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的銀手鐲

　　新華社北京3月30日電 3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昌都的銀手鐲》的報道。

　　春日暖陽透過窗欞，在許天箴腕間的銀鐲上流淌著溫潤的光暈。此刻，這位88歲的嘉興退休教師拿起手機——一條來自3000公里外西藏昌都的微信剛剛抵達。

　　發信人扎西達瓦，是她昔日的教學“老搭檔”：“許老師，學校一切都好，勿念。”

　　許天箴輕輕撫摸銀鐲上刻著的“昌都”二字，像在觸摸一段凝固的時光。這是她退休時同事們送的禮物，訴說著她在雪域高原耕耘的春華秋實。

　　入藏支教17年，善心長明40載，百余萬元無私捐獻——這些數字如同時光刻度，丈量著一位老教師、老黨員不平凡的人生軌跡。在她的守護下，西藏、四川、云南、浙江等地的40余名貧困學子得以完成學業，走向更廣闊的人生。

　　支教期間，許天箴（左三）與藏族孩子相處成了親人。受訪者供圖

跨越千里的承諾

　　“我們結婚不到兩年，他就調到西藏去了。”1965年，27歲的許天箴翻開地圖，手指沿著蜿蜒的曲線一直向西，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西藏的遙遠。彼時，她還是嘉興市中山路小學的一名老師，她的愛人李小眉加入援藏隊伍，一別即是6年。

　　1970年，她帶著兒子第一次進藏探親。本想是看看愛人扎根多年的地方是什么樣，但踏上這片土地，她便動了留下的心思：一是因為愛人在那里，國家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他并沒有打算回來；二是時常聽愛人說起西藏教育的困境，言語間都是對孩子們的惋惜。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離不開她的照顧，“等兒子長大了，我就過去”，許天箴在心里這樣對自己說。

　　這個承諾，她默默守了13年。

　　1983年，大兒子考上大學，小兒子小學畢業，她便向西藏昌都地區組織提出申請，進藏支教。

　　“太苦了！”一想到邊疆艱苦的生活環境，許天箴的家人便強烈反對，甚至一路追到上海，依然沒能攔住已經下定決心的許天箴。“他能去，我肯定也能去。”

　　同事們也不理解：“人家千方百計要到我們沿海地區來，你倒好，把孩子帶到大老遠的西藏去。”她也不多辯解：“那里的孩子們太需要好的漢語老師了。”

　　3500米的海拔，700多名學生，作為國家在西藏創辦的第一所現代學校，西藏昌都地區實驗小學承載著讓藏區孩子走出雪域高原的希望。而對許天箴來說，這絕不只是一次充滿理想主義的奔赴。

　　在邊疆壯麗的景色之下，除了溫差極大的氣候和高原反應，還有物資的極度匱乏。她回憶說：“初到昌都，我想買個包子、買碗餛飩，都沒有。”走遍全城只找到一家百貨公司，貨架上的大白兔奶糖一上架就售空。“每天都是氣喘吁吁、頭暈乎乎”，主食就是糌粑，想吃蔬菜都很困難。

　　最讓她揪心的是小兒子的水土不服。夜里，兒子因缺氧而急促的呼吸聲讓她輾轉難眠。可當清晨推開教室斑駁的木門，看見40多雙渴求知識的眼睛時，她又暗暗堅定了留下的決心。

　　一年后的暑假，她把小兒子送回嘉興親戚家，自己重返藏區。“我家小兒子就在舅舅家、阿姨家輪流住。”小兒子吃“百家飯”長大，她卻成了眾多藏族孩子們的“許媽媽”。

　　“我喜歡學生。”當被問及為什么選擇去西藏教書時，許天箴的理由就和她的笑容一樣純粹。

　　雪域高原，白天太陽10分鐘就能曬傷皮膚，到了夜晚氣溫就驟降30攝氏度，許天箴只記得，“昌都晚上的星星一閃一閃，像小時候一樣”。在西藏第一所現代學校里，她的腳步從輕盈到蹣跚，卻始終走在聯接浙江與西藏的教育之路上。

銀鐲里的17載

　　許天箴是在西藏學會騎自行車的。

　　學校建在山上，從住地到校園要經過一段長長的緩坡。“開始推著車走，后來敢沖下坡了。”

　　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她迎著刺眼的陽光騎車的身影，成了學生們最溫暖的記憶。車鈴叮當作響，藏族孩子們聽見鈴聲就圍上來：“許老師來了！”

　　許天箴從不催促遲到的學生。“他們爬山來上學比我辛苦多了。”望著遠山，她說，“有時候孩子們滿頭大汗跑進來，我只會說‘慢慢走，別摔著’。”

　　在昌都任教期間，許天箴一人承擔了全年級教學任務。開學時，她的備課本上密密麻麻寫滿藏族學生的名字。“扎西拉姆、扎西達瓦……剛開始我總是搞混。”她不好意思地說，“把兩個學生的名字各取兩字拼在一起，孩子們笑得前仰后合。”

　　“在西藏工作真的很艱苦，但是我很開心。”她笑著說，“我一下課他們都圍著我，他們特別喜歡我。”

　　她不僅關心孩子們書本里的世界，更心疼他們現實中的冷暖。當年月工資60多元的她，總在百貨公司給學生買棉襖。“有些孩子冬天也穿得很單薄，我看著心疼。”她的辦公桌抽屜是個百寶箱——成打的鉛筆、嶄新的文具盒、作業本，看到誰需要幫助就悄悄送上。

　　扎西措姆至今記得那個周末，許老師帶學生們回家，從抽屜里拿出一把酒心巧克力送給他們。孩子們小心翼翼地含著巧克力，感受酒心在口中融化的新奇滋味。“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酒心巧克力，”扎西措姆說，“苦中帶甜的滋味，就像許老師給我們的愛。”

　　20世紀80年代，西藏的教育觀念相對滯后。許天箴把“教研活動”“聽課”“家訪”這些新鮮的教學理念帶進了高原校園。“教師自己得有‘一桶水’，才能使學生得到‘一杯水’。”每周三下午，她都會組織教師們圍坐在一起，手把手指導他們如何備課。

　　剛到學校的那幾年，學生中途輟學的情況時有發生。每逢休息時間，許天箴就踏上家訪之路，逐戶勸導。

　　山路崎嶇難行，常常需要手腳并用，有時甚至嚇得她直掉眼淚。她記得第一次去學生家，爬了整整半天的山路，終于在半山腰的帳篷里找到了那個養蜂人家。“從沒有老師來過我們家。”家長端出酥油茶，粗糙的雙手因激動而微微顫抖。

　　牧區女孩澤吉拉姆永遠記得那個改變命運的下午。因為家境困難，成績優異的她猶豫再三終于向許老師開口：“老師，我爸爸去世了，我要回家干活了……老師，我想去內地上學……”孩子的話音帶著淚，聽得許老師心里重重一疼。

　　“我來想辦法帶你到內地上學。”許天箴翻過兩座山來到澤吉拉姆家的帳篷，對她媽媽保證：“她讀多久，生活費都由我負擔。”臨行前，許老師不僅給她買了人生中第一個行李箱，還細心準備了四季衣物。“那是我第一次擁有這么多漂亮的衣服。”澤吉拉姆說。

　　許多年后，從內地學成歸來的澤吉拉姆選擇回到母校，執起教鞭，成為一名藏語文教師。“許老師不僅是我的‘許媽媽’，更是點亮我心中理想之光的引路人。”

　　青藏鐵路如天路橫貫雪域，改變著高原的輪廓；許天箴則用17年光陰，為西藏孩子鋪就了一條通往知識世界的新天路。1998年，本該退休的她，在藏族同胞的深情挽留下，又繼續執教了一年。

　　臨別時刻，當地同事將刻著“昌都”的銀鐲戴在她腕上，這只手鐲從此再未離身，成為聯接她與那片熱土最深情的信物。

刻在生命里的記賬本

　　在許天箴嘉興的家中，一本用舊日歷裁切裝訂的記賬本靜靜躺于茶幾上：“6月17日，毛巾一大一小兩條，共36元；6月18日，蔥、西藍花、豆腐共13.12元……”年近九旬的老人對日常開銷有著嚴格的把控，連一本小小掛歷都要物盡其用。

　　“怎么能不記呢？日常開銷自己心里肯定要有個數的呀。”提到記賬，她脫口而出。當被問及資助學生的具體金額時，她擺擺手，“這點小事，不值一提”。

　　在許天箴看來，錢躺在卡里不過是串數字，而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實處，才是其真正的價值——這筆錢到了孩子們手里，就能多一本書，多一支筆，多一份改變命運的機會。1983年至今，她陸續投入100多萬元，先后資助40余名貧困學生完成學業。

　　“您的郵政快遞到了。”一通電話打斷了回憶。許老師疑惑地拆開包裹，原來是扎西措姆寄來的蟲草。“這孩子，說了不用惦記我，寄這么一盒給我得好多錢呢，哎呀。”她喃喃自語，手指撫過包裝盒，眼中既有感動，更多的是心疼。

　　扎西措姆說，前些年她的丈夫去世，一人拉扯5個孩子，在當地開一家小吃店勉強為生。許老師得知情況后，就一個月500元，逢年過節一兩千地資助她。“我不知道怎么感謝，就去山上挖點蟲草寄給她，她又執意把錢打給我……”

　　“凡是我有的，都可以回饋這個社會。”早些年，許天箴在探望病重同事時了解到其捐獻遺體的心愿，深受觸動，便和愛人共同在遺體捐獻協議上鄭重落筆。2019年她愛人過世后，遺體便被用于嘉興大學的科研教學。

　　歲月流轉，許天箴回饋社會的腳步未曾停歇。2022年，她又將這份心意投注到身邊的困難老人身上。她主動向社區黨組織請纓，依托黨建幫扶項目，先后結對3位老人，用最樸素的陪伴，延續數十年的善行。

　　從青絲到白發，從南湖之畔到雪域高原，17年的支教和40年的資助，時光將她每一筆付出都記得分明，最終都刻進她生命的記賬本。

　　2025年10月15日，由中央文明辦主辦的2025年第三次“中國好人榜”發布儀式上，87歲的許天箴榮獲“‘中國好人榜’助人為樂好人”稱號。

　　夕陽西下，余暉如筆，在她腕間的銀鐲上細細描摹。記者問她，把最好的年華獻給雪域，還有什么遺憾嗎？許天箴幾乎是不假思索，聲音爽朗：“沒有遺憾。”她頓了頓，轉頭看向很遠的地方，“就是想再回學校看看，看看孩子們，看看那里現在是什么樣子。”

　　許天箴目光清澈，一如那個剛剛踏上高原的年輕教師，正要推開教室的門，對著一群眼睛亮晶晶的藏族孩子說出第一句：“同學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