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與右翼斗爭充滿危險，但我不會認輸”

“這段歷史我必須背負，不能從這段歷史中逃避。正因為如此，我才像這樣與大家一起，同日本政府歪曲歷史、篡改歷史的行為作斗爭。”

森正孝，是日本知名的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及細菌戰問題研究專家。他曾任中學歷史教師、靜岡大學和平學講師，自1980年起系統調查日軍在華細菌戰罪行，走訪中國受害者以及日本老兵，留下大量第一手證據。森正孝長期批評日本政府篡改歷史教科書，將“侵略”改為“侵入”，刪除南京大屠殺等暴行記錄，并幫助中國受害者在日本起訴政府。

近年來，日本歷史教育右傾化加劇。2026年3月24日，一名陸上自衛隊隊員持刀強行翻墻闖入中國駐日大使館，威脅殺害外交人員。這是戰后日本首次發生針對中國大使館的惡性事件，暴露出右翼歷史修正主義的惡果。

近日，侵華日軍暴行獨立調查學者李曉方在日本東京與森正孝展開對話，由上海大學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牛夢沉擔任對話翻譯。對話稿由觀察者網整理刊發。

【對話/李曉方 譯/牛夢沉 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

李曉方：森正孝先生您好，能否先請您談談日本戰后的歷史教育問題？這種被美化的歷史教育，讓當時的您形成了怎樣的歷史認知？

森正孝：我生于1941年，所以親身經歷了戰爭和戰敗，戰敗那年我才4歲。我所受的歷史教育，全都是說日本打了敗仗、日本受到了戰爭災害，比如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或者空襲這些——我當時以為這就是戰爭的全部……當然，關于日本近代史的歷史教育，現在也還是那樣，幾乎沒有變化。

我第一次意識到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是在1972年，也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候，而我當時是一名歷史教師。

那時在日本，也有人——雖然非常少，比如一些記者和一些研究者——說必須認真看待日本過去對中國做了什么。雖然很少，但有一些記者寫的書，或者非常有良心的歷史學家寫的書，提到了日本過去對中國進行過“南京大屠殺”和“三光政策”。到了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關于731部隊究竟做了什么，才終于被弄清楚。通過接觸這些書和這些文字，我自己的歷史認識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帶防毒面具的日軍抗日戰爭紀念網

也就是說，廣島、長崎是1945年8月的事。在那之前，日本對亞洲進行了長期的侵略戰爭。比如，從近的時間點說，1931年9月18日是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從更長的跨度看，1895年的甲午戰爭那時起，日本就一直在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我從那時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然后到了1980年，我覺得我必須把歷史事實告訴我所教的年輕人，所以我拍了一部電影，片名是《侵略——未被講述的歷史》。從那時起，我開始正式調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事實，并開展活動讓日本的年輕人了解這些。

李曉方：您進行細菌戰調查的契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讓您走上了這條路？

森正孝：上世紀80年代左右，森村誠一先生的《惡魔的飽食》在日本出版，成了暢銷書。幾乎在同一時期，我開始對731部隊成員進行采訪。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事實：《惡魔的飽食》這本書中缺少了一些東西。首先，森村誠一先生主要寫的是在哈爾濱的731部隊設施內進行的活體實驗、人體解剖。但是，書中卻很少提到為什么要進行人體解剖和活體實驗？

上世紀80年代，森村誠一寫出長篇報告文學《惡魔的飽食》，揭露了侵華日軍731部隊為制造細菌、瓦斯等違禁武器對3000名左右的俘虜進行人體實驗的慘無人道的行為。該作品1981年發表后在日本國內外引發巨大社會反響。

后來我逐漸明白，731部隊不是為了別的，他們進行活體解剖和人體實驗，就是為了細菌戰。我后來去了哈爾濱，聽了很多學者的話，也聽了原731部隊隊員的回憶，覺得果然還是必須去細菌戰的現場，否則無法了解實際情況。

李曉方：您當時大概調查了多少受害者？

森正孝：1991年，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國浙江省的細菌戰受害地區進行調查，我去了義烏、衢州、麗水、寧波等地。準確的受害者數字不好說，但我估計有跟數百名受害者見過面、進行了采訪。之后我也去了常德，對過去的日本兵、731部隊隊員進行了調查，從他們那里聽取情況。

采訪調查的情況各種各樣，也面臨著很多困難。

首先，因為我是要拍電影的，得讓受害者在我的鏡頭前講述，但這對他們來說需要很大的勇氣。因此，我不能突然就把鏡頭對準他們，而是需要慢慢和他們打交道。

其次，因為我是日本人——在受害者的眼中，我也是那些給飽受痛苦的他們撒下細菌的日本人之一。所以一開始，比如我進入某個村莊時，他們對我說“回去”“沒什么好說的”。有的人會直接用“日本鬼子”稱呼我。有的時候，我想去跟他們握手，他們也是不愿意的，他們會說“你的手是臟的”。

所以在采訪受害者的過程，比去聽那些日本兵說話，要難得多，我的內心也更加痛苦。

我理解他們的憤怒，我很清楚他們為什么對我抱有強烈的憤怒。但是，我說我想要把那些事實留在歷史中，我想要傳達給下一代——我這樣反復地告訴他們。

當時，浙江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去采訪之前，他們會先去村里，說“接下來有個叫森正孝的日本人要來，這個日本人是可以信任的，請跟他講”，這樣反復勸說村民開口——這是我后來聽說的。

森正孝在家接受采訪圖源：新華社

就這樣在他們的反復勸說下，那些村民后來開始開口說話了。所以直到現在，我也非常感激浙江省對外友好協會的人。

我去了很多中國的村子，接觸了無數受害者。無論是哪個村子，最后大家都信任了我，對我說“你要好好活著”，還給了我相關資料，真的把我當作了自己人。就像今天，大家不也這樣來看我了嗎？經歷了那么多次的艱難，我才得到了大家的信任，這一點我非常想傳達出來。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無論我是多么有良心的日本人，我仍然屬于加害者的一方——我父親那一代、祖父那一代，是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對中國做出那些行為的人，而我正是他們的子孫。

即使現在，我仍然認為，這段歷史我必須背負，不能從這段歷史中逃避。正因為如此，我才像這樣，與大家一起，同日本政府歪曲歷史、篡改歷史的行為作斗爭。我就是抱著這樣的決心。

李曉方：面對右翼分子的恐嚇、甚至面臨被解職的代價，您都一直堅持這條道路，為何您沒有放棄？

森正孝：從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000年代初，我幾乎每天都會接到那種恐嚇電話、恐嚇信，甚至還有人寄來刀片。

如果因為害怕而逃跑，那就完了。與右翼斗爭的路充滿危險與挑戰，不過沒有關系，我不會認輸的。對此，我的家人也認同我，和我一起與右翼斗爭。

李曉方：您曾無償捐贈史料、普及歷史教育，您為何格外重視對日本青少年的引導？這對改變日本社會歷史觀有何意義？

森正孝：不為別的，因為承擔國家未來的是青少年。如果下一代沒有正確的歷史認識，就無法真正與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友好關系。建立與亞洲國家的友好、信賴關系，其基礎就是歷史。

我認為，如果沒有堅定的歷史認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中友好。所以，為了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能夠構建真正的日中友好，首先要擁有正確的歷史認識——為此，我始終投身于對下一代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牢牢地擁有正確的歷史觀。

并且我堅持：日本要對在亞洲、在中國犯下的戰爭責任認真承擔，為此我一直在努力。戰爭責任，無論是80多歲的人，還是20多歲的年輕人，只要是日本人，就不會改變。這是日中友好的基本、基礎、最基本的東西——正確的歷史認識。

中國人民把過去被日本怎樣對待過的歷史，作為記錄、作為記憶好好地保留著。而日本方面，既沒有記憶，也沒有記錄。這樣的話，日本和中國彼此之間根本不可能產生信任關系。

還是要把歷史的史實好好地保留下來，只有這樣，兩國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友好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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