這一格局，是幾代華人通過長達數十年的積累形成的，背后是密集的家族網絡、同鄉同業組織，以及在各類行業中積累起來的專業技能和商業信譽。
越南華人的內部組織方式，通常以方言群體為基礎。
廣東幫、福建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幫，各自建有會館、學校、廟宇和同鄉組織，維系著本方言群體的社會聯系。
子弟教育，通常在各方言群體自辦的華人學校中進行，使用中文教學，華人子弟既學習越南語和越南課程，也接受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
這種雙軌并行的文化傳承方式，使得越南華人在經濟上深度嵌入越南社會的同時，在文化和身份認同上始終保持著清晰的華人意識。
【二】1978年3月，資產清查風暴席卷胡志明市
1975年4月，越南戰爭結束，南北越實現統一，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式成立。
統一之后的越南，面臨極為嚴峻的經濟困局。
長達數十年的戰爭，使整個國家的工業基礎幾乎被摧毀，農業生產嚴重萎縮，全國物資供應極度匱乏，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
北越本身工業基礎薄弱，南越雖然遺留了相對較為完整的工商業體系，卻也在戰爭尾聲階段遭受了大規模破壞，國家統一后面臨的整合任務極為繁重。
在此背景下，越南當局決定將南越的私營工商業快速納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推行大規模的工商業國有化改造。
1978年3月，越南當局正式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隨即在胡志明市等南方城市展開大規模的資產清查和沒收行動。
這場運動的執行方式，以突擊檢查和快速沒收為主要手段。
各區工作組進駐轄區內的私營企業和商鋪，對固定資產、庫存商品、賬目賬冊逐一清查登記，隨后宣布將相關資產劃歸國家所有，當場要求業主簽字確認移交。
整個行動推進速度極快，從宣布政策到實際執行，幾乎沒有給商戶留出任何準備和申訴的時間。
行動中受沖擊最為集中的，是以堤岸區為核心的華人工商業群體。
1978年3月起，堤岸區的商業街道上，一間又一間商鋪被貼上封條。
糧食批發商行的倉庫大門被鎖上，賬冊和存貨清單被清查人員打包帶走；布料批發商的鋪面被查封，整倉的紡織品宣告移交國家；
中藥材行的藥斗子里裝滿了各類草藥，在清查之后全部被列為收繳對象；傳承了數十年的糕餅作坊、醬料廠、制衣廠，一并在這輪清查中被納入國有化范疇。
金融資產的清查，對于華人家庭而言，沖擊尤為沉重。
許多家庭數十年積累的銀行存款，在運動展開后被通知凍結，無法取用。
部分家庭前往銀行辦理取款時，被告知賬戶已進入統一管控流程，窗口拒絕辦理個人取款業務，且沒有明確的解凍時間表。
與此同時，越南當局宣布廢除越南南方舊貨幣，限時兌換新貨幣，但規定每戶家庭可兌換的新貨幣上限極低，超過限額的舊貨幣一律作廢，無法兌換。
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大量華人家庭的現金儲蓄在一夜之間大幅縮水乃至歸零。
這場資產清查運動，與1975年越南統一之后已在南越推行的第一輪工商業改造相銜接，構成了針對南越私營工商業資本的第二輪系統性沒收行動，而華人工商業群體，因其在南越工商業中占比突出，所受沖擊遠超其他群體。
【三】強制國籍政策與針對華人的系統性限制措施
資產清查運動展開的同期，越南當局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了一套針對華人的國籍管理政策，要求境內華人在規定期限內放棄中國國籍、換入越南國籍。
這一政策的出臺背景，與越南當局在1978年前后對外政策的整體轉向密切相關。
1978年，越南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與蘇聯的同盟關系日趨緊密，而與中國的關系則急劇惡化。
在此政治背景下，越南境內的華人群體，被越南當局定性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華人聚居地區被視為需要重點整頓的區域。
強制改籍政策的執行方式，體現在一套多層次的生活限制措施上。
拒絕改籍的華人，將面臨以下具體限制：在職業方面，持有原有工作崗位的華人被強制要求簽署國籍更改文件，否則取消其就業資格；
在糧食供應方面，越南當局通過國家糧食供應體系對拒絕改籍者實施限制，使其無法正常購買糧食和基本生活物資；
在子女教育方面，拒絕改籍家庭的子女被禁止進入越南公立學校就讀；
在醫療方面，部分地區公立醫療機構對拒絕改籍的華人進行就診限制。
在越南北部的廣寧省、諒山省、高平省，與國籍政策同步推進的，是一場針對華人聚居區的大規模政治清查行動。
這場清查行動以"甄別階級敵人"為名義，實際操作中大量以"與中國存在聯系"為由，對華人進行拘押、審查、沒收財物。
在諒山、廣寧沿邊地區，大批華人礦工、工廠工人被迫停工，被要求參加政治學習和身份審查。
拒絕配合或被認定為"可疑分子"的華人，遭到當地當局的人身限制和財產沒收。
越南當局同時發布命令，關閉了越南境內的華文學校，禁止華人社區開展任何形式的中文教育活動，強制要求拆除華人商鋪的中文招牌和中文書寫材料。
各地華人同鄉會館、同業公會等社會組織，也相繼被宣布解散或強制改組。
在越南南部，對華人的政策性限制，與北部相比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同樣呈現出系統性壓制的特征。
胡志明市華人聚居區內，大規模的戶籍清查和居住登記強制推行，持有中國國籍或被認定具有"對華聯系"的居民，面臨被強制遷移至偏遠省份"新經濟區"的命令。
所謂"新經濟區"，是越南統一后當局在偏遠山區和叢林地帶劃定的開墾區域，條件極為艱苦，糧食短缺，醫療幾乎為零。
被強制遷往新經濟區的人，在當地要進行繁重的原始土地開墾工作，生活水平遠低于城市，且幾乎沒有自主離開的權利。
從1978年3月起，胡志明市先后有數批華人家庭接到強制遷移通知，被要求限期離開城區，前往指定的新經濟區安置。
在上述多重壓力的疊加之下，越南華人群體在1978年春夏間開始形成大規模出逃態勢。
【四】1978年5月至1979年底，26萬人經陸路撤入中國
從1978年5月起，越南華人出逃的規模迅速擴大，并形成了兩條主要的出逃路線：北部陸路線和南部海路線。
北部陸路出逃路線，是指從越南北部的廣寧省、諒山省、高平省、河江省等與中國接壤的省份，通過山路、小道、山間通道向中國方向撤離。
這一路線的主要出發地，集中在越南北部的華人礦工聚居區、農業村莊和邊境貿易集鎮。
從這些地點出發前往中國邊境，距離從數十公里到逾百公里不等，途中需翻越數道山嶺，穿越叢林地帶，路途條件極為艱苦。
1978年5月，中國外交部門就越南驅逐華人一事向越方提出正式交涉。
中方同期派出船只赴越，準備接運愿意歸國的華人，但越南當局拒絕了這一安排，并在部分口岸和海域阻撓中方船只靠近。
中方船只在無法完成接運任務的情況下返回，通過陸路撤離的華人數量持續增加。
1978年5月至12月，從廣西、云南各口岸入境的越南華人，月均入境人數從最初的數千人迅速攀升至每月數萬人。
廣西憑祥、東興、龍邦，云南河口、金平、勐臘等口岸，在這一時期幾乎每天都有大批人員持續入境，邊境接待設施在短時間內承受了極大壓力。
1979年2月，中越邊境爆發了武裝沖突，邊境線局勢緊張。
受此影響，部分陸路口岸的人員出入境管理進入特殊狀態，但華人歸國潮的基本走勢并未因此逆轉，大批人員仍持續通過各個可通行的口岸進入中國境內。
這一時期，走海路出逃的越南華人，命運則更為慘烈。
南越華人向海路出逃的高峰期，集中在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
出逃所使用的船只，大多是越南沿海地區常見的小型木質漁船，設計載員通常不超過數十人。
但出逃時的實際搭乘人數，往往遠遠超出安全承載范圍，數百人擁擠在一艘小船上的情況屢見不鮮。
這些船只出海后，目的地通常是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或香港，但實際能夠安全抵達目的地的，只占出發人數的一部分。
1979年，聯合國難民署發布了一份關于東南亞難民狀況的報告，其中專門記錄了南海及泰國灣海域的"船民"遇難情況。
報告數據顯示，該海域的海盜襲擊船民事件，在1978年至1979年間達到有記錄以來的峰值，大批滿載難民的木船遭到海盜攔截、劫掠，難民中有人被殺害，財物被洗劫，船只被鑿沉或焚毀。
對于其中究竟有多少人遇難，由于大量事件發生在遠離岸線的公海區域，沒有任何見證者，聯合國難民署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實際死亡人數無法進行準確統計。
相比而言，選擇走陸路進入中國的那批華人，雖然途中同樣歷經艱辛，但結果卻大相徑庭。
從1978年5月至1979年底，經廣西、云南各口岸進入中國的越南華人，最終統計人數超過26萬。
這26萬人，進入接待站之后，面對的是一套由國家統一部署、以各省僑務部門為主體執行的大規模安置機制。
26萬人，陸陸續續走進了廣西、云南邊境的接待站。
他們一進來，就被引導著坐下，接受工作人員的登記——姓名、籍貫、原住址、家庭構成、離開越南時的經過，一一記錄在冊。
那些在山路上撐了幾天幾夜才走到的人，坐下來就再也挪不動了，靠著墻壁，閉上眼睛。
孩子們趴在父母懷里沉沉睡去。
老人們坐著，眼神空洞，望著帳篷頂部，誰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么。
接待站的工作人員，把每一份登記表整理成冊，逐日匯總，定期向上級部門報告。
那些名冊越來越厚，越來越重，從邊境口岸一路匯報到省僑務部門，再送往北京。
1978年秋天，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收到了來自廣西、云南、廣東三省區匯總上報的歸國華人登記名冊。
那是一份厚重的文件，經手人翻開第一頁，看到密密麻麻排列著的二十六萬個名字，每一個背后都是一個家庭，一段流離失所的經歷，一張等待安置的面孔......
所有經手這份名冊的人，都意識到，接下來即將展開的這場安置工作，規模之大，牽涉之廣，將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