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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是哲學的批判,是社會學的批判,這個批判的邏輯起點就是 “勞動異化”。
“勞動” 這個詞語,在亞當 ?斯密的古典經濟學中,是一個學科化的生產要素。古典經濟學不需要用太多筆墨陳述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背后的東西 —— 人的生活狀態、道德規范,這是一切科學的基本分析法。
正如醫生在看 X 光片時,不會問這個病人的道德怎么樣,病人是一個高尚的人還是一個貪婪的人,醫生就是醫生。經濟學也一樣,專家與大眾的區別在于,大眾是用 “好人”、“壞人” 去定義誰是資本家,比如許家印與任正非,前者被視為資本家,后者被視為企業家,這完全可以理解,但并不具有學科價值。因為從產權關系與雇傭勞動的特征來看,兩人都是資本家,經濟學的區分是 “失敗的資本家” 與 “成功的資本家”。
亞當 ?斯密關心的是勞動與資本的供求關系,要捕捉“無形之手”,從而確立勞動與資本的經濟學原則。決定工資中位數的,不是資本家的貪婪或同情心,而是市場中資本與勞動的供求關系自然調節的結果,它不具有主觀性,是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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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充滿革命激情的馬克思來說,卻是 “虛偽” 的。
因為德國人的綜合思維總要觀察 “全面的人”,而哲學的拷問,也必然是對靈魂的終極拷問,要追問一個 “為什么”:為什么在資本、地租與勞動的關系中,勞動是被統治的一方?
于是,抽象的經濟學要素概念 —— 勞動,與綜合的、大寫的 “人”合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