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邱清泉詞條、武重年口述《我所知道的邱清泉之子邱國渭》（原載《世紀》雜志2018年第一期，后收錄于《武重年口述歷史》，2020年5月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參考網相關補正文章，以及騰訊新聞、網易新聞、搜狐歷史等媒體可查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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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0日凌晨，安徽省永城縣陳官莊一帶，正值隆冬。
淮海平原上的風裹挾著凍徹骨髓的寒意，在這片曠野上橫掃。
戰役的喧囂已近尾聲，1月6日，國民黨第二兵團在陳官莊地區被全部殲滅。
兵團司令邱清泉在警衛營的護送下試圖向南突圍，行至張廟堂村東南方向約四百余米的農田地帶，于凌晨時分隕命，時年四十七歲。
關于邱清泉的死因，此后數十年間存在兩種說法并行流傳。
其一為突圍途中中彈身亡，是大多數文獻的主流記述。
另一說法來自當時在場的通信兵何永福的陳述——邱清泉命令何永福向自己開槍，一槍擊中左胸，一槍擊中右胸，邱倒地后自知未死，又自行開槍兩發，均未射中，終因失血過多、力竭而亡。
警衛營營長遠碩卿天亮后遇到解放軍，因化裝成普通士兵且身負輕傷而被釋放。兩種說法均有當時在場人員的陳述為據，至今尚無定論。
邱清泉陣亡后，國民政府于同年1月19日頒布追贈令，追授其為陸軍二級上將，并頒發褒揚令。此后入祀臺灣忠烈祠，青天白日勛章亦被追授。
1952年其陣亡三周年之際，蔣介石親筆題橫額"碧血丹心"以茲紀念。臺中清泉崗機場，原名臺中公館機場，于1966年正式改以其名命名，沿用至今。
邱清泉戰死的消息傳出時，其妻葉蕤君帶著兩個女兒邱莉娜與邱莉娃，已隨大批人員撤抵臺灣。其余子女也陸續離開大陸，最終落腳臺灣，此后輾轉移居美國。
然而，他有一個兒子，獨自留了下來。
這個兒子叫邱國渭，生于1930年，是邱清泉與繼室葉蕤君所育之子。
父親陣亡時，他尚不滿二十歲，正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外語系就讀。
此后三十余年，他一個人留在大陸，經歷了建國初期的院系調整、特殊時期的批斗與沖擊、妻子的意外離世，以及獨自撫養三個女兒長大的漫長歲月。
直到1978年，他以探親為名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此后又先后三次赴美，每次帶走一名女兒。
第四次赴美之后，他沒有再返回上海，從此定居海外，與故土斷了聯系。
一、浙江永嘉走出的將領：邱清泉的生平、抗戰功勛與陳官莊之死
邱清泉，1902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縣，家境并不顯赫，但早年所受教育相對系統。
他先后就讀于永嘉縣立高等小學、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之后前往上海，就讀于上海大學社會系。
1924年7月，邱清泉考取黃埔軍校第二期，從此步入國民革命軍的體系，軍旅生涯綿延二十余年。
在黃埔軍校就讀期間，邱清泉先后參與第一次東征、淶水之役、棉湖之役等。
畢業之后以排長身份參加第二次東征，隨后投身北伐戰爭，參與攻打武昌的戰斗，在連續的實戰經歷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作戰經驗。
寧漢分裂之際，邱清泉明確支持南京方面，隨即遭到拘押，輾轉脫逃后赴南京投奔，幾經周折后獲救，由此與蔣介石之間形成了較為特殊的信任關系，成為他日后仕途的重要基礎之一。
1928年升任中校，1929年擔任第二師工兵營營長，參與中原大戰；1931年任第十師上校團長；1933年升任少將，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處長。
1934年，邱清泉以公費名額赴德國留學，先入工兵專門學校接受培訓，結業后進入柏林陸軍大學深造，于1936年參加了德國陸軍秋季大演習，系統學習了機械化部隊的作戰理論與編制體系。
這段留德經歷，對他此后組訓裝甲與機械化作戰的實踐，產生了直接影響。
1937年學成回國，任教導總隊參謀長，隨即參與對日抗戰。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結束后，邱清泉隨教導總隊移駐江寧。12月，日軍進攻南京時，其部守衛中山門至中華門一線。
南京失守后，邱清泉在撤退途中被困于城郊，一度被日軍第五師團第九旅團征作勞役，因身份未被察覺而得以保全，此后輾轉逃出。
1939年末，日軍進攻昆侖關，國軍第五軍隨即組織反攻。
邱清泉所部奉命迂回昆侖關，于12月20日切斷交通線；1939年12月31日，國軍攻克昆侖關，此后持續在周邊高地與日軍對峙，直至1940年1月換防。
此役中，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陣亡，兩個步兵聯隊與一個炮兵大隊被殲滅，聯隊長亦陣亡。
邱清泉憑借昆侖關之役的表現，升任第五軍副軍長，并獲頒四等寶鼎勛章。
"邱瘋子"的外號，由此在國民黨軍中廣泛流傳，成為他此后最為人熟知的稱謂。
他后來又參與了滇西戰役，獲頒三等寶鼎勛章。在可查證的國民黨軍抗日作戰史料中，邱清泉是參戰時間較長、戰功較為顯著的將領之一。
內戰期間，邱清泉率第五軍相繼參加定陶戰役、巨野戰役、豫東戰役、濟南戰役等。1948年10月，第五軍擴編為第二兵團，邱清泉出任兵團司令官，全兵團約十二萬人馬，下轄第五、七十、七十二、七十四、十二軍等五個軍，裝備相對精良。
淮海戰役打響后，邱清泉率部試圖解圍被圍的黃百韜兵團，但被阻擊于大許家一帶，未能推進。
黃百韜兵團覆沒后，邱清泉隨杜聿明部于1948年11月30日撤離徐州，此時所部尚有約十萬兵力，是杜聿明集團實力最強的一支。
至1949年1月6日，第二兵團在陳官莊被全部殲滅，四日后的凌晨，邱清泉在張廟堂村東南方向的農田里結束了他的一生。
邱清泉在家庭方面，有兩房妻室：前妻黃氏于1920年成婚，育有一子邱國賢；繼室葉蕤君于1929年在南京完婚，生有三子（邱國渭、邱昆侖等）及兩女（邱莉娜、邱莉娃）。
邱清泉生前精通英文、德文，擅長詩詞創作，著有《教戰一集》《教戰二集》《建軍從論》等軍事著作，均傳世至今。
邱清泉陣亡后，兩房妻室與其余子女均已離開大陸，抵達臺灣，唯獨邱國渭一人，因一系列偶然與必然交織的因素，留在了上海。
二、黃浦江邊，一班錯過的船
邱國渭留在大陸的經過，在現有公開史料中存在兩個版本，來源各異，均見于可查閱的文獻與口述記錄之中。
第一種說法，見于武重年口述文章及多篇相關媒體報道：1949年初，上海黃浦江沿岸碼頭聚集了大批準備撤離的人群，船期緊張，秩序混亂。
葉蕤君帶著兩個女兒邱莉娜與邱莉娃居住在市區，消息傳來較早，較為順利地趕到碼頭，登上了前往臺灣的船只。
邱國渭彼時正在圣約翰大學外語系就讀，學校位于蘇州河沿岸，距碼頭尚有一段距離。
他得到消息后趕往碼頭，抵達時船只已開動離港，無法登船，只好原路折返學校。
第二種說法見于另一批媒體的記述與相關資料：邱國渭當時隨母親和弟妹一同向南撤離，輾轉至福建境內時被解放軍截獲。
得知其家屬身份后，解放軍按當時相關處置慣例給予優待，發給路費和通證，允許其自行選擇去向。
邱國渭在此情形下，獨自決定返回上海繼續完成學業，而母親與弟妹則繼續南行，最終抵達臺灣。
兩個版本的說法均無法從現有文獻中得到完整的核實，歷史細節的模糊，在那個信息傳遞極不穩定的年代，并不鮮見。
無論哪個版本更接近實情，最終結果是一致的——邱國渭留在了大陸，成為邱清泉在中國大陸的唯一血脈，其余兄弟姐妹則在此后陸續經臺灣輾轉移居美國。
返回上海后，邱國渭繼續在圣約翰大學外語系就讀，直至1952年正式畢業。
圣約翰大學創立于1879年，是上海歷史最為悠久的教會大學之一，以外語教育和人文學科著稱，歷來培養出一批精通英語的知識分子，在近代上海的教育史上地位獨特。
1952年，全國范圍內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大規模推進，圣約翰大學在這一輪調整中被整體拆散，各院系分別并入華東師范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作為一所獨立大學，圣約翰就此走入歷史。
邱國渭是圣約翰大學的最后一屆畢業生之一，此后以扎實的外語功底，被分配至上海圖書館，從事外文書籍采編工作，由此踏入了他在大陸長達三十余年的主要生活軌道。
三、上海圖書館的采編歲月：婚姻、家庭與特殊時期
進入上海圖書館后，邱國渭在外文采編崗位上逐步站穩了腳跟。
外文書籍的采編工作，涵蓋多語種文獻的選購、登記與編目整理，對專業人員的外語水準要求頗高。邱國渭在圣約翰大學所受的系統外語訓練，使他在這一崗位上具備了相當的基礎。
據武重年口述，邱國渭在圖書館工作一段時間后，武重年本人曾想到復旦大學分校開設西文編目課，缺少任課教師，便考慮推薦邱國渭前去任教，足見其在外文專業領域的積累在同時代的同行中具有一定認可度。
然而，這一調動最終未能成行，邱國渭繼續留在上海圖書館，在外文采編崗位上默默耕耘。
在館內，據武重年描述，邱國渭平日為人極為謹慎，埋頭工作，不主動與他人結交，在同事群體中始終保持著低調沉默的姿態。
在圖書館的日常工作中，邱國渭結識了同事袁玉珍。
據武重年口述，袁玉珍據傳為袁世凱后裔，知書達理，氣質出眾，在圖書館中頗受矚目，追求者為數不少，武重年形容她是圖書館中有名的"一枝花"。
袁玉珍與邱國渭在工作往來中日漸熟識，彼此欣賞，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后，兩人結為夫妻。
婚后，袁玉珍為邱國渭育有三個女兒，家庭生活一度穩定和睦，日子在圖書館平穩而單調的節奏中緩慢流淌。
進入20世紀60年代，政治運動席卷全國。
上海圖書館內部的日常氛圍隨之劇變，以家庭出身與歷史背景劃定個人處境的邏輯，深深滲透進圖書館的工作環境與人際關系之中。
邱國渭因父親邱清泉的歷史背景，長期處于被額外審視的境地。
據武重年口述，特殊時期中邱國渭遭受批斗的細節極為觸目驚心。外文采編部的造反派對他開批斗會，武重年親自前往觀看，只見邱國渭跪在人群中央，里三層外三層圍滿了人。
令武重年終生難忘的，是其中兩名1952年畢業的大學生的行為——一人用皮鞋踩著邱國渭的脊梁，另一人用翻毛皮鞋踢打他的頭部。
武重年事后得知，這兩人恰是當年追求袁玉珍未果的情敵，在那個失控的政治環境中，私人宿怨與政治壓力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疊合在一起，演變成了這一幕。
對于這一切，據武重年的描述，邱國渭始終一聲不吭，身體因從事了大量強制勞動而保持著一定的體力，咬牙挺過了那些最難熬的歲月。
家庭方面的打擊，與外部環境的重壓幾乎同步到來。
袁玉珍離開圖書館調任某中學教書后，在一次帶領學生參加下鄉勞動的活動中，因水土不服患上重感冒，身體狀況迅速下滑。
據武重年口述文章的具體記錄，袁玉珍起初對接受注射治療有所顧慮，予以拒絕；病情持續惡化、實在撐不住之后，赤腳醫生為其施針，身體隨即出現異常反應，加之當地農村醫療條件極為有限，袁玉珍就此一命嗚呼。
三個年幼的女兒，從此只剩下邱國渭一人撫養，一家四口住在溧陽路一帶的假三層房屋里，樓下住著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老教授，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某個安靜角落里艱難繼續。
邱國渭一個人，帶著三個女兒，在特殊時期的壓力下，在上海圖書館的普通采編崗位上，繼續度過了一年又一年。
三個女兒在溧陽路的那棟舊樓里一天天長大，邱國渭的鬢角一年年變白，外文書目的分類編號一疊疊堆積在他的工作臺上。
而大洋彼岸是否還有人記得他、是否還能與他重新建立聯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還是一個沒有任何答案的懸念——直到太平洋另一端悄悄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沿著一條任何人都未曾預料的路徑，將一封信送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案頭。
而當那封信打開的那一刻，邱國渭此后二十年的全部命運，已經在無聲無息之間，開始被重新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