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初稿｜鄉村、工廠與學校：一個潮汕青年的自我民族志

【按】“認識自己”是古老的箴言，也是生命歷程中至關重要的議題。“人生初稿”系列是一群當代大學生的自我民族志書寫，圍繞“你如何成為現在的自己”這一追問展開。在這里，辨識來路，也辨識自己，寫下對人生最初的、未定稿的理解。

寫這一篇自我民族志的時候，我想到自己的一些習慣：走在大學的校園里，從遠處看見熟人，會提前微微低下頭，裝作沒看見；在競爭機會面前，會猶豫再三然后放棄；在幫助他人之后，會反反復復回憶自己還有哪里做得不夠好；在取得令人驚喜的成果時，會將其歸結為運氣甚至“緣分”，并避開他人的贊揚。

其實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過太多的“變化”，如今這些習慣和態度，與之前在村子里的“我”、在工廠里的“我”、在小學、中學時候的“我”，似乎都沒有太大的區別。那些自命不凡、幻想成為主角的瞬間，像是一條水平直線上凸起的轉折點。轉折點沒有改變直線的延伸趨勢，起伏了一陣，便急轉向下回歸平寂了。現在的“我”，要到過去的“我”中去尋找吧。

一、村子里的“我”

（一）偏僻的村莊

2005年，我出生在廣東汕頭和潮州交界的一個偏僻的小村子里。村子地處澄海區隆都鎮，有人說，這是隆都最窮的村子。這里人口稀少，粗略算來尚沒有一百五十戶人家。偏、小、窮，這三個字幾乎是每個村里人對這個地方的印象。

村子偏僻閉塞，交通不便。這里三面環水，唯一的進出口是村前的公路。除了中部的居民區，周邊全是大片的田地。田地也有許多是已荒廢的，更顯荒涼。村里人的出行方式以公交車、摩托和自行車為主，有車且會駕車的年輕人，大多逢年過節才回來。村子里沒有賣鮮肉和水產品的店鋪，若是要吃頓豐盛的餐肴，便只能向南坐車到“店市”（隆都鎮的一個綜合市場），或是向北進入潮州官塘鎮。對空巢老人來說，買一次菜要走到公路盡頭搭乘公交車，再經過十多分鐘的車程才能到店市。買菜對這個“旮旯”來說是件難事。有的老人會選擇半個月買一次菜，一次性買多些，再把東西全都塞進冰箱里。這樣存儲起來的肉和菜總是不太新鮮。

自我記事起，村里的人便多是老人和小孩，青壯年比較少。壯年人外出打工，老人待在村里務農，這是大多數家庭的“生產模式”。農村每戶都分有一塊田地，有的用來種果樹——最常見的是番石榴，有的用來種水稻。有些人家在“經營”種植業的同時，還養了幾只雞鴨鵝——雞是最多的。雞屎遍布街頭巷尾，青一塊白一塊，每次走路都要踮著腳。

這樣一個村子，究竟是誰來管的？實際上我也不太清楚。畢竟在小時候，領導啊，干部啊之類是大人們才需要關注的事情。問起村子的現任村長，父母的回答是“XXX的爺爺”，但我依舊不清楚那位村長是何許人也。之后村長或許已經換過一屆又一屆了，又或許還是之前那位老爺爺，這些都不得而知。某次過年回去，發現村里的道路平整了許多，路邊修起圍欄，種上了紫花風鈴木，小廣場也新添了乒乓球桌和休閑設施，巷子兩側的墻面刷上了鵝黃色的漆。這些變化讓我意識到，那幾位不知姓名的村干部，一直在我沒留意的地方打理著這個村子的事。

圖1 去年粉刷的鵝黃色墻壁（拍攝于2026年2月27日）

和潮汕地區其他村落一樣，村子保留了許多拜神祭祖的傳統。這些傳統既帶給我一絲“少問，照做”的警覺，也深化了我對生活的憧憬與儀式感。春節、上元、端午、中元、中秋、冬至、每月初一和十五……幾乎每個重要一點的農歷日子都要殺鵝燒紙，祭祖拜神求平安。祭祖和拜神也有區別：祭祖叫做“拜老公”，要去老屋；拜神叫做“拜老爺”，須到祠堂。祭拜的神明又包括“天中”、天恩公、土地爺、灶神……我常被家長教導著祭拜的時候要說些什么樣的祈福語，卻不知道自己拜的究竟是哪位神仙。曾經想過要好好捋清潮汕的神明體系，便向家長詢問了神明的來歷、信仰的開端等問題，他們卻只放低聲音輕答“大不敬，不可說”或是“這是老一輩流傳下來的傳統，誰也說不清楚”。這么多年下來，我對祭拜的規矩依舊一竅不通，只是跟著爸媽照做而已，唯一能感受到拜神的“樂趣”，就是在燒金銀紙的時候，暗暗和哥哥、爸媽比試誰把紙錢分得更快了（綁作一摞的紙錢要分成一張一張的才能燒得快）。

中秋的祭拜方式是最特殊的。中秋夜，大家不到祠堂或老屋祭拜，而是在家門口擺一張桌子，放上貢品，焚香燒蠟，向“月娘”祈福。大人們喜歡把小孩的文具同貢品一齊擺上，祈求“讀書好好”。小時候我的作業和課本都被母親拿去拜過。我還從她那里學到了一句關于學習的祈福語：“月娘保賀，保賀孫仔乖乖長大，出門平安，讀書好好，考試考一百分。”關于月娘，母親還曾講過，不能用手指著月亮，否則會被割掉耳朵。這或許和其他神仙一樣，又是一個不知源頭的傳說。小學以后，語數英三科不再是百分制，因此在念出那句“讀書好好”的祈福語時，我總要停頓一下拐個彎。盡管考試越來越難，但祈福又不必太過依據現實，“一百分”便索性被改成了“滿分”。之后，由于現場想些漂亮的祈福語過于困難，這句原本專屬于月娘的話，漸漸用到了所有神明身上——多向幾位神仙許愿，或許也算有了多個“保障”。再過幾年，我的愿望越來越多，這句話便越念越長。有時記不起之前說了什么，臨時再想也能說出好幾個愿望。為了顯得更加虔誠，我還學大人磕三個響頭的樣子，鄭重地彎了三下腰。

圖2 中秋夜在家門口祭拜（拍攝于2020年10月1日）

圖3 中秋夜燒紙錢（拍攝于2023年9月29日）

（二）村子里的人們

村里原本不止這些祭拜活動，每年正月十五還有營燈的習俗，但二十多年前就停了。奶奶說，那時每戶要派出至少一個人，舉著寫有自家姓氏的由竹篾和油紙做成的燈籠，匯入游燈的隊伍，繞著村莊走一圈。可后來小孩們互相踩了鞋子，孩童的爭執升級為大人間的斗毆，從此村里便不再搞活動。聽說便是這次斗毆導致村里分成兩派，一直合不到一起去，村里人的關系因此不甚和睦團結。

除了大型活動，分家有時也是眾人產生矛盾的原因。巷頭的老伯同我們原是一家，時隔幾十年卻突然翻出祖父輩分家產的舊事，吵著說我們家用了二十來年的老屋是他們家的，還曾半夜去劃過老屋的柴門。鬧過這一陣矛盾后，兩家便斷了往來。每次路過巷頭時，我總貼著墻走路，不再跟那一家人打招呼，也不愿多看一眼。

其實村里人都是遠近親戚，稱呼彼此時還要嚴格按照輩分規則。我曾被一個比自己大二十多歲的人叫做“姑姑”，當時著實詫異萬分。我記不住輩分稱呼，因而不敢一個人在村子里逛，怕遇人打招呼時免不了尷尬。總要跟在父母或哥哥身后，有他們提醒或作參考才能放心出門。偶爾自己出去，就微低著頭，假裝看路而看不見身邊路過的人。盡管如此，有時還是會被幾位熱情的長輩叫住：“你是不是XX家的女兒？”我點頭應“是”，之后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稱呼對方，怕叫錯了讓對方不高興，又怕不叫顯得沒禮貌。還沒想好對策，對方又說道：“這么多年不見，你都不認識我了。小時候你還總喜歡到我家玩呢！”“啊……是……”“你現在在哪里讀書？”之后是一陣寒暄，我含含糊糊地搪塞過去，下次見面，依舊記不起這位長輩該如何稱呼。

（三）我在村里長大

8歲上小學前，我一直跟著奶奶在村子里生活，除了去幼兒園，我的生活軌跡和她幾乎一樣。奶奶不常與他人社交，我也很少去結識親戚鄰里。她每日的生活大同小異：早上叫我起床吃飯，送我搭幼兒園的專車，接著去果園打理番石榴樹，中午觀看《男生女生向前沖》，激動地念叨“要掉”，下午要么到田里給蔬菜施肥，要么待在家看潮劇，下午四點就洗好澡，晚上關上家門，準時收看《今日視線》和天氣預報，之后再看八點檔電視劇，十點準時睡覺。從之前到現在，她的生活似乎從未發生過太大的變化，只是不用再送我上學，觀看的電視劇也從家庭倫理變成抗日神劇，抑或是由古裝玄幻變為現代都市罷了。

如果說種菜干活是勞動，那么奶奶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視了，但這也不算一種很好的娛樂方式。奶奶不識字，聽不懂普通話，只能粗略看一下畫面。武打、扇巴掌、投毒這類矛盾激烈的片段更能引起她的興趣，看的時候嘴中念念有詞，替主角擔心著急，而如果遇到長對話的情節，她多半就要昏昏欲睡了，有時甚至會將正面角色認成反面角色。每次我和哥哥回家，總少不了被奶奶問一下：“這部劇的名字叫什么？”其實不光奶奶，村里人的娛樂方式都這般簡單：或和相熟的鄰里聊八卦扯家常，或到田間地頭打理蔬果，偶爾有人會聚到一起打牌，但也只是三三兩兩，規模不大。大部分時候，村子是冷清清的，沒什么人走蕩，沒什么聲響。路上走著的人，大多是要到田里勞作的，或是已經從田里回來的。

我家是一棟二樓小房，一樓的水泥地板被奶奶拖得發亮，冬天格外陰冷。小時候不喜歡穿鞋襪，赤腳踩在地板上，腳部總是生出凍瘡。二樓則因為大面積接受陽光照射而過于悶熱，因此在小時候的夏天，一家人會從二樓搬到一樓打地鋪睡覺——奶奶則習慣睡在那張紅木沙發上，至少睡了十多年。家里只有浴室而沒有廁所，爸媽曾說過要裝廁所，但奶奶嫌棄味道重，加上空間不夠，因而一直沒有實現。上廁所要走到公共衛生間去，再加上沒有WiFi，是我和哥哥哪怕過年過節也不太愿意回家的原因。小時候門口有只青色的桶，桶里種著一棵瘦高的巴西鐵樹，后來村里搞文明城市建設，把侵占道路的物品全都清走了。拜神燃蠟時會在門口的水泥臺階上留下斑斑點點的蠟印，紅一塊白一塊，有時粗略一看，會聯想到村路上的雞屎和鳥糞。我喜歡用指甲在上面劃出圖案，再沿著蠟印邊緣摳鏟，有的蠟塊會崩開，一些則會嵌在指甲縫里。先清理大塊的，再清理小塊的，直到把臺階都弄干凈了，大拇指也開始發疼。后來，在我離開村子的某一天里，奶奶買了一對電子蠟燭燈，從此門口拜神時不再點普通的竹簽蠟燭，水泥臺階上再也沒有星星點點的蠟印，只剩家門兩側燒香時落下的香灰。

我在村里度過了八載的童年時光，直到幼兒園的專車不再有我的名額。坐著另一輛車駛離村莊，這次要去的，不是官塘，不是店市，不是幼兒園，而是一個遠處的工廠。記憶里母雞的咯咯聲、叫不出輩分的鄰里、《今日視線》的播報、落下的紅蠟和香灰，從此都變成了過年過節才能看見的風景。

圖4 祠堂和老爺宮（拍攝于2026年2月27日）

圖5 夕陽里的村莊（拍攝于2019年9月13日）

二、工廠里的“我”

家里人總把澄海城區稱作“澄海”，把汕頭市區稱作“汕頭”。每次飯桌上閑聊，我都要反應一下，原來他們講的“澄海”和“汕頭”不是我們所處的這個地方。他們也把隆都鎮和村子稱為“家”，而將當下的居所稱作“屋子”。那輛駛離“家”的車，把我帶到了“澄海”。

我跟著父母住在工廠的宿舍里。起早貪黑的工廠作息、重復的工作、簡單的宿舍生活、復雜的人情關系，廠里有人來了，又有人走了……這些都讓我提前窺探到了“社會”的一角。

（一）玩具廠的工作

父母在一個小玩具廠上班，廠里除了拿固定工資的崗位——如計數、文員、司機、廠長等，其他多采用計件或計時工資制。其中，移印和噴漆是最普通的崗位。移印分為計件工和計時工，而噴漆都是計件的。

工人們每天的工作時間遠超過八小時。每天早上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下午兩點到六點，晚上則從七點到十點。一周只有周六晚上是固定的休息時間。夜班是工作忙碌的時候才要上的，但我剛到工廠的兩三年里，夜班幾乎沒有停過。夜班名義上叫“加班”，實際上并沒有加班費。有時工作實在忙不過來，還會一直“加班”到晚上十一點，甚至周六晚上也沒有休息。

工廠里設有打卡機，工人們從小門進入工廠，經過門房時就可以看到，但并沒有多少人打卡。計時工對上班時間要求嚴，工人們比較守時。計件工對工時的要求較為寬松，有些工人會遲一些。廠里曾設立過每月400元的全勤獎勵，閑置許久的打卡機重新派上了用場。那段時間里，每天都能看到工人們排著長隊，從旁邊的卡架上領取考勤卡，等待打卡。有些工人明明是準時到廠的，卻因為排隊耽誤了時間，真正打卡時反而錯過了八點。這個獎勵制度并沒有實行多久。有人達到了全勤條件，卻沒有真的拿到獎勵，之后大家便不再去打卡，400元全勤制悄無聲息地結束了。

工廠只有移印和噴漆兩個大車間，靠近大門的是移印車間。由于工廠承接不同的訂單，生產不同的玩具，移印車間被分為不同的玩具區域。各區域用摞成墻的藍色貨框或插板車簡單隔開，插板車也用于貨物周轉。噴漆車間設在工廠最里面，與移印車間隔了一道墻。里面的油漆味非常刺鼻，我在廠里待了四五年，只敢進去兩次。第一次進去時，看見四周五顏六色，恍若溶洞景區五光十色的燈光設計，定睛一看才發現是四處噴濺的油漆。車間用隔板隔出一個個“工位”，戴著口罩和手套的噴漆工人手持噴槍，將油桶里的漆噴向玩具胚體。工位三面的隔板上、工人面前的工作臺上，都是紅黃藍綠各種顏色的漆油。漆油累積成堆，工人們便將其抹走，在手中揉搓，下班時隨手丟在工廠門口。漆泥風干變硬后，形似一個個五顏六色的疙瘩，長在灰色的水泥路上。

母親在廠里時一直做移印工。將噴好漆的玩具放在模子上，機器帶動橡膠印刷頭蘸取后方槽中的油墨，再向前伸至模子上方，向下將油墨按壓在玩具上，再把印好的玩具取出來。工人要做的就是放玩具、取玩具兩步，同時，油墨稠了要加化學試劑稀釋，干了要用吹風筒吹熱風。有時我會去給母親幫忙，一般由她放玩具，我來取。取玩具比放玩具簡單，因為放玩具要講究角度到位，否則會印出次品，還要使點勁把玩具摁在模子上，做久了手會發痛。

（二）宿舍與工人

工廠為員工提供住宿，卻沒有專門的管理制度。一開始宿舍實行分配制，后來老板不怎么管理，分配制形同虛設，工人們通過搶占獲得宿舍。今天早上有人從宿舍搬走，下午就有人將自己的東西收拾到那間搬空的宿舍里去，那間宿舍便歸他了。我和父母原本住一間小宿舍，后來也搶到了另一間。廠里的宿舍都是六平出頭的小房間，一張床便占了房間的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用來放飯桌或其他物品。床是統一的上下鋪鐵架床，但我們不睡上鋪，上鋪是用來放東西的。

工廠樓上樓下都有宿舍，樓下九間，樓上約三十間。我們一家住在樓下，七間宿舍形成一條短巷子，一邊三間，最里邊是大宿舍，另外兩間宿舍單獨在外。工廠起初沒建廚房，巷子里的工人們就在通道里做飯。搬了張高椅擺在宿舍門口，煮粥煮湯時便把電磁爐放上去，用不銹鋼鍋煮著。在巷子里住久了，我漸漸練就聽腳步聲識人的本事，巷子里的人幾乎都辨認得出來。這個本事最大的作用，是晚上貪看電視的時候，可以迅速判斷出父母漸近的腳步聲，兩眼一閉往床上一躺，哪怕電視機還來不及關，也可以制造出一種“電視看一半睡著了”的假象。

廠里的工人住得近，往來頻繁，彼此間比較熟絡。門房阿伯與我們一家相熟，總在一家人吃飯的時候過來聊天，每月初一十五拜完土地公后，還會讓我先挑走喜歡的貢品。廠里也有人好耍離間。比如哥哥曾被問“爸爸和媽媽你更喜歡誰”，我也被問過“奶奶更疼你還是你哥哥”，兩人都沒有回答——我只是等著父母過來幫忙解圍。村里很多人來廠里打過工，慢慢地都走了，父親是在這里待得最久的人。

（三）被“辭退”的童工

澄海的玩具廠遍地都是，這里的孩子很早就有打暑假工的意識。十四歲時，我趁著小學畢業沒有作業，跟著哥哥到隔壁廠打工。我在廠里沒有固定崗位，有時給包裝盒貼標簽，有時挑揀次品，有時拼裝玩具。貼標簽是最累人的，那里的桌子太高，坐著貼不好，便只能站起來彎著腰干活，一干就是三四個小時。標簽要貼在特定的空白框內，得仔細尋找框的位置。有時眼睛盯久了，看著頭上日光燈投射下來的白光，竟覺得逐漸發黃發暗，抬頭一望，四周像被糊上了一層朦朧的紗，紗上是包裝盒青黃紫的影子。

十三歲時，工廠打算拆除工人宿舍，我們家便搬出去住。暑假工期間，哥哥騎摩托載著我往返居所和工廠。一天晚上，路邊忽然躥出一道黑影，緊接著是撕心裂肺的叫聲：“汪！汪！汪！”摩托車右后方有什么東西在狂奔著追來，而且越追越近。余光向后一瞥：一只黑色的狗幾乎要咬到我的右邊褲腿了。兄妹倆都沒有回頭看，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把右腳收回來一點，二人直著脖子目視前方，那段路只聽得見狂烈的狗叫聲。好在一兩百米后，黑狗追不動了，漸漸落后于摩托車，但仍不停地大聲叫喚著。直到聽不見狗叫聲，哥哥才問：“你剛才害怕嗎？” “怕。” “我也怕。”自那以后，本就怕狗的我對狗更加畏懼，每次遇見，無論有沒有拴繩，都要保持至少一米的距離，甚至步子也不敢邁大。

我在那個工廠只干了四天。第四天晚上，父親給了我400塊錢，并轉述老板的話：“明天不用去上班了”。原因是聽說近期有人過來檢查，老板害怕雇傭童工而被處罰。當時母親每月的工資是三四千，平均每天一百多元，因此一天100元的薪水對一個沒有固定崗位的童工來說已經非常不錯了。

三、小學里的“我”

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我在廠里待了四年多。每天早上，父親送貨順路把我送到學校去，下午載貨回廠時又接回來。白天讀書，晚上寫作業或幫襯家務，周末到車間里幫忙，每周如此，循環往復。五年級時，工廠將工人宿舍改建為熱轉印車間，一家人便搬到周邊一個社區里，在那里住了八九年，直到我上大學時才又搬了新居所。

（一）社區小學

小學之前，我沒有上過幼兒園小班，但讀了比較久的中班和大班，拼音和寫字基礎打得很牢。有一篇名為《烏鴉兄弟》的寓言讓我印象深刻：兩只烏鴉生活在一個巢里，有一天鳥巢破了一個大洞，兩只烏鴉互相推諉，誰也不愿去修，冬天來了，他們都凍死在巢里。之后我與他人合作，進度停滯難以推進時，總有一種將要死在巢中的恐懼感，會盡量接手更多工作。

我的小學是當地社區里一所又小又窮的學校。剛入學時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六十多名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里。學校教師短缺，一個老師教好幾門課。我一年級的語文老師既是音樂老師，又是思想品德老師，數學老師則既教數學，也教體育。實際上，除語數英外，其他科目，如音樂、美術、科學等，都很少上課，體育課也只是放任同學們“自由活動”，沒有固定的鍛煉內容。有時教育局會派年輕老師過來支教，但大多只教兩三年就走了。

小學沒有圖書館，同學間也沒有閱讀的風尚。學校雖有閱讀室，平日卻不對師生開放，唯一開放的一次，是要應對上級檢查，需找人打掃衛生。有時周六父母休息，一家人會到超市去逛一逛。那時超市的文具分區還有賣圖書——不似現在線下買書大約只能到書店——且是沒有塑封的。我經常賴在文具區看書，抓緊時間瀏覽盡可能多的內容，直到父母催著離開，也沒有說“想買”。偶爾買過一兩本書，也只是《腦筋急轉彎》之類的娛樂讀物，沒有什么“正經”書籍。后來我雖然喜歡買書，把書籍擦凈珍重地擺在書架上，真正讀完的卻沒有幾本。

（二）同學們

班里部分同學成績一般，且愛戲耍他人。有位年齡稍大的同學，平日行事較為遲鈍，有時鼻涕流到唇上了，也不知道擦一擦，任其滴落到課桌上。同學們給他起了“流鼻涕”“傻子”的外號。五年級的一節語文課上，他被老師點名到黑板默寫，經過通道時打了個響嗝，全班頓時哄堂大笑。似乎是平日積攢的怒氣達到了極點，那位從外校調過來的年輕老師立刻叫停了肆意的笑聲，嚴肅地說：“這只是正常的生理現象，有什么好笑的？你們怎么不多把心思放在學習上呢？實話講，這個班除了XXX（我）成績還可以，其他人未來如何都不知道呢！”五年級結束時，這位老師送給我一句寄語：“成長的路上不止掌聲和鮮花，前方有更多的困難與挫折等待挑戰。”

很多年后我才意識到自己曾經目睹過一場校園冷暴力。我對校園霸凌的理解過于淺薄，以為就是斗毆、勒索之類的熱暴力。在網絡上看到過許多相關的討論，也覺得那些太過遙遠，沒有想到自己在小學時就已經見證過。起源在于，班里部分本地同學會歧視外地同學。實際上，“外地人”只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是因為要欺負他們，所以叫他們“外省仔”，而非因為是外地人就欺負他們。外地同學之中也分“層級”，有些不會遭到特殊對待，有些則處在“金字塔的最底層”。本地同學——以男生為主——孤立外地同學的方式包括造謠對方智力低下，稱其幾個月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有臭味，煽動全班人不與其交流、接觸等。處在“金字塔最最底層”的，是一位姓楊的女同學。她個子高，坐在最后排，沒有同桌，平時很少有人跟她說話。她幾乎是一個人人都可以欺負的對象。一次體育課，老師照常安排“自由活動”，男生們結成群在跑道中央的球場打籃球，其他人要么玩耍，要么繞著跑道閑逛。我和楊同學都是閑逛的人，在不知走到第幾圈的時候，我在她身后約一百米的位置。突然，一顆籃球從左側球場飛出，以極快的速度砸在了楊同學頭上，發出沉悶的聲響，接著彈跳到跑道外。她被球砸中后，疼痛地蹲在地上，雙手抱頭，沒有說話。男生跑著把籃球撿了回去，見她痛得蹲在地上，一臉錯愕，卻沒有道歉，轉頭回了球場。蹲下抱頭的身影逐漸吸引了全班的同學，一個接一個的人走過來，圍在她的身邊，似在觀察她的情況，發出悄悄的討論聲，卻沒有一個人上前。我想起小說和漫畫主角行俠仗義的身姿，拾起一絲勇氣，擠開人群將她扶起來：“你怎么樣？”她低著頭，又搖了搖頭，沒有回話，只發出隱隱的啜泣聲。我扶著她到一旁休息，轉身就看到朝這邊趕來的老師——有同學去辦公室報告了。之后，我沒有因為觸碰到她而染上什么難聞的怪味，也沒有因此受到其他人的嘲弄，她的處境也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一切都和從前一樣。

有時路過她的座位，會猶豫著要不要跟她聊幾句，至少問問她的頭怎么樣了，但終究沒有過去。在意識到那是一場校園冷暴力之后，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也算“幫兇”，畢竟除了那一次扶她起來，我一直都是旁觀者。

（三）主角夢

在同齡人當中，我算是較早接觸網絡的那批人。父母買過一臺二手電腦，放在工廠的宿舍里。我用它查資料、看動漫，更多時候是和哥哥打游戲——除了哥哥，工廠幾乎沒有其他同齡人。有時瀏覽網友的各種觀點，了解到很多聞所未聞的訊息，就覺得自己見多識廣。那時網絡信息也是真真假假，“杠精”“鍵盤俠”層出不窮。曾見過有人建議網友發表言論前都應先查一查信息出處，保證自己言語無誤，這給予我很大的啟發。之后我在說話前總習慣先確認真偽，并依賴權威證實自己的可信度。這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我表達的頻率，直到現在，自己都未在網絡上發表過公開言論。

除了電腦，我還喜歡用手機看漫畫、讀網絡小說。當時最喜歡的一部小說是《鳳逆天下》，講的是21世紀天才殺手一朝穿越成備受欺凌的廢物郡主，一路殺敵升級，打臉世人，最終粉碎反派陰謀的故事。小說女主角以其“強者為尊”的信念和“靠人人跑，靠山山倒，靠自己最好”的風范，成為我童年時最為追捧的偶像。我極力模仿她自信自強、張揚冷酷的性格與處事作風。喜歡把自己穿成一身黑，心心念念想買一件黑色的長風衣。因為聽說染發會影響發質而放棄染紅發的想法，但把頭發扎成高馬尾才顯帥氣。想要表現出“感興趣”的模樣，便挑起一邊的眉毛，開心了便翹起一側的嘴角，心情平淡時便保持冷漠高傲的表情，這樣顯得比較有壓迫感。為此，父母常說我“整天跟別人欠你八百萬似的”，穿著死氣沉沉，沒有小孩子的活潑氣。

或許小孩子就是喜歡學習模仿的。我不僅模仿小說、動漫里的角色，還會為課本里的故事、每周一校長的“心靈雞湯”而觸動，希望做一個“好人”。曾看過一則垃圾分類的小故事，便在小縣城相關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將家里混裝在一個袋子中的垃圾掏出來，分裝成幾袋。隔天早上卻看見環衛工人把分好的垃圾連同鄰居混裝的垃圾一同倒進垃圾車里了。小學時還讀過許多淡泊名利、鄙棄權貴的古詩詞和課文，想著成為一個清高的人，便將班干部也算作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對競選班干，爭做隊長組長之類的事情一直提不起興趣。慢慢地也形成了一種躲避競爭的“行為慣性”，直到大學也沒有主動競選過一次干部。

小學時我常得到老師的“偏愛”，不僅因為成績好，還因為參加繪畫比賽拿過不少區級甚至市級的獎項。父母給我報過素描培訓班，一個學期六七百元，寒暑假另算。從最初級的排線、正方體、球體，到進一步的幾何體組合、靜物，再到公園寫生，我是班里進步最快的學生，后來成為“成績”最好的人。每節課上，我獨自一人待在角落畫畫，直到下課時獨自一人離開，自始至終鮮少與人講話。直到有一天，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生加入了素描班。她是第一個主動與我交流的人，也是我在培訓機構里唯一的朋友。我們曾挨著坐在公園草坪上寫生，也在傾盆大雨中揮手道別，上課時一同交流繪畫技巧，又在休息的間隙里互相抱怨學業的艱難。在我三年級暑假時，她因為備戰中考壓力過大，結束了繪畫學習，跟我告了別。我一個人重新坐回了角落。一個學期后，我跟父親說“不想去了”，就再也沒去過培訓班。

父親讓我到另一個畫室學習。畫室有許多備戰藝考的學生。色彩組的畫架圍成圈。素描和速寫組的，有人支起畫架，有人手持畫夾坐在板凳上。剩下的是業余學員，按照水平高低分為不同的組別，各自占據不同位置。板凳擠滿了大廳，有時難以落腳，大家各自低著頭畫畫，大廳里寂然無聲。老師會巡回查驗每個人的學習情況，給出指導意見，學員也可以主動請教老師。在那種安靜專注的氛圍里，一個細微的動作都可能驚擾他人，我不敢起身走動，只在原地等老師過來。盡管把已經畫好的幾何體又反復描上了五六遍，線條深得像黑炭一樣，仍猶豫著要不要主動請教老師。最終，經過了半小時，或者是一小時，又或者更長時間的優柔寡斷，老師終于過來了。他說：“你的線畫得太深了。”

我的學習速度很快，一兩次課就可以換一個分組，挪著板凳換了幾次不同的位置。老師問我，之前是不是學過。父親說，我是畫室里年紀最小的人。畫室的定價是一次課一百多元，學了不到一學期，我嫌棄太貴，就不愿意再去。之后斷斷續續還有畫畫，再之后就徹底放棄了。父親說，這么放棄實在可惜。哥哥也曾調侃過，說我是“方仲永”。

四、中學里的“我”

大致看來，我前十四年的人生算得上是順風順水，尤其是學習方面沒遇到什么大阻礙。一來是自身沒有太高的抱負，又慣會躲避競爭和挑戰。二來是小縣城里出彩的同齡人并不多。小考是我第一次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同臺競爭”，成績雖不如平時在學校里的好，卻也幸運地達到了區三所重點初中的分數線。

（一）寄宿學校的規則

我的初中是一所全封閉式寄宿制學校。每周日返校，都有值班老師坐在校門口，搜查學生的書包行李，防止攜帶手機和零食進校。生活和學習實行嚴格的量化評分：宿舍是否干凈、物品擺放是否有序、學生是否按時休息、自習課是否遲到、自習是否專心……方方面面都有規定。如果扣的分多了，就會影響榮譽評定。平日里總要小心謹慎，生怕被扣分。

學校已有一整套系統的規則，班主任則鼓勵我們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比如學校規定晚自習六點半開始，班主任希望我們六點左右就到教室。晚自習十點結束，她有時會稱贊學習到十點十分或十五分的同學——再晚就回不去了，因為宿舍十點半便熄燈。為了留出更多的時間學習，同學們生活在一種緊張匆忙的氛圍里。飯吃得又少又快，十五分鐘完成打飯、吃飯、洗碗三個動作。中午利用二十分鐘完成洗澡、洗頭、洗衣、甩干，晚上便可以提前到教室自習。晚上熄燈后，一邊提防宿管阿姨查寢，一邊用小手電躲在被子里寫作業……我按自己的節奏，用三十分鐘吃飯，用四十分鐘洗浴，中午要午休，所以不在中午洗頭洗澡，總是踩著六點半的鈴聲最后一個到達教室。班主任一開始會勸我動作利索一點，在我努力突破六點二十大關后，也不再說什么了。

（二）學業起伏

年級有五百余名學生，我的成績常在前二十名——二十名內的學生有望沖擊市最好的公辦高中。成績不錯，這也是班主任一直包容著我的原因。但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在初三第一次大考破天荒考到年級第一。級主任邀請我在級會上演講，改了三天的稿子始終沒能讓他滿意，終于在演講前一天的下午，勉強通過了最后一版。我抓緊最后二十四小時背誦，即使演講可以攜帶稿紙上臺，卻覺得一定要脫稿才完美。演講當天，我一邊虛焦望著臺下五百多號人，一邊回憶自己寫下的文字，終于在一處長句之前，突然卡殼忘了詞。抖著手翻開帶上臺以有備無患的稿子，卻一時間找不到自己背到哪里去了。終于，在一陣長久的寂靜后，我找到了下一句話，磕磕絆絆完成了演講。

那次演講之后，整個年級好像都認識了我。路過隔壁班，聽到不認識的同學說：“那個人是年級第一。”也會聽到其他班的老師評價：“以前倒是沒怎么關注過這個人。”好像在路上走路，在食堂吃飯，在由不同班的同學組成的重點班里上課時，都有人在看著我、討論著我。第二次考試意料之中地滑鐵盧了，滑到了年級七十多名——連區重點學校都難說，更別提市重點高中。那個評價過我的老師說：“XXX（我）大跳水了。”班主任約我聊天，問：“是最近學習內容太難了？生病了？還是早戀了？”“是第一的光環壓力太大了。”

“大跳水”后，我的成績又慢慢回到了前二十名，中考擦著分數線考進了市重點高中。高中的課程比小學、初中困難許多，我跟不上老師和同學們的節奏。數學課上，老師輕飄飄念出幾個名字，邀請同學回答問題，沒有一題是我會的。每念及一個姓氏，心跳便快一拍，發現不是自己后，僥幸逃脫的氣還沒松完，聽見同學堅定自信的答案以及老師的贊揚聲，那口氣便梗在心口。高中第一場考試并不理想，年級一千二百多人，我的排名在六百七十出頭——一次巨大的失敗。第二次考了五百余名，依舊不理想。曾經我僅有的兩個強項便是繪畫和學習，畫畫已經放棄追不上來了，兩次考試又磨滅了自己對學習的信心。

高一第一學期結束，就要文理分班。物化成績總徘徊在及格線附近的我，比較擅長的科目是政治、地理、歷史和生物。父親極力勸我選擇政治，但我偏偏對它不感興趣，猶豫再三，最終選了史生地——年級只有十多人選擇這個分組。想起小時候總提到的“夢想”：最開始想當一名畫家，之后想當漫畫家，再之后想當生物科學家或植物學家。歷史類考生沒有辦法報考生物方向的專業，這或許就是我夢想的終點了。

許是受到潮汕鄉里求神問卜氛圍的影響，有時我對“緣分”這類東西也懷有幾分微妙的認同。高中的日子只顧念書做題，對大學、未來從未有過刻意規劃。高一時班主任讓我們寫下自己理想的大學，舉例子時提了一句“中山大學”。我沒有心儀的院校，聽見老師念到，便順勢將它寫了上去。直到高考后收到中山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記起三年前這一小的瞬間，忽覺有時“緣分”確乎是存在的。

圖6 高一樓旁樹木的新芽（拍攝于2024年4月2日）

圖7 學校里的小池塘，高二的我每天午飯后會花十分鐘的時間蹲在這里看魚，放空自己（拍攝于2024年4月2日）

圖8 高三教室里的盆栽，我定期為它們澆水、換水（拍攝于2024年4月2日）

從一個總被人忽視的小村子，到一家普通的玩具廠、一所社區小學，再到“澄海”“汕頭”，最后來到廣州，我一點點地向外走，過去的“我”卻始終留在這個身體里。寫這篇自我民族志時才發現，離得越遠的，如過去的家鄉，我能夠以“局外人”的視角觀察它，因而看得更清楚。越靠近現在，“我”的存在感越強，回憶起的，更多是當時的情緒與思慮，反而看不清自己。但是，那些低頭、放棄、猶豫、躲避的習慣和態度，從村里一直帶到了大學。那條水平的直線，始終沒有大的改變。

（林朝，中山大學本科生，作者與文中人物均為化名。指導教師：肖鵬，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