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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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蜀世子寶”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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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眉州半征糧銀五十兩”銀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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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銀博物館第二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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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金高足杯。 本文圖片來源:江口沉銀博物館
“嘆為觀止”“每一件珍品都彰顯著明代工藝的極致追求”“這體驗可以給到一個大寫的‘夯’”……近日,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的江口沉銀博物館正式開館,人氣火熱,備受好評。
該館緊鄰江口明末戰場沉銀遺址,以金銀器為展陳主題,包含“水落銀出”“沉銀解謎”“白銀故事”三大常設展廳,通過7000余件文物、場景復原、多媒體和互動展項等,全方位解鎖江口沉銀背后的歷史密碼,展開一部生動立體的明代社會畫卷。
開辟水下考古新路徑
在岷江、府河交匯處的三角洲,矗立著一座造型獨特的赭紅色建筑,外墻肌理層疊,好似河床底部的紅砂巖。建筑前靜臥著一艘“沉船”,船上“江口沉銀博物館”幾個銀色大字格外醒目。
“彭山自古便是成都平原水路交通的樞紐,是文化交融的繁華之地,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2017年至2023年,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歷經6次圍堰考古,發掘出大量精美文物,印證了張獻忠江口沉銀的民間傳說,填補了歷史空白。該考古項目先后入選‘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彭山區委宣傳部部長繆可言說。
跟隨講解員湯曄的腳步,走進第一展廳。這里完整呈現了從文物零星發現、盜掘案偵破,到科學發掘、文物保護修復的全過程。動態影像模擬水流涌動、文物出水的場景,營造出“水下探秘”的沉浸式氛圍,將觀眾帶入沉銀傳說。
一對石龍和石虎映入眼簾。“它們是根據真實遺跡1∶1復刻的,原件位于彭山區江口鎮石龍溝。‘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這首民謠流傳數百年,考古發掘印證了沉銀傳說的部分真實性。”湯曄說。
明末烽煙四起,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率部進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權。1646年,張獻忠帶領滿載金銀珍寶的戰船沿岷江南下,途中遭明朝參將楊展伏擊,戰敗船毀,大量財物沉于江底。
民間傳說和歷史文獻中皆有關于此事的記述,引得不少人尋覓沉銀。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銀錠等文物陸續出水,江口沉銀的傳說再次引起世人關注。有關部門將江口一帶劃為文物保護單位,并大力打擊盜掘、追繳流散文物。2016年,國家文物局批準搶救性發掘江口沉銀遺址,考古調查和科學發掘由此展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志巖介紹:“由于江口沉銀遺址的特殊性,考古工作者提出了圍堰考古的新思路,這一工作方法突破了傳統水下考古的瓶頸,為江河遺址考古工作開辟了新路徑。”
這是中國考古界首次在內陸水域進行圍堰考古,通過砂石圍堰、排干河水,變水下考古為陸地考古,更加安全、高效。這也是現代化考古方法和新科技手段結合的典范,運用高精度磁法、電阻率成像法、兩棲地質雷達等探測手段對遺址區進行“CT掃描”,繪制3D“藏寶圖”,采用RTK(一種高精度實時測量技術)精準記錄文物出水位置,并在現場配備可移動的“文物醫院”,及時保護出水文物。此外,還面向全國招募考古志愿者,為公眾參與考古提供了平臺,擴大了考古工作的社會影響力。
展廳里逼真復原了圍堰考古的場景,展示了發掘工具、沾著泥土的工作服、內容翔實的考古日記等,讓人感覺置身于考古現場,“親歷”考古發掘的艱辛與欣喜。觀眾還可以通過互動設備體驗考古文保工作,如打印文物標簽、給文物拍X光片、3D掃描文物等。
反映明代制度與文化
“江口沉銀遺址出水文物共計7.6萬余件,種類豐富,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為研究明代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江口沉銀博物館副館長王荷說。
“沉銀解謎”展廳集中展示了出水文物精品,其中,一批明代藩王遺珍價值非凡,生動詮釋了明代封藩制度。
“蜀世子寶”金印在燈光照射下格外耀眼。它由龜形印鈕和方形印臺組成,含金量高達95%,印臺邊長約10厘米、厚約3厘米,印面鑄篆書“蜀世子寶”。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為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椿就藩成都。這枚金印標志著蜀王世子的身份,是蜀王府歷代世子傳用之珍寶。劉志巖介紹,這是國內首次發現的明代藩王世子金寶,出水時碎裂成5塊,散落范圍超過30米,考古隊員歷時半月才找齊。
另一展柜中展示了“榮世子寶”金印,為明代榮王世子所擁有。此印亦為龜形印鈕、方形印臺,可見明顯砍切、砸壓痕跡,龜鈕右后部及印臺左下部缺失,印面殘存“榮”“子”“寶”三字。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憲宗第十三子朱祐樞被封為榮王,王府選址在湖南常德。
“冊封榮世子朱翊鉁”金冊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所授,正面陰刻楷書,字跡清晰可辨,“榮王嫡第一子翊鉁年已長成,特封為榮世子,授以金冊”。金冊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憑證,依據宗室身份等級不同,冊封時分別授予金冊和銀冊。展廳里還能看到朱翊鉁之父朱載墐和朱翊鉁被封為榮王的金冊,以及冊封王妃的金銀冊。
長沙府“歲供王府”五十兩金錠重達1805克,是已知明代金錠中最大的錠型,存世稀少。由金錠內底銘文可知,該金錠為天啟元年(1621年)長沙府上供吉王府的歲供黃金。1643年,張獻忠攻克長沙,可能從吉王府中得到此金錠。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也是吉王府之物。銅印表面鎏金,長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篆書“欽賜崇德書院”6字。“崇德書院”為吉王所建,是王府內講學、刻書的場所。吉王府“崇德書院”本圖書,校勘、版刻、用紙皆精,歷來被視為珍本。這枚吉王府書院印的發現,為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
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重達3195克的“永昌大元帥”金印、張獻忠冊封嬪妃金冊、“西王賞功”金銀幣、“永昌督理”銀印等文物,都是大西政權的見證。
江口沉銀遺址還出水了大批金銀飾品與生活器物,映照出明代社會生活的燦爛風華。華麗璀璨的金帽頂、造型典雅的金高足杯、流光溢彩的金鑲寶石紐扣、紋飾精美的金銀帶銙……這些文物彰顯了明代匠人的高超技藝,令觀眾贊嘆不已。
展現白銀貨幣化歷程
第三展廳“白銀時代”將視野拉向更宏大的歷史維度,以白銀貨幣化為主線,梳理了中國貨幣從海貝、銅錢到白銀的演變歷程,闡釋了明代中葉白銀成為主流貨幣的動因,展現了白銀串聯起來的全球經貿網絡。
“隆慶年造”銀錢是這一展廳的重要文物。其正面鑄有楷書“隆慶年造”,字體端莊,背面鑄有楷書“六錢”。該幣為內府銀作局鑄造的宮廷賞賜用錢,不用于日常流通。據介紹,隆慶年造銀錢存世很少,此枚錢幣是目前所見唯一背文“六錢”的隆慶年造銀錢。
隆慶是明穆宗朱載坖的年號。隆慶元年(1567年),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商人從事海外貿易,史稱“隆慶開關”。這一政策讓民間外貿獲得了合法地位,推動了明朝經濟開放、貿易繁榮,也讓更多白銀流入中國。
明萬歷九年(1581年),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賦稅徭役合并為單一銀稅。此法不僅提升了稅收公平與效率,也促進了白銀流通,鞏固了白銀的貨幣地位。
展廳中央,由數百枚銀錠鑲嵌而成的“銀錠山”熠熠發光,極具視覺沖擊力。
王荷介紹,江口沉銀遺址出水的銀錠多為束腰形,常見五十兩、十兩等規格,底部有蜂窩狀氣孔,屬明代典型形制。很多銀錠上刻有文字,包含時間、地區、用途等信息。“條鞭銀”即“一條鞭法”推行后形成的專項賦稅銀,因將各類賦役“總編為一條”折銀征收而得名。“馬舡銀”專用于“馬舡”(即馬船)的運營維護,與漕運、軍事物資運輸密切相關。“牙行銀”是針對“牙行”(市場中介機構)征收的專項稅銀,屬于商業稅的一種。
“大西眉州半征糧銀五十兩”銀錠是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后征收的白銀賦稅實物。“眉州”是眉山市的古稱,“征糧銀”表明其用途。從江口遺址出水的多種大西稅銀可知,大西政權沿襲了明朝賦稅制度。
展廳里還展示了從戰國到清末民初的歷代錢幣,時間序列完整,種類多樣。為何江口遺址能出水這么多錢幣?劉志巖解釋說,張獻忠轉戰多地,所獲錢幣來源廣泛,涵蓋多個朝代和地區;江口遺址的特殊地理環境,造就了“文化層疊壓”的現象,遺址中不僅有張獻忠沉銀遺存,還有歷代文物的自然沉積。
展覽的結尾,一組明代外銷瓷、外國錢幣與“萬歷號”遠航場景相呼應,令人思緒萬千。“江口沉銀是歷史的生動截面,也是文明的厚重積淀。這些沉于江底的遺珍,不僅映射出明末風云變幻,也見證了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互動。”王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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