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深夜的拉各斯，哪怕是凌晨兩點，空氣依然像一塊吸滿了熱水的海綿，沉悶得讓人喘不過氣。我坐在五百平米別墅二樓的露臺上，手里夾著一根早已熄滅的煙，聽著樓下隱隱傳來的爭吵聲。那是我的大老婆阿米娜和二老婆恩內卡，又在為孩子上私立學校的費用較勁，而我的三老婆格蕾絲，此刻正坐在我身后的書房里，用流利的英語對著電腦核算上個月餐館的利潤。
“林，上個月中餐廳的凈利潤折合人民幣大概有二十八萬，但食材采購成本超標了，你需要介入一下。”格蕾絲清脆的聲音穿透了玻璃門。
我木然地點了點頭，沒有回頭。
我叫林晨，今年四十五歲。如果在國內，我大概是一個每天為了房貸車貸發愁，在早高峰的地鐵里被擠得雙腳懸空的中年社畜。但在這里，在距離中國一萬多公里外的非洲尼日利亞，我是當地最大的華人高檔餐廳的老板。我年入數百萬，出入有配槍的保安和防彈越野車，按當地習俗合法娶了三個非洲妻子，生了七個膚色深淺不一的孩子。
在許多國內老鄉的眼里，我是妥妥的人生贏家，是他們在酒桌上吹噓的“非洲之王”。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雖然擁有了一切，但我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幾乎要把我逼瘋的焦慮之中。
故事，還得從十五年前說起。
那時候我三十歲，在國內做建材生意破產，背了將近八十萬的債務。債主天天堵門，父母急得白了頭發，妻子留下離婚協議書帶著女兒回了娘家。我拿著僅剩的兩萬塊錢，像一條喪家之犬，聽信了一個遠房表哥的話，買了一張飛往非洲大陸的單程機票。
剛到拉各斯的日子，簡直不是人過的。那是一個喧囂、混亂、充斥著刺鼻香料味和柴油發動機轟鳴聲的城市。我不會說英語，更不懂當地土語，白天頂著四十度的高溫在華商聚集的市場里擺地攤賣小商品，晚上就睡在用鐵皮搭成的棚戶區里。這里沒有國內的安全感，停電是家常便飯，瘧疾、傷寒就像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揣著幾個硬邦邦的面包，頂著尚未褪去的燥熱趕往市場。攤位狹小，被擠在兩排破舊的棚屋之間，來往的人摩肩接踵，吆喝聲、討價還價聲混著劣質香水和汗水的味道，嗆得人喘不過氣。因為語言不通，我只能靠手勢比劃，遇到難纏的當地人，被刁難、被壓價是常事，有時忙活一整天，賣出去的東西還不夠抵當天的飯錢。
真正改變我命運的，是那場差點要了我命的瘧疾。
來這里的第二年雨季，我病倒了。連續三天的高燒讓我渾身打擺子，骨頭縫里像有千萬只螞蟻在咬。我躺在發霉的床墊上，連一杯水都倒不到，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我可能要死在這個連名字都叫不準的異國他鄉了。
救了我的是阿米娜。她是我當時常去買菜的菜市場里的一個當地女孩，平時我總會多給她一點零錢。那天她看我沒出攤，便尋到了我的鐵皮房。發現我高燒昏迷后，那個瘦弱的黑人女孩用手推車把我推到了五公里外的診所，墊付了她攢了半個月的買賣錢，又整整在床前守了我四天四夜。她用當地的草藥熬湯給我擦身，用生硬的英語不斷呼喚我的名字：“Lin，don't sleep，wake up。（別睡，醒醒）”
那是我在非洲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溫度。病好之后，為了生存，也為了報答，我盤下了一個破舊的門面，決定發揮我早年學過的廚師手藝，開一家面向華人和當地小老板的中餐館，阿米娜順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幫手。
我們一起去凌晨的魚市進貨，一起在廚房里被油煙熏得流眼淚。餐館從兩張桌子做到了十張桌子，我也在當地穆斯林長老的見證下，正式迎娶了阿米娜。那一刻，我是真心實意的。她不嫌棄我一無所有，我自然要給她一個家。
隨著中國在非洲的基建項目越來越多，我的餐館迎來了爆炸式的發展。我開始做高端餐飲，接待國內來的考察團、工程承包商，以及當地的政要和富商。但生意做大了，麻煩也隨之而來。在非洲做大生意，沒有當地勢力的保護是寸步難行的。我的餐廳曾接連遭遇過地痞的勒索、衛生部門的無理罰款，甚至有一次連倉庫都被人搬空了。
這時候，恩內卡出現了。
她是當地一個部落酋長兼大地主的女兒，體態豐腴，性格潑辣。她的家族在拉各斯黑白兩道都吃得開。通過中間人的介紹，我們達成了一場心照不宣的聯姻。為了餐廳能在那片土地上真正扎根，在阿米娜的默許下（在當地一夫多妻很常見），我娶了恩內卡做二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