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一個冬天的早晨。
那天六點半，天還沒亮透，我下樓倒垃圾，看見一個佝僂的身影蹲在垃圾桶旁邊，用一根鐵鉤子撥弄著里面的東西。她穿著橘紅色的保潔馬甲，棉帽壓得很低，手上沒戴手套，撿出一個礦泉水瓶，捏扁，塞進身后那個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
動作很熟練，一氣呵成。
我站在那里看了幾秒，沒有出聲，把垃圾袋丟進桶里，轉身上樓。
心里有什么東西，落了一下。
誰能想到，半年后，物業打來那個電話，說出的那件事，讓我在原地愣了將近五分鐘，說不出一句話。
我叫顧明遠，三十九歲，在一家建材公司做銷售主管，離異，一個人住在興和小區十一樓。
興和小區是老小區，建了將近二十年，樓道里的墻皮脫了一塊又一塊，電梯經常壞，停車位永遠不夠用，但租金便宜，住的大多是在這座城市扎根多年卻始終扎得不算深的普通人。
我在這里住了七年。
那個撿瓶子的老太太，我后來知道她叫曾秀珍，是小區的外聘保潔，負責三號樓到六號樓之間的區域。六十四歲，個子不高，背有點駝，走路的時候總是低著頭，像是在找什么東西。
事實上她確實一直在找——礦泉水瓶、舊紙板、廢鐵絲，任何能換錢的東西。
這件事在小區里不是秘密。
鄰居王大姐有一次在樓道里碰見我，壓低聲音說："你知道那個撿瓶子的曾阿姨嗎？聽說她老伴癱在床上好幾年了，兒子在外地，也不怎么往家里打錢，她一個人又做保潔又撿瓶子，苦得很。"
我說了句"哦"，沒有多說什么。
那之后，我開始留意她。
早上六點多，她已經在樓道里掃地；中午，她蹲在綠化帶旁邊啃一個饅頭，旁邊放著一個保溫杯；下午五點，她推著那輛裝滿蛇皮袋的三輪車，慢慢往小區東門方向走，去廢品站把一天的收獲換成零錢。
有一次我在路邊看見她從廢品站出來，把一把硬幣捏在手心里數了又數，眉頭皺著，最后嘆了口氣，把錢揣進口袋，推上車走了。
我站在幾步遠的地方，沒有動。
那一刻有什么東西卡在喉嚨里，說不清楚，也咽不下去。
從那天起，我開始在門口多放礦泉水瓶。
不多，每次兩三個，就擱在樓道口的角落里，不顯眼，不扎眼。我不知道她會不會注意到，也不知道她會不會多想，只是覺得，這件事做了，比不做要好一點。
第一次放的時候，那是一個周二的下午，我下班回來順手買了兩瓶礦泉水，喝完之后把瓶子放在樓門口的臺階邊，壓了一塊小石子，免得風吹跑。
第二天早上出門，瓶子不見了。
我沒有吱聲，也沒有去想太多，只是覺得，這件事可以繼續做。
后來，這便成了一種習慣。
每隔兩三天，我會在門口留一兩個瓶子，偶爾多放幾個，換洗衣粉的大桶、喝完的飲料罐，也一并擱在那里。不是每次都當面放，大多時候是順手的事，進門之前放下來，就上樓了。
有一次，我正要下樓，恰好看見曾秀珍推著車經過，彎腰把那幾個瓶子撿起來，放進袋子里，抬頭往周圍看了看，沒有看見人，低下頭，繼續推車走了。
她臉上的表情，不是我以為的那種如釋重負，也不是感激，更像是一種習慣了之后的平靜——她已經習慣了生活里偶爾掉下來的一點點好意，不追問來處，收下就走。
那種平靜，比任何表情都要讓我難受。
冬去春來，小區里的那排玉蘭樹開了又落，我放瓶子這件事，就這樣不聲不響地持續了下去。
偶爾我跟她在樓道里碰上，她會點一下頭，叫一聲"小顧"，我說"曾阿姨"，然后我們就各走各的，沒有多余的話。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那些瓶子是我放的。
也沒想過要讓她知道。
有一天傍晚，我在樓下碰見了物業的劉主任，四十多歲，平時話不多，但管事很細。他正蹲在花壇邊上修一段松動的護欄鐵絲，看見我，站起來打了個招呼。
我隨口問了句："曾阿姨干了多少年了？"
劉主任想了想，說："六年了，從我來這里之前就在了。"
"一直是她一個人負責這一片？"
"嗯，換過幾個，都嫌工資低，做不長。她倒是一直沒走。"他頓了頓，"她老伴身體不好，她也舍不得丟這份活，離家近，能照應著。"
我點了點頭，沒有再問。
走上樓的時候，腦子里閃過她數硬幣的那個畫面，那把被風吹皺了的手，那幾枚壓在掌心的銅板。
那天晚上，我在超市買了十二瓶礦泉水，喝了兩瓶，剩下的全放在了門口。
春節前后，小區里人來人往，快遞盒子堆滿了垃圾桶旁邊的空地，曾秀珍每天要比平時多清理兩個小時，推著三輪車來來回回，滿頭大汗。
我有一次從外面回來，路過她正在整理紙板的地方，停下來問："阿姨，要幫忙嗎？"
她抬頭看了我一眼，擺擺手，說："不用，你去忙，我來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