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咚、咚、咚……”
半夜十二點，破舊的木板門被敲響了。聲音極輕，卻像重錘一樣砸在我的心口。
“誰？”我壓低嗓子，聲音里帶著連自己都能察覺到的輕微發顫。
門縫里漏進來一絲微弱的聲響，是個女孩的聲音，帶著哭腔和極度的慌亂：“哥，是我，秀兒。你把門栓死，今晚……千萬防著我爹，不管聽到啥動靜，別出來，天一亮你就趕緊跑！”
沒等我再問，門外傳來極輕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我呆坐在漆黑的屋子里，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沖天靈蓋。窗外，月光被烏云遮住，樹影婆娑，像無數張牙舞爪的怪物。我腦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現出幾個小時前，秀兒她爹——那個滿臉橫肉、左眼有一道長長刀疤的魁梧獵戶，在油燈下用磨刀石一下一下蹭著那把殺豬刀的場景。
那一年是1988年，那時的我剛滿二十歲，家里窮得揭不開鍋，為了給生重病的母親湊藥費，我咬咬牙，借錢進了一批針頭線腦、火柴、電池、蛤蜊油之類的小百貨，用一根扁擔挑著，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倒爺”。
平原地區的生意不好做，利潤薄，我就大著膽子往大山深處走。那會兒的深山區交通極度閉塞，山民們大半年都不出一次山，對外界的日用品需求極大，只要你能把貨挑進去，哪怕價格翻倍，他們也愿意拿山里的皮子、藥材或者攢下的毛票子來換。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天下午，我挑著六七十斤重的挑子，在秦嶺的一條支脈里迷了路。
山里的天黑得早，下午五點多，太陽一落山，濃霧就像棉被一樣蓋了下來。周圍全是參天大樹，氣溫驟降，陰冷的風往骨頭縫里鉆。我心里急得冒火，那山里是有狼和野豬的，要是找不到落腳的地方，我那百十來斤交代在那兒也就是一晚上的事。
就在我幾乎絕望的時候，半山腰的樹林縫隙里，透出了一點黃豆大小的光暈。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跌跌撞撞地順著光亮爬過去。那是一座孤零零的木楞房，院子是用粗木頭圍起來的。我剛一靠近，院子里就傳出幾聲震耳欲聾的狗吠，兩條半人高的大黑狗撲到木柵欄上，呲著白牙，口水直拉絲。
“誰在外面？”門開了，一個像鐵塔一樣的男人端著一盞煤油燈走了出來。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老趙。他身高得有一米八幾，穿著一件打滿補丁的羊皮坎肩，露出的胳膊上全是暴起的青筋和傷疤。最嚇人的是他的臉，一道從左眼角一直劈到下巴的刀疤，在搖曳的燈光下顯得格外猙獰。
我咽了口唾沫，強撐著笑臉說明了來意：“大哥，我是山外頭賣貨的，迷路了。您看能不能讓我在您這兒借宿一宿？我不白住，我給錢，或者拿貨換也行。”
老趙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沒吭聲，眼神像鷹一樣銳利，盯著我那兩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過了好一會兒，他才粗聲粗氣地沖狗吼了一嗓子：“滾回去！”然后轉頭對我說：“進來吧。”
屋里的陳設極其簡陋，除了幾樣粗糙的木制家具，墻上掛著幾張干癟的獸皮和一把老式的土銃。屋角有個火塘，正咕嘟咕嘟地熬著什么，散發著一股苞谷面的香氣。
火塘邊蹲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正往里頭添柴。她穿著一件明顯不合身的舊花襖，洗得發白，身子單薄得像一張紙，臉色更是透著一種不健康的蠟黃。看到我進來，她像受驚的小鹿一樣站起來，有些局促地往后退了退。
“這是我閨女，秀兒。”老趙把門栓插上，指了指火塘，“坐吧，山里冷，烤烤火。鍋里有糊糊，一會兒盛一碗。”
我連聲道謝，放下挑子，湊到火塘邊。為了表示誠意，我從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門香煙，抽出一根遞給老趙，又拿了兩塊上海產的水果糖遞給秀兒。
老趙接過煙，放在鼻子底下深深聞了聞，卻沒舍得抽，而是夾在了耳朵后頭。秀兒看著糖，眼睛亮了一下，但沒敢接，轉頭看向她爹。老趙微微點了點頭，她才小心翼翼地接過去，小聲說了句：“謝謝哥。”
晚飯就是苞谷面糊糊就著咸菜疙瘩。吃飯的時候，老趙話很少，只是偶爾問問我山外頭的光景。我為了拉近關系，就滔滔不絕地講外面的變化，講我這幾個月走南闖北的見聞。
吃完飯，我為了付飯錢和住宿費，伸手去貼身的內衣口袋里掏錢。我那次進山運氣不錯，貨賣了一大半，兜里揣著厚厚一沓子錢，足足有三百多塊。那在88年，絕對算得上是一筆巨款了，抵得上城里工人小半年的工資。
當我把那卷錢掏出來，抽出一張十塊的遞給老趙時，我清楚地看到，老趙原本漫不經心的眼神瞬間凝固了。他的目光死死地釘在我那沓錢上，喉結劇烈地上下滾動了一下，眼神里閃過一絲極其復雜的東西——有貪婪，有掙扎，還有一種我說不清的瘋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