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不起河南的底層邏輯

談論地域歧視，河南從來都是繞不開的焦點。但很少有人意識到，河南所承受的偏見，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個案——安徽、東北、新疆、廣西，幾乎所有勞務輸出大省，都或多或少背負著類似的罵名。

這些地區的人，大多勤懇勞作、生活樸素，從未有過傳說中那些所謂的“壞毛病”，可偏見的枷鎖，卻始終牢牢套在他們身上。我這里從不回避本質：所有地域歧視的核心，本質上都是一場“贏者通吃”的績效評價游戲，而河南，只是這場游戲里最典型的“輸家”之一。

要拆解河南地域歧視的根源，首先要抓住最核心的底層邏輯：歧視的本質，是經濟差距催生的優越感，是“贏學體系”在省際之間的野蠻延伸。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分化期，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區位優勢、政策紅利，率先完成了財富積累，成為這場經濟競賽中的“贏家”；而河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人口大省，受限于產業結構、區位條件，在這場競賽中“贏的不夠多”，甚至在部分人眼中，成為了“輸家”。

這種“贏輸”的評判標準，被一套簡單粗暴的績效評價體系無限放大——在當下的世俗認知里，經濟發達=贏，經濟落后=輸；贏者天然上位，輸者活該被鄙夷。

河南作為勞務輸出大省，2024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量達3064.97萬人，其中省外輸出1221.07萬人，這些走出河南的勞動者，大多從事體力勞動、基礎服務等底層崗位，在經濟上相對于發達地區的人群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在“贏學體系”里，就成了被鄙視的原罪。

很多人鄙視河南人，說不出具體的理由，只一句“河南窮”就足以蓋棺定論。更會把個別人的行為，比如“偷井蓋”，放大至整個群體。

就像早年上海人看不起蘇北人一樣，這種地域歧視骨子里是同一套邏輯。比如：一些小資群體總愛照搬西方的生活方式，把那套東西捧成 “高級”“文明” 的標準，再轉頭貶低國內普通人，以此獲得一種 “我更優越、我贏了” 的虛假快感。

這種心態放到省際對比里更是如出一轍。

經濟發達地區的一部分人，仗著地域帶來的經濟優勢，把自己抬到高人一等的位置，對河南這樣人口多、外出務工規模大、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充滿偏見。他們無視河南人的勤勞樸實，把極少數負面個案無限放大，貼成整個省份的標簽，甚至把踏實勞動也污名化。

說到底，他們并不是真的對某個地區有意見，而是需要通過鄙視經濟上的 “輸家”，來確認自己 “贏家” 的身份，用最廉價的方式，滿足自己脆弱又空洞的優越感。

更可怕的是，這種歧視已經形成了一套閉環，甚至深深鉆進了被歧視者自己的腦子里，

本質上就跟舊社會地主看不起下人的邏輯是一樣的 —— 出身差就天生低人一等，就算你拼命奮斗、日子過好了，也依然甩不掉老家帶來的標簽。

在一些大城市里，不少河南人靠自己打拼，有了不錯的收入、體面的工作，有房有車、學歷也夠，表面上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生活。可一旦被人問起 “老家是哪兒的”，只要一句 “河南的”，之前所有的努力和體面瞬間就被打折扣，自己也會不由自主地陷入自卑。

他們甚至會主動自我貶低，別人哪怕說一句河南的好話，他們也會急忙反駁，企圖通過這種方式取悅他人，換取一絲認同。這就是“蘇北”的深度入腦——被歧視者在長期的偏見中，逐漸接受了“河南落后、河南人低人一等”的錯誤認知，把別人的偏見，內化成了對自己、對家鄉的否定。這種自我矮化，比外界的歧視更具殺傷力，也讓地域歧視的枷鎖，變得更加牢固。

河南地域歧視的另一個重要根源，是輝煌歷史與近代落寞的強烈反差，進一步放大了“輸家”的標簽。河南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是黃河文化的核心區，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中原地區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3000多年，擁有4大古都、5處世界文化遺產，中國100個大姓中有78個源于河南，底蘊之深厚，放眼全國都鮮有對手。

可這份輝煌，在近代以來的經濟分化中，卻成了“諷刺”。宋之后，河南逐漸失去了政治、經濟中心的地位，產業結構長期以農業為主，“面朝黃土背朝天”成了河南的標簽。

這種反差，讓發達地區的人有了更多鄙視的理由：“曾經再輝煌又怎樣，現在還不是一樣窮？”在那些已經開始追求馬斯洛需求第五層（自我實現）的地區看來，河南人長期掙扎在溫飽與生存的邊緣，談不上精神追求，只能“蠅營狗茍，似昆蟲草芥一般”。可他們從未想過，河南作為“中原糧倉”，長期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這種“犧牲”，卻被當成了“落后”的證據，被無情鄙視。

更值得反思的是，河南自身的“苦難敘事”，在某種程度上，也加劇了地域歧視的蔓延。前幾年，河南的宣傳中，總是刻意“歌頌”苦難，強調“不忘來時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把貧窮、艱辛當成了河南的標簽。不可否認，銘記苦難是為了更好地前行，但過度渲染苦難、奉苦難為圭臬，本質上是一種自我貶低。

就像《只有河南?火車站》，演盡流離與饑餓，卻容易讓外人只記住 “河南苦”。

這種錯誤的敘事方式，給河南年輕人傳遞了一種負面信號：河南是落后的、是苦難的，走出河南、逃離河南，才是成功的標志。于是，“鄭州、杭州、加州”，成了很多河南年輕人的追求，他們不惜用自己的一輩子，換取子子孫孫“不再托生于此”。

在21世紀的中國，這種自我否定的心態，不僅讓河南人自己失去了自信，也讓外界的偏見，有了更牢固的立足之地。

說到底，河南地域歧視的根源，從來不是河南人本身，而是三個層面的疊加：

一是經濟分化催生的“贏學體系”，將河南定義為“輸家”，賦予了贏家鄙視輸家的“合理性”；

二是輝煌歷史與近代落寞的反差，放大了“輸家”的標簽，讓偏見有了可乘之機；

三是自身苦難敘事的過度渲染，加劇了自我否定，讓歧視形成閉環。

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河南經濟發展了，GDP上去了，歧視就會消失。可事實并非如此——即便有再多某康入駐，即便河南2024年GDP突破6.3萬億元，增長5.1%，地域歧視依然沒有消失。因為歧視的根源，從來不是經濟本身，而是一套單一的績效評價體系，是人們心中的偏見與傲慢。

想要打破這種困局，河南最需要做的，不是一味追求 GDP 的增長，而是建立多元的話語體系，擺脫 “輸家” 的標簽，重拾文化自信。

值得慶幸的是，這兩年河南已經開始了有益的嘗試 —— 唐文化、宋文化的復興，隋唐洛陽城、北宋東京城等古都大遺址的保護利用，《大宋?東京夢華》等實景演藝的出圈，都在重新喚醒人們對河南輝煌歷史的認知，讓河南人重新看到自己的文化價值。

河南衛視更是用爆款節目打出了漂亮翻身仗：《唐宮夜宴》讓唐俑活過來，盡顯盛唐雍容；《洛神水賦》以水下舞蹈驚艷全網，再現中原風雅；“中國節日” 系列持續出圈，用年輕語態講好華夏根脈故事。

不靠賣慘、不炒苦難，而是以盛世美學與文化底氣，徹底撕掉刻板標簽，讓世界看見一個厚重又鮮活、自信又昂揚的新河南。

少一些自我貶低式的苦難敘事，多一些對自身文化的挖掘與弘揚；少一些對“贏學體系”的盲從，多一些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才能讓河南人真正擺脫自卑，讓外界看到河南的真實面貌。畢竟，地域從來不是衡量一個人的標準，勤懇、善良、堅韌，才是河南人最鮮明的標簽。

河南地域歧視的消解，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河南自身的覺醒，也需要整個社會的包容。但只要打破單一的績效評價體系，重拾文化自信，河南就一定能擺脫偏見的枷鎖，讓這片承載著華夏文明根脈的土地，重新綻放光芒。而這，不僅是河南的救贖，也是整個中國消除地域歧視、實現區域協同發展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