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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強調進一步加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切實提高遺產保護能力和水平,守護好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和自然珍寶。明年將是我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包括長城與故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40周年。為什么要申遺?文化遺產保護與文物保護有什么區別?如何讓文化遺產資源活起來?日前,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單霽翔在同濟大學圍繞上述問題作了專題講座。
2025年是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40周年,而2027年將是我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包括長城與故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40周年。今天,我想圍繞40年來我們如何將國際文化遺產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通過文化遺產保護探尋中華文脈、建立文化自信,與大家交流幾點心得體會。
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是全人類共同財富
世界遺產運動的形成時間其實并不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各國開始關注本國領土上那些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與自然遺產資源。當這些遺產受到威脅時,各國甚至會舉全國之力加以保護;遇到不可抗拒的情況時,還會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
在這里,我舉一個生動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埃及為解決生存問題,決定與鄰國合作修建大型水壩——阿斯旺水壩。然而,水壩的建設將導致歷史悠久的努比亞遺址被淹沒。由于當時埃及政府無力應對這一問題,便向國際社會求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時任總干事對此極為重視,認為應動員國際社會共同參與拯救行動。最終,共有50多個國家響應,其中30多個國家的工程技術人員趕赴現場,將石刻建筑逐一編號、解體,再搬運至地勢更高的位置重新組裝。由此,阿布辛貝神廟與菲萊神廟得以重建,阿斯旺水壩也順利建成,此后為埃及的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類似國際行動誕生了一個重要理念: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并非某一國家或民族所獨有,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國際社會對這一理念很快達成共識,1972年著名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應運而生。加入公約的國家需承擔相應國際義務。我國于1985年加入該公約,當時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已擁有多處世界遺產,而我國不僅數量為零,申報工作也缺乏經驗。兩年后,中國迎來首批世界遺產,共六項——長城、周口店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北京故宮、敦煌莫高窟和泰山。盡管僅有六項,但現在回憶起來,這對我國傳統文物保護理念的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
什么是文物?什么是文化遺產?以長城為例,每個中國人都知道,長城是我國古代建造在地球上的一項偉大工程。然而,過去是如何保護長城的呢?往往選擇一些點段進行保護。比如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將山海關、嘉峪關、居庸關、八達嶺等點段列為保護對象。此后的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延續了選擇點段的保護方式,始終沒有將整個長城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化遺產來保護。在申報世界遺產時,我們了解到世界遺產強調完整性,于是僅以“長城”二字申報并獲得成功,這實際上將我國跨越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歷朝歷代長城都納入了保護范圍。
再比如泰山,過去文物部門的保護對象主要是那些古建筑和摩崖石刻。在申報世界遺產時,出于對遺產完整性、永續保護與利用的重視,人們意識到這些摩崖石刻與背后的山體密不可分,石刻上的內容也與整個泰山文化、泰山精神緊密相連。于是中國政府在申報項目時,直接以“泰山”為名,將整座山脈納入申報范圍,這在國際社會是從來沒有的。泰山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徹底改變了世界遺產的格局。此前世界遺產僅有兩類,要么是文化遺產,要么是自然遺產;而泰山的加入催生了第三類——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專門保護人與自然共同塑造的文化景觀,這對我國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此后,我們按照相關規定,每年都積極申報。2004年,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成功申遺。2005年是澳門歷史城區,2006年為河南殷墟,2007年是廣東開平碉樓與村落,2008年為福建土樓,2009年是山西五臺山,2010年為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2011年是西湖文化景觀,2012年為內蒙古元上都遺址,2013年是哈尼梯田。2014年堪稱“大豐收”,竟有兩項大型活態遺產同時申遺成功——一項是大運河,另一項是絲綢之路。為何這一年能有兩項成功?原因在于絲綢之路為跨國申報項目,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而我國使用的是吉爾吉斯斯坦的申報名額。這一經驗至今仍在沿用:例如北京白塔寺申報時,便與尼泊爾一處古跡聯合,使用尼泊爾的名額;又如白鶴梁題刻申報,也與埃及的一項水下工程聯合申報。
總之,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文物能夠入選世界遺產。2015年是湖南、湖北、貴州的土司遺址,2016年是廣西的花山巖畫,2017年是廈門的鼓浪嶼。申遺連續14年不間斷獲得成功,這在世界遺產史上是沒有的。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后,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擁有世界遺產最多的國家之一。當時我們與意大利并列,均為55項,不過意大利國土面積較小,一處葡萄園、一座教堂都能成為世界遺產。但中國呢?我們有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無論是在體量、價值還是責任上,都遠勝于意大利。不過對于我們這些實際工作者而言,“最多”不重要,重要的是探尋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文脈,守護好祖國珍貴的文化遺產。
文物保護理念向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轉變
在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的過程中,我們對文物保護的認知發生了改變。我們認識到,文物保護理念正切實地向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轉變。什么是文物保護?什么是文化遺產保護?兩者有何區別?這些問題的答案如今逐漸明晰起來。
過去文物部門保護的多是靜態對象,如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等。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則強調,還需保護那些活態的遺產,保留其發展脈絡與演進過程。如今,歷史街區、江南水鄉、民族村寨、傳統村落等大量活態遺產都被納入保護范疇。
過去的文物保護僅聚焦于古代及歷朝歷代的遺產,對近現代遺產則不予涉及。近現代遺產申報設有年限限制,未達到一定年限便無法申報。然而,文化遺產的歷史鏈條是不容斷裂的。因此,我們如今需著力保護20世紀遺產,中國建筑學會與中國文物學會正攜手加強20世紀建筑遺產的保護工作,將過去百年間人們的創造與歷程留存下來。
過去文物保護多聚焦于單一建筑或建筑群,后來逐漸擴展至歷史街區、歷史城市,實現了從點到面的延伸。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進一步啟示我們,還需重視那些承載商品貿易、文化交流與人類遷徙功能的廊道——即線性遺產。因此,如今我們開始關注茶馬古道、萬里茶道、中東鐵路,也正是基于此,有了大運河與絲綢之路的申遺。
過去文物保護的目光往往聚焦于那些氣勢恢宏的宮殿、寺廟等歷史性紀念建筑。但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告訴我們,還需保護普通人生活生產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鄉土建筑、傳統民居,以及工業老字號等工業遺產。這些老字號遺產雖看似普通,卻寄托著人們的鄉愁。
過去的文物保護僅負責物質要素的保護,而文化遺產保護則需兼顧非物質要素。物質與非物質要素本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互為表里,但在管理層面卻長期存在割裂。過去我們雖也想保護非物質要素,但有不少專家認為,物質要素尚未保護好,就不必考慮非物質要素,甚至主張放棄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實際上,二者本就不應割裂。如今,羌族的羌笛、黎族的黎錦和耕作技術、傣族的潑水節、漢族的春節習俗,以及茶文化等,都已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范疇。由此可見,我們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相比過去更為廣博和深刻。
在這里,我想談一件往事。就在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第二年,我在山西壺口參加了大河文明旅游論壇。演講前,幾位嘉賓先進行了致辭。其中一位是來自某文明古國的駐華大使,他在致辭時頗為自豪地說,他們國家擁有五千多年文明,比中國早了兩千多年。過去在不少國際場合和會議中,總有人有意無意地聲稱中國有確切文字記載的文明只有三千年,根本談不上五千年文明。為解決這一問題,進入21世紀后,國家專門向社科部門和文物部門下達了兩項重大科研專項任務,一項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另一項是“指南針計劃”。
“指南針計劃”的全稱是中國古代發明創造的價值挖掘與展示,其下兩個課題均旨在解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問題。每個課題都匯集了上百個研究機構、上千名研究人員,歷經14年,從遼河流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如滿天星斗般鋪開研究,不僅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真實性,更發現其中許多文明成果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甚至九千年前,而我們的稻作農業更是已被實證有著上萬年的歷史。
那么,為何外界之前常稱中華文明僅有三千年的實證歷史?這是因為他們遵循的是西方制定的規則與語境來定義“文明”——依據西方自身的歷史與氣候環境條件,只有具備青銅器、文字和城市才能被稱為文明。可我們的玉器不算嗎?我們的水利工程不算嗎?我們的農業發展不算嗎?顯然,中華文明是由極其豐富的多方面創造成果構成的,這才是我們對“進入文明”的定義。
我們有時會發現,一些重要的故事還沒有被充分講述。比如2023年,我國的茶文化首次成功申報世界遺產——普洱景邁山古茶林。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我國植物類項目首次申遺成功。大家都知道,世界三大飲料中,葡萄酒和咖啡都已有多個項目入選世界遺產,而對世界格局影響最大的茶文化,此前卻一直未能躋身其中。事實上,全球有30多億人喝茶,喝咖啡的僅有10億人。可見,茶的真正價值與影響力,還需要我們用更好的故事去傳遞。
2023年普洱茶成功申報世界遺產,讓我們找到了延續中華文脈的另一條路徑。2024年,北京中軸線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副標題格外醒目——“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在我看來,北京中軸線不僅是國際城市中規模最大的城市軸線,是歷史最為悠久的軸線,是對城市格局影響最深刻的軸線,它更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凝練出的精華。
中軸線上發生了許多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毛澤東主席曾在這里宣布新中國成立,眾多重大盛典與群眾活動也在此展開。每天清晨,五星紅旗都會準時在中軸線上升起,這些都彰顯出中軸線與天安門廣場的非凡意義。因此,在討論相關項目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率先發言,一致認為中軸線申報世界遺產絕不能脫離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是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地標,更是全人類的驕傲”。最終,包含天安門廣場在內的中軸線整體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無疑是我們探尋中華文脈、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絕佳范例。
“世界最大的四合院”
最后,我想來說說故宮博物院。作為中軸線上規模最為宏大的建筑群,故宮博物院可謂舉世聞名。我于2012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深知這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也是全球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寶庫,更是全世界觀眾來訪量最高的博物館,擁有諸多“世界之最”。
我自小生活在傳統民居中,住的是能“接地氣、望星空”的院落建筑,沒想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竟是到這座“世界最大的四合院”里“看門”,心中滿是驕傲。然而沒過幾天,我的情緒便低落下來——跟著觀眾走了幾趟后我發現,那些“世界之最”都只是停留在口頭的介紹,人們根本無法真正感受到它們的分量。
你說你的館舍宏大,可大部分區域都豎著“非開放區”的牌子,觀眾根本進不去;你說你是世界上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寶庫,可99%的文物都鎖在庫房里,展出的還不到1%;你說你的觀眾最多,故宮確實從不缺觀眾,但很多觀眾當時只能跟著導游的小旗子目不轉睛地往前走,導游不會根據每個人的文化需求講解,每天都按一個套路說同樣的話,這一套講完導游也累了,只給東邊的鐘表館、珍寶館留50分鐘時間,還叮囑“御花園集合,不要遲到”。到御花園集合后,大家只有25分鐘時間去洗手間、買東西,然后就出去吃飯。這不過是不到兩個小時的“到此一游”罷了。
當時望著人們離去的背影,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們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遺產資源,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么?我們不缺資源,缺的是人文關懷,缺的是文化責任。所以我們下決心開展為期三年的環境大整治,在消除一切安全隱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公眾開放室內室外內容。
2014年,故宮的開放面積首次突破50%,達到了52%。2015年開放面積達到65%,2016年提升至76%,年增長率超過十個百分點。截至2018年底,故宮開放面積突破80%。許多曾是非開放區域、掛著“觀眾止步”牌子的地方,如今已成為新的展區、展館和展場。
在整治之初,我們提出了一個口號:要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紫禁城由明代永樂皇帝于1420年主持修建,2020年是它的600歲誕辰。我們希望到那時人們走進故宮博物院時,眼中所見唯有壯美的古建筑群。
我們沒有食言,我們做到了。
我們開放了城門與角樓,開放了神武門,開放了端門,修繕了故宮最年輕的建筑——寶蘊樓,創辦了大型家具館,打開書版庫房、陶瓷庫房、古建筑構件庫房、車馬轎輿庫房,讓更多沉睡的文物得到修繕,與觀眾見面。文物越是展示,反而越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因為只有將它們修復到光彩照人的健康狀態,才敢放心展示。
我們還有一個心愿,希望大家能把故宮文化帶回家。過去,我們研發文化產品時,總是把最引以為傲的書畫、瓷器進行復制,這些產品價格不菲,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聯不大,因此很少被接受。后來我們意識到,應該深入研究人們的生活需求,深挖自身資源,將故宮的文化資源與大眾生活對接,從而研發出更貼合生活的文化創意產品。
截至2018年底,我們已研發出11900種文創產品,占據了當時全國博物館文創產品市場的半壁江山,也帶動了全國博物館紛紛投身文創產品研發。后來,我們又提出了新的發展口號:從數量增長轉向質量提升,更加注重環保理念、兒童使用安全以及產品品質。
我們有一幅畫,大家可能知道,叫《千里江山圖》。十年前,你一定不知道這幅畫,我也不知道這幅畫——因為它此前從未公開展示過。這幅畫已歷經千年,卻依舊“壽千年”。不過,我們為它做了“體檢”后,發現它狀態很好,石青、石綠的色彩依然鮮艷。經過加固處理,我們決定策劃一場“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把這幅畫完整地、全面地展示出來。展覽開放后,經媒體報道,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蜂擁而至,從早到晚爭先恐后地前來觀賞。我們還研發了上百種與《千里江山圖》相關的文創產品,比如傳統的拓片、高仿復制品、絲綢制品、日歷、郵票、茶具、便攜茶具、小扇子、茶杯墊、鼠標墊、筆記本;還有孩子們喜歡的小手表、紙膠帶、收納罐、書簽。我們甚至制作了團扇,其中一款親民的小團扇,一個夏天就賣出了5萬把。那段時間去故宮參觀,手里要是沒拿一把小團扇,都覺得不好意思。
兩三年間,《千里江山圖》的元素走進了千家萬戶,影響力不斷擴大——人們用它裝點工作環境,作為展覽背景、室外活動的布置元素。于是,《千里江山圖》走進了交響樂,走進了沉浸式互動體驗藝術展,走進了舞蹈,也走進了春晚。一件曾被束之高閣的文物,經挖掘與展示,為人們帶來了全新的文化享受。
如今,每天有數以萬計的中外觀眾走進故宮博物院,我相信他們定會感受到這座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在今天得到了如此有尊嚴、如此壯美的保護。他們會為我們中國、為我們中國人民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所付出的積極努力和作出的實實在在的貢獻而感動。
以上是我分享的一些個人體會。我想表達的核心,是我們如何正確理解中華文脈,挖掘文化遺產資源,講好中國故事。過去業內業外常爭論,文化遺產究竟是保護重要還是利用重要。經過大量實踐,我們終于明白:保護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若僅強調保護,甚至過度保護——把古建筑修好了鎖起來,把文物藏在庫房里,這并非真正的保護;若過分強調利用,過度開發則會導致文化遺產損毀甚至滅失。那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傳承。讓祖先創造的燦爛文化,經由我們的雙手、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時代,完好健康地保存下來,傳遞給子孫后代——這才是我們日常工作的真正意義。
(實習生謝澤圻參與本文整理)
【思想者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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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霽翔,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主任。
(作者照片由同濟大學提供)
原標題:《思想者|單霽翔:文化的力量,讓文化遺產資源活起來》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雍凱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單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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