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清華大學蔣俏蕾：給孩子一個“數字樂園”，而不是一堵墻

（文/劉媛媛 編輯/周遠方）

2026年的春天，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議題以前所未有的熱度闖入公眾視野。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設置數字成年年齡”的呼聲引發熱議，多位代表委員建議立法禁止16周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

與此同時，全球范圍內的“數字保衛戰”正在升級：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2月初宣布，將推動立法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平臺，并要求相關平臺建立嚴格的年齡驗證機制，提議社交媒體平臺運營者對平臺上發生的違法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這一提議引發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口水戰”，社交平臺X的所有者埃隆·馬斯克在X上連發兩條帖文，怒斥桑切斯是“暴君”“叛徒”和“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者”。

而在澳大利亞，相關的“自然實驗”仍在持續。自2025年12月澳大利亞實施16歲以下社媒禁令以來，Meta已封禁超54萬個賬戶，但執行漏洞頻現：青少年轉戰監管更薄弱的“地下”空間，部分人通過借用家長賬號、使用VPN等方式輕松繞過限制。

一邊是“一刀切”禁令的呼聲，一邊是海外實踐的警示。在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已高達97.3%，未成年網民規模突破1.96億。孩子們是“數字原住民”，網絡是他們認知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國該如何平衡未成年的保護與發展？如何超越“堵”與“放”的二元對立？對此，觀察者網與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蔣俏蕾教授進行了對話。她長期關注青少年數字媒介使用，早在2011年就基于研究指出，未成年人沉迷的不僅是網絡游戲，還有不同類型的網絡社交。

這一次，我們從這場全球爭議談起，討論“一刀切”背后的治理邏輯，探尋中國路徑的獨特價值，以及“疏堵結合”究竟該如何落地。

禁令迷思：當“保護”變成“物理隔離”

觀察者網：最近國內出現了“設置數字成年年齡”的呼聲，澳大利亞的禁令也在持續發酵。您之前提到要“平衡青少年的發展與保護”，這種“一刀切”的禁令是否違背了這一原則？

蔣俏蕾：我們為什么強調對于青少年要兼顧保護和發展，是因為現在的青少年是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原住民”，他們從一出生就生活在數字媒介環境中。他們的成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數字化和社會化過程是同步交疊的。而禁令的邏輯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前禁止，過了這個時間點就可以放開。這不符合健康成長的規律。

我個人覺得以澳大利亞為代表的一些國家，突然間實施的未成年人社交媒體禁令，可以被視作一個巨大的社會實驗。國內外學界也在觀望，它之后可能會出現諸多問題，并非一個優化的治理樣板。

可以看到，禁令實施后，Meta封禁了54萬多個賬戶，但媒體披露，許多16歲以下人群的賬戶或被封禁后又重新激活，創建新賬戶的年齡認證可被“輕松”繞過。這就像你筑了一堵墻，孩子們會想辦法翻過去。他們反而可能會進入一些沒有被監管到的灰色地帶，風險更高了。

觀察者網：有人認為，這種禁令本質上是將復雜的網絡治理簡化為“物理隔離”，是一種“治理惰性”，您怎么看？

蔣俏蕾：這種批評有一定道理。禁令背后反映的是社會的深層焦慮——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太大了，大到讓社會覺得必須做點什么。焦慮可以理解，但不能被焦慮裹挾。

這些禁令的出臺和國內部分的呼聲說明，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已經不只是家庭層面或學術論文里討論的問題，而是全球不同社會語境下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數字媒介，已經成為年輕一代成長的環境，對他們的信息獲取、認知習慣、社交活動等方方面面都有深遠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可能以前有些家長或公眾層面沒覺得它那么重要，但通過這些禁令，大家強烈地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其實中國在青少年新媒體使用方面一直有很多很好的經驗，但因為政策是漸進式的，大家平時可能感知不強。反倒是國外推行禁令后，大家才回過頭來反思，意識到原來我們之前已經做了很多。

比如，2024年下半年，網信辦發布了《移動互聯網未成年人模式建設指南》，推動未成年人模式從單一的“青少年模式”升級為系統集成的保護方案，把內容生產平臺、移動智能終端、應用程序都結合在了一起。這是一個一體化的思路，而不是簡單地把孩子隔離在網絡之外。

更重要的是，今年3月1日起，《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分類辦法》正式施行。它把模糊的“不良信息”細化為數十種具體場景，首次將“不當使用未成年人形象”單列，直指“網紅兒童”擺拍牟利等亂象。這意味著我們正在從“管控身份”轉向“管控內容”，從“軟倡導”走向“硬約束”，這才是治理的精細化方向。

中國路徑：超越“追隨”的治理智慧

觀察者網：實際上中國的社交媒體生態與國外有很大的不同，微信、抖音等成為“超級應用”，集成了社交、支付、學習等多種功能。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能照搬國外的禁令模式？

蔣俏蕾：確實如此。我們要扭轉一個思維慣性——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習慣于把西方的做法視作先進來學習。但現在，從平臺形態到治理經驗，我們已經處于領先位置了。

我們國家的媒體生態、社會文化情境，跟目前推行禁令的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很不一樣。不能因為國際上有了先例，我們就要照搬。從早些年我們更多是借鑒、追隨西方的媒體技術治理，到現在我們很多新媒體的形態和應用技術已經走在前面，甚至反向輸出。這種情況下，更要謹慎看待這種“一刀切”的禁令。

多年前《紐約時報》專門以微信為例做過一期視頻報道，把它比作“瑞士軍刀”——多功能、集成化。西方國家發現已經很難說微信對應的是WhatsApp還是什么，它早已超越了即時通訊的單一功能。抖音更是實現了反向輸出。在這種媒介生態下，國外那種“用年齡劃線、簡單屏蔽”的做法，并不適合我們。

觀察者網：那我們的治理思路有什么獨特之處？

蔣俏蕾：我們的思路是“在開放環境中建好安全圍墻”，而不是“在數字世界里關上大門”。具體來說，有三個特點：

第一，制度先行。從202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設網絡保護專章，到2024年《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施行，再到今年3月的《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分類辦法》，制度的“藍圖”越來越清晰。

第二，技術賦能。未成年人模式從“減法”走向“加法”，不是把成人內容剔除后剩下的給孩子，而是專門為他們打造有吸引力的專屬內容池。分齡推薦、時長管理、功能限定，形成一個系統化的保護網絡。

第三，責任壓實。最高法剛剛發布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明確了未成年人網絡充值、直播打賞的效力判斷標準。比如，15歲的小張未經父母同意打賞20萬元，法院認定行為無效。

觀察者網：提到平臺責任，目前國內主流的網絡平臺都設有“未成年人模式”，已經是比較前瞻的舉措，但現實中，很多平臺的“未成年人模式”使用率并不高。問題出在哪？

蔣俏蕾：其實我國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方面一直有前瞻性的探索，從《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設網絡保護專章，到《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再到針對AI、算法推薦等新應用的持續完善，治理體系一直在跟進。

但未成年人模式最大的痛點是，目前很多是“減配版”。我們在訪談中聽到很多孩子說，進入這個模式后，能玩的東西少了一大半，有意思的都被拿走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平臺需要從被動“合規”轉向主動“賦能”。不是“按規定做了什么”，而是“專門為孩子打造了什么”。

比如，能不能有“親子模式”，家長和孩子可以一起使用、一起互動？能不能像少年宮、游樂場一樣，打造出專屬的優質內容，讓孩子覺得“這是我的地盤”？

短期看，平臺做這些可能不賺錢，但長遠來說，讓未成年人與平臺相伴成長，將來他們會更認可相應的平臺，這也是在培養未來的用戶。而家長也愿意為優質內容付費，從長遠的角度是可以實現可持續的。

疏堵結合：誰來筑起那道“數字防線”？

觀察者網：您在多篇文章中都強調，應對未成年人網絡沉迷，家庭監護的作用應放在首位。但現實是，很多家長的數字化能力還不如孩子，怎么打破這種“新手帶路”的困境？

蔣俏蕾：首先我們要厘清一個概念：媒介素養不只是“會用手機”。它包含兩個層面——功能性素養和批判性素養。

孩子們作為“數字原住民”，在功能性素養上無師自通，怎么劃屏、怎么注冊，比家長溜多了。但在批判性素養上，因為心智不成熟、人生閱歷不足，他們可能不知道如何甄別信息真假、不知道互聯網里推崇的價值觀是否正確、如何識別風險、遇到問題該向誰求助。

而成年人，恰恰在批判性素養上有優勢。價值觀更穩定，社會閱歷更豐富，能判斷一些東西合不合理。所以家長需要做的不是“比孩子更會玩手機”，而是教會孩子另一個維度的素養：不能加陌生人、不能泄露家庭隱私、遇到不對勁的事要告訴父母。

舉個例子，很多人看到網上信息就以為都是真的，或者覺得AI說的就是對的，不明白AI的信息從哪來。3·15期間媒體也曝光了，現在甚至有人專門利用AI抓取的渠道做營銷“投毒”，如果缺乏批判性素養，很容易被誤導。同樣，家長哪怕沒玩過某個游戲、沒用過某個平臺，也可以提前引導孩子注意隱私保護等。這些引導不受使用技能的限制，恰恰是家庭層面需要重視的。

觀察者網：所以關鍵是“溝通”而非“管控”？

蔣俏蕾：對。與其一味說“不許”，不如一起商量每天用多久、什么時候用，在約定中幫孩子學會自我管理。

全國人大代表姚明去年提議“息屏24小時”，但他調研發現，如果缺乏現實替代場景，青少年即便短期息屏，也難以形成長期習慣。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用多久”，而在于離開屏幕后去哪里、做什么、和誰在一起。

觀察者網：這就涉及到線下空間的問題了。孩子們沉迷網絡，是不是也因為現在線下的社交空間被壓縮了？

蔣俏蕾：這正是我們需要反思的。線上活動時間多了，線下時間必然被擠占，但線下體驗是線上無法替代的。朋友在你需要時的一個擁抱，運動后酣暢淋漓的感覺，這些真實的體驗對身心健康至關重要。

當然，家庭是離孩子最近的一環，但不能只靠家庭解決，需要多方協同。我們在關注網絡影響的同時，要意識到網絡空間無法替代真實物理空間中的體驗。長時間上網會帶來久坐、近視、肥胖等身體問題，也會影響孩子線下交往、體育鍛煉、接觸自然的機會。

線上和線下需要平衡，好的線上活動可以和線下聯動。比如優質的內容資源可以推薦孩子去線下場館體驗；線上交流的朋友也可以約著一起運動。關鍵是要避免線上使用過度擠占線下時間，不要讓它成為線下生活的替代品。

所以“疏堵結合”不只是盯著屏幕，還要重建一個更友好、更有趣的線下物理空間。我們鼓勵博物館、科技館、體育場館等擴大開放，豐富課后服務與文體活動。

觀察者網：最后想問，您對未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方向有什么期待？

蔣俏蕾：我希望看到“多元共治”的格局真正形成。家庭、學校、平臺、政府、社會，缺一不可。

家庭要做的不是“嚴防死守”，而是陪伴與引導；學校要把網絡素養教育融入日常教學，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提升思維意識；平臺要把保護嵌入產品設計全流程，而不是事后補救；政府要持續完善法規，用剛性制度筑牢防線。

結語：保護不是做減法

對話中，蔣俏蕾反復強調一個觀點：“保護不代表做減法。”在數字時代，我們無法讓孩子與網絡隔離，但可以讓網絡與孩子共同成長。從澳大利亞禁令的實踐來看，簡單的“物理隔離”注定難以奏效，而中國的制度探索、平臺創新、多方協同，正在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今年3月1日，《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分類辦法》正式施行，最高法涉未成年人案件工作指引同步落地。這些“硬約束”與“軟環境”的結合，或許才是“疏堵結合”的真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