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那個單極世界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是佩里·安德森2018年幾篇關于國際秩序的文章的合集，對于大國協調機制的討論只占一部分，在這部分里面作者對比了維也納體系的歐洲協調機制和冷戰后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一個比較有趣的角度是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發展階段。

《共產黨宣言》以及第一國際的群眾基礎是歐洲的手工工匠，他們既植根本地社會的又具有國際流動性，代表人物就是意大利的加里波第。

加里波第和紅衫軍

隨著歐洲的大國競爭和民族主義的整合，資產階級的統治架構通過擴大選舉權而獲得了無產階級的忠誠，他們被分割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工廠之中，他們更容易接受單一的宣傳和管制，加入到“想象的共同體”，所以大部分第二國際成員會在一戰的時候支持自己的國家參戰。

1945年出現一個重要的逆轉，此前，資產階級是民族的，無產階級是國際的，而此后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解放浪潮，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斗爭重新定義了民族主義概念。

民族解放運動利用了要取得成功必須充分利用各種本土化資源，包括前現代的意識形態。比如伊朗。這也對應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主義重合的歷史階段，只是在后發國家不一定由資產階級領導這一運動。

而國際主義則隨著資本的流動而具有新的形態。美蘇冷戰強化了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整合，促成了資本的國際主義，原來的世仇都摒棄前嫌聯合起來對付蘇聯這個共同的威脅。

這種聯合包括了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對歐洲日本的援助和重建計劃，還有北約、世貿（關貿總協定）和歐共體。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和內斗導致了兩次大戰，而戰后這些國家通過共同市場、自由貿易和政治整合的方式結成了某種超國家的整體。

美國成為獨一無二的領袖，歐洲則試圖超越主權國家的模式，實現基于自由民主的深度聯合。這也成為歐美主流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哈貝馬斯的憲政愛國主義也是基于這一大背景，民主大于民族成了新的“正確”——兩次大戰留下的教訓，只有以自由民主的模式超越民族主義才能避免戰爭。

冷戰可以看成是美蘇主導的兩種國際主義之間的對抗。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西方陣營的調整期，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的地位受到德國和日本的挑戰，國內經濟也出現停滯。

由于美國的絕對實力，德日和美國的沖突沒有走到過去的爭霸模式，而是進行了一系列的內部協調。20世紀70年代后期，七國首腦會議制度化，作者認為這某種程度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的實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定期協調來管理全球事務。

1975年首次G6峰會

在這一時期，美國的治理思路出現非常關鍵的轉變，塑造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政治以及美元體系，最顯著的表現就是更徹底地用成本-收益的經濟思路治理國家。

美國把美元撒到全世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才有了流動性，但為了維持戰后秩序、越戰開支和國內福利計劃，70年出現全球性的美元過剩，為了對沖掉市場多出的美元，維持固定匯率，西德、日本等順差國被迫大量買入美元、釋放本幣，結果把美國的通脹壓力部分輸入到自己國內，結果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黃金脫鉤，美元信譽出問題。

1979年，保羅·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美聯儲為了抑制通脹，重建美元信譽，短時間內大幅抬升利率，代價非常慘烈。1981年到1982年間，美國陷入戰后最嚴重的衰退之一，失業率一度接近11%，房地產、汽車、建筑和制造業遭受重創，大量工業資本被淘汰或被迫重組，工會力量被削弱。

但美元的信譽也得到重建，美美元重新變成高收益、高信譽的資產，資本開始以更大規模流向美國國債、美元存款、公司債、股票以及其他金融產品。

美元和美聯儲的信譽重建之后，美債才能成為全球資本最愿意持有的安全資產，里根經濟學才獲得了運轉空間。美國聯邦債務在1980年代顯著擴張，美國通過發債滿足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在這個基礎上，里根政府通過減稅、放松監管、打擊工會、擴軍和財政赤字，搭建起新自由主義秩序。

財政赤字制造國債供給，全球資本買入美債等美元資產，美國再用這套融資能力維持消費、軍工、金融市場、技術創新。美元擺脫了黃金的硬約束，但通過石油美元體系維持并充分利用了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元獲得新的全球需求基礎，帶來的后果就是債務的增長，美國霸權重心從此從工業轉向金融。

美國不僅在國內完成了切換，也把危機成本轉嫁給了世界外圍。美元利率上升使得大量借入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成本陡增，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被引爆，拉美國家被迫進行開發市場、出賣優質資產，進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

美國為了反共而拉攏扶植德日等競爭者，這些競爭者壓縮了美國工業的利潤率，促成了美國放棄制造業的優勢地位，專注金融和軍事的轉型，這一分工格局幾乎勢所難免。西方通過跨國的流動和協調實現了整體力量的最大化，這也是資本主義西方有效整合的體現。

這個時期，民主的價值成為新的粘合劑。統治了學術和傳媒領域。這種意識形態能力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則難得一見。

隨著民族解放、去殖民化任務的基本完成，反帝反殖民的迫切性也隨之下降。共產主義國家陣營內部的關系也出現惡化，南斯拉夫和中國相繼對于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感到不滿，并走向沖突決裂。本來互相支援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最終分道揚鑣。

在佩里·安德森看來，之所以會出現這一局面的一個原因是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相對落后的生產力和相對軟弱的組織模式，需要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動員的集體的的力量，但是民族主義同時限制了這些國家走向進一步的開放與聯合，從而扼殺了社會的經濟活力，使其更加難以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出現自我挫敗。

作者說，“共產主義內部的經互會衰弱了，而資本主義的共同市場則成長了”。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自由民主，通過激發每個人的經濟潛力來進行大規模的協助，這種基于自由民主的協作機制取代了民族主義和其他的道德化的動員方式。

道德動員方式用來團結群眾反抗西方殖民者非常有效，但在獨立之后，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完成國家整合，合法性不足，所以又更加的需要民族主義，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去整合這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和群體，民族主義是一個尚未支付的代價，西方國家已經支付過這個代價了。

冷戰結束，蘇東陣營瓦解，美國就成了國際社會本身，代表了普遍主義和國際主義。美國人覺得他們的民族是富有崇高的使命的獨一無二的，代表新世界的樣子，對于其他國家是有特殊責任和使命的。

對此，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直覺：實際上它是在這個外衣之下去推行自己的擴張和權力欲望，個別部門的個別的政策主導者的利益綁架、利用了民眾的這種支持，引導到消滅各種異質性成分的活動中，換言之，美國孤立主義和例外論背后的情緒被用于支撐擴張的合法性。

單極霸權下，美國想要聯合盟友，按自己的意愿改造整個世界，那就依然有很多不喜歡美國、美國也不喜歡的新對象。但這樣的美國一開始就未必是美國自己人想要的。

在美國最強盛時，擴張的代價尚可承受，但當美國霸權無法獲得普遍主義的外衣，無法得到國內左右翼的支持的時候，民眾發現這樣的擴張對他們沒有什么好處，于是會收回自己的支持，然后勢力收縮回到美洲。但是這一過程不會很一帆風順。

塑造美國的對外形態的有三方比較穩固的力量，意識形態或者文化傳統只是一個方面，而且有較強的民眾自發性，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作為海權大國的地緣需求和新自由主義金融帝國這兩大利益結構的重合，美國從而以理性、人權的普遍道德語法出現，獲得了擴張上的便利。

話語風向可能轉換，海權帝國的運作邏輯是不會輕易消失的。英美海權商業文明和新自由主義金融體系的這種結合（海權-金融帝國？），可能不是例外而是比較穩定的演化結果。美國所代表的海洋秩序是一套自由主義的價值，是一整套尊重自由市場、保護財產權、代議制民主等規則，當然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但很大程度上，它也帶著自身的矛盾變成了現實的支配性規則，換言之，它有鋪設到個體的意識機制的現實性，能夠駕馭和調和人們各種沖突的訴求。

漢斯·摩根索認為，美國從歷史之初便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國家目的觀念：一種將美國的目的限制為促進國內幸福；另一種認為保證公民幸福的目的本身需要在國外保持強大。二戰和冷戰臨時解決了二者的矛盾，德國、日本、蘇聯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對立面，使美國可以以自由世界的捍衛者自居，通過外部敵人來定義自我成了美國人自我安全感的一個來源。但這是脆弱的解決，自我認知的分裂矛盾依然存在。

如果說君主制更加好戰是因為君主發動戰爭代價很小，那么美國地理位置上的相對安全，又長期處于霸權位置，對外戰爭和干預的直接代價較低，所以鷹派路線是安全可控的政策選項，也是強化認同、維持使命感和全球領導地位甚至獲取經濟和技術上的收益的政治手段。

七八十年代，中國成為承接產業轉移和資本積累的蓄水池，類似于二戰后的歐洲和日韓，極大緩和西方陣營內部的矛盾。但與歐洲、日本、韓國不同，中國并未真正被吸納為美國秩序內部的成員，而是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保持了相當的自主性，于是搞垮蘇聯后，中國又被當成為新的異類和對手，持之以恒地推動對中國的遏制與改造，當然這種對抗不是冷戰時期的形態，也不等同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

冷戰后的國際秩序則不是一種真正的大國共治，而更接近于美國以普遍主義名義維持的單極管理，并不存在一個能夠真正約束單極霸權、協調大國利益的機制。作為對比，佩里·安德森回顧了歐洲十九世紀的維也納體系。

拿破侖被徹底擊敗之后，歐洲君主制國家為防止革命擴散和大陸失衡，防止大國之間的戰爭，通過維也納會議確立了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與法國五強共治的協調體系，五大國通過協商和會議，而且經常互換盟友，通過復雜的聯盟結構以及精巧的外交手腕維持了微妙的均勢格局。

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

這也是對于歐洲范圍內的主權國家體系的一個沖突管理機制。

維也納體系在歐洲的大國之間在近百年里維持了大體的和平。也埋藏著諸多隱患。包括：1、未能將奧斯曼帝國納入，其與歐洲交匯的巴爾干地區成為大國角力與民族沖突的火藥桶。2、歐洲中部崛起統一而強大的德意志國家，打破了這種均勢，歐洲兩端英國和俄國維持的霸權格局受到挑戰。

佩里·安德森探討了冷戰后潛在的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與印度五強共治的可能性。冷戰后的大國協調跟維也納體系有諸多不同。比如說，美國對失敗者俄羅斯的排斥和羞辱，讓俄羅斯無法被接納進體系、歐盟則過于松散，印度發展潛力尚未充分挖掘，以及美國始終試圖以接觸-遏制思路來推動中國改變。這一協調體系存在巨大的內在缺陷。

中美在各個領域的競爭當然會是很長一段時間里的一個顯著特征，但權力重心在國家之間轉移背后，舊的統治模式可能巋然不動。中國并不天然代表某種的替代性的國際秩序，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成長是在極力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情況下獲得的。

19世紀維也納體系的特點就是資本還在爭奪主導權，還沒有完全獲得政治、社會上的統治地位，冷戰后秩序的背景則是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作者也表達了這樣的憂慮——霸權變成了這個自由資本主義體系本身，或者說美國的精神藉著對于資本主義的普遍接受而存活。

作者也認為通過債務刺激發展的模式是美國和歐洲近半個世紀以來維持了經濟繁榮和穩定的一個核心原因。但是這個模式積累了巨大的矛盾。它是在使用借來的時間，為了維持循環，必須不斷豈靈于突破性技術創新以及帶來的增長預期。

2008年至今是增長的瓶頸期，不滿現狀的人越來越多，但傳統政治已經不能提供答案。近些年在歐美發達國家，反對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化的民粹主義開始登上舞臺。特朗普們不能帶來什么新的東西、新的路線，美國在摧毀舊的制度合法性同時，也強調更現實主義的遏制思維。

書中提到，我們時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去政治化。經濟是我們思考理解社會的核心方式。我們可能也關心時事，可能時不時提到想到“人民”、“危機”，但是這些其實離我們非常遙遠，我們難以想象生活還能如何不一樣。面對世界上發生的種種問題，我們很難設想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政治性的方案去回應。

經濟敘事總是試圖將所有矛盾抹平，解釋為中立化、自然化的規律和必然性，解釋為技術的管理的問題，各種專家們也都會期望經濟理性能夠把不可調和的暴力的沖突摁下去。

同樣在國家之間，經濟是一個共同語言，但經濟也是壓抑性的力量，是矛盾的根源，除此之外沒有一個更高層面的共同語言。那么，當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抵達極限，當技術創新遲遲無法兌現新的增長預期，各國退回各自的邊界之內，矛盾對抗升級，安全感消失，經濟這個共同語言開始失靈的時候，我們就會面臨一個沒有緩沖和防護的處境，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找回定位、命名和表述我們的處境的基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