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確診單的那一刻,我感覺整個世界在瞬間被按下了靜音鍵。醫院走廊里人來人往,喧囂嘈雜,可我耳朵里只有一陣尖銳的嗡嗡聲,像是一臺老舊電視機失去了信號。我死死盯著那張薄薄的紙,視線模糊了又清晰,清晰了又模糊,直到“HIV抗體陽性”那幾個字像燒紅的烙鐵一樣,狠狠地燙進了我的視網膜。
我今年32歲,在一家不錯的廣告公司做策劃,年薪尚可,有車有房,是父母口中那個“除了沒結婚什么都好”的乖女兒。我一直以為,艾滋病這種聽起來就帶著陰暗、混亂色彩的詞匯,應該屬于另一個平行世界,屬于那些生活在邊緣的人,屬于新聞報道里模糊的馬賽克,唯獨不該屬于我。
然而命運就是個蹩腳的編劇,它不需要邏輯,只需要一個荒謬的轉折。我的轉折,僅僅是因為三個月前,見了一個網友。
如果時間能倒流,我愿意用我擁有的一切,去換取那個晚上的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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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前,我正處于一種極度焦慮的狀態。32歲的生日剛過,家里的催婚電話像鬧鐘一樣準時且刺耳。母親在電話里哭訴:“隔壁王阿姨的孫子都上幼兒園了,你還要挑到什么時候?”在這種高壓下,我鬼使神差地下載了一個交友軟件。我想,或許我也該試著“不那么挑剔”,試著去接受當下流行的快餐式相親。
后來,我遇到了張明。
他在資料里填寫的職業是金融分析師,照片看著斯文儒雅,穿著得體的襯衫,笑起來眼角有淡淡的紋路,顯得成熟又穩重。我們聊了大概兩周,非常投機。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樣急色,也沒有查戶口般的盤問,我們聊電影、聊旅行、聊職場上的無奈。他表現出的那種體貼和懂行,讓我這個在職場打拼多年的“大齡剩女”久違地產生了一絲悸動。
我想,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合適吧。
見面定在一個周五的晚上,地點是他選的一家日料店,環境私密,燈光昏暗曖昧。見到真人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氣,他比照片上更有質感,談吐幽默風趣。清酒一杯接一杯地下肚,酒精慢慢瓦解了我的防備。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多,從詩詞歌賦聊到人生哲學,那種久違的被理解的感覺,讓我產生了一種名為“愛情”的錯覺。
飯后,他說:“時間還早,去我那里坐坐?我有一瓶很好的紅酒,想請你嘗嘗。”
如果是22歲,我可能會警惕地拒絕;但32歲的我,自以為閱人無數,自以為能掌控局面,再加上酒精的微醺和對眼前這個男人的好感,我鬼使神差地點了頭。
也就是那個點頭,把我推向了深淵。
他家在市中心的一個高檔公寓,裝修很有品味。在關鍵時刻,我殘存的理智讓我推了推他,低聲問:“你沒有傳染病吧?”
他停頓了一下,吻了吻我的額頭,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寶貝,放心吧,我每年都體檢,很干凈,你看我像有傳染病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