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歐洲學者阿斯卡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遠超經濟收益

歐洲著名國際關系與地緣經濟學者侯賽因·阿斯卡里（Hussein Askary）（鄭青亭/攝）

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實習生謝建玲 北京報道

“‘一帶一路’不僅僅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本身就蘊含著非常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它不僅涉及經濟合作，也涵蓋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我認為，這正是‘一帶一路’的真正本質，也同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真實內涵。”歐洲著名國際關系與地緣經濟學者侯賽因·阿斯卡里（Hussein Askary）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阿斯卡里是伊拉克裔瑞典學者，是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BRIX）聯合創始人兼副所長。他長期從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研究與傳播，合著《將新絲綢之路延伸至西亞和非洲》等著作，并擔任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及國際席勒研究所經濟戰略分析員。

4月14日，阿斯卡里受邀出席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與中國人民大學全球領導力學院聯合主辦的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之“美國系列”第二十一場。會上，阿斯卡里圍繞“‘美國優先’遇上‘中國方案’：中國如何深度走進西亞非洲”主題，深入分享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對西亞與非洲的影響。

在會議間隙，他圍繞美國“美國優先”政策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義及部分西方輿論對該倡議的誤讀逐一作出回應，并從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闡釋全球治理模式的演變方向。

對于美國今年以來頻頻采取的軍事行動，他表示，從委內瑞拉到中東，特朗普政府所謂“美國優先”的對外政策，并非系統性戰略，而更接近“攫取式干預”。這種模式不僅難以帶來穩定，反而可能加速美國自身的相對衰落。

他強調，衡量一國長期實力的關鍵指標在于經濟生產率與人民生活水平，而非軍事或政治影響力的短期擴張。“如果這些政策持續下去，最終可能留下的是不穩定的國際環境，同時也會反噬美國自身的發展基礎。”他表示。

阿斯卡里進一步指出，歷史經驗表明，帝國在試圖長期支配他國的過程中，往往會削弱自身實力。在他看來，若中東沖突能夠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社會或將迎來一種更加合作導向的新模式，而這一趨勢正是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積極推動與期待的方向。

談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時， 他表示，該倡議早已超越單純的基礎設施建設范疇，其核心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的文明互鑒與全球合作。以史為鑒，他認為，古代絲綢之路的核心并非絲綢貿易本身，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深度交流與知識傳播。

他表示，歷史上文明興衰往往伴隨劇烈沖突與代價，而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則提供了另一種發展路徑。當今世界則首次具備了實現真正“文明對話”的可能性——不同國家與文明能夠在同一時代展開平等交流與互鑒。

在阿斯卡里看來，經濟發展應被視為實現更高層次文明形態的工具，而非最終目標。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真正意義，不僅在于經濟收益，更在于推動全球文化理解與文明融合，使人類在多樣性中實現更深層次的共通性。

中東困局或有兩種走向

21世紀：我們先從中東局勢談起。在當前局勢升級的背景下，你如何判斷這輪沖突的走向？

阿斯卡里：首先，目前我們看到的是，伊朗國家和體制展現出極強的韌性。這使得美國和以色列初期的目標未能實現。美以原本希望通過“斬首行動”改變伊朗政權，甚至期待民眾起義、更換政權，并引入外部支持的統治者來控制國家資源。但這一設想已經完全失敗。相反，伊朗在遭受巨大破壞之下仍然實現了內部團結，并進行了有效抵抗，迫使美國在多個目標上作出讓步。與此同時，伊朗也展示出具備反制能力。

未來可能出現兩種走向：一種是進一步升級，甚至可能導致美國地面部隊介入；另一種是通過談判實現緩和。在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推動下，和平解決仍然存在可能。如果實現和平，地區國家將重新回到發展軌道，加強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因為他們從中獲得的是發展機會，而非沖突。

21世紀：除了油價或市場波動等短期影響外，從長期看，這場沖突將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什么影響？

阿斯卡里：一方面，這將加速能源轉型，尤其是在中國技術推動下，許多國家會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面，我更擔心的是債務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以高成本借入美元，用于購買昂貴的能源、化肥和糧食。這可能導致長期債務危機。類似情況在1973年石油危機后已經出現，當時全球發展被拖累了近20年。如果當前沖突持續，這種風險會再次出現。

21世紀：你經常說，中東的核心問題是一個“發展赤字”。在當前的背景下，你認為這個結構性問題正在惡化嗎？

阿斯卡里：是的，會加劇。但戰爭只是暫時中斷發展，并不會逆轉趨勢。一旦沖突結束，這些國家將加速推進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與中國等提供技術與發展路徑的伙伴合作，以彌補基礎設施和技術短板。

“美國優先”損人不利己

21世紀：從委內瑞拉到中東，美國的政策似乎越來越受到“美國優先”方針的影響。你如何評估這對當前國際秩序的影響？在你看來，美國通過制裁、軍事存在和安全安排在中東的參與是加強了其全球領導地位，還是加速了其相對衰落？

阿斯卡里：我們在委內瑞拉等拉美地區所看到的情況實際上并非一種戰略——它更像是海盜行徑。其核心在于攫取資產并干涉他國事務。這種做法具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在中東地區，這種做法通常被描述為“分而治之”。有人稱之為“美國優先”，但許多美國人現在將其理解為“以色列優先”。這無助于美國人民的福祉或美國經濟。

如果這些政策持續下去，它們可能只會留下不穩定的結果。與此同時，經過數十年的此類行動后，我們應當自問：這對美國本身造成了什么影響？基礎設施、工業、社會穩定和生活水平狀況必然是真正的衡量標準。

在我看來，有兩個指標至關重要：經濟生產率是否有所提升，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在中國，這方面的評估是通過發展規劃周期來進行的。但在美國和歐洲，長期戰略已變得支離破碎。

歷史上，帝國在試圖支配他國的同時往往會導致自身力量的削弱。如果美以伊沖突能以和平方式結束，我們或許將看到一種不同合作模式的出現——這種模式正是全球南方的眾多國家在積極準備迎接的。

21世紀：放眼大局，你認為世界正在從單極體系走向多極化或區域化嗎？中東將在這一過渡中扮演什么角色？

阿斯卡里：是的，世界實際上已經從單極格局轉向多極格局。美國希望形成一個兩極世界，但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中國并不愿意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中國推動的是一種多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大國都有自身利益領域，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金磚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把世界連接在一起，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這一趨勢是無法阻擋的。即使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評估也承認，中國的發展以及其與全球南方的合作是不可阻擋的。

當前中東地區的局勢，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多邊合作體系的干擾，但我認為不會成功。即便是美國的盟友也會逐漸意識到，美國既無法提供可靠安全，也無法提供發展所需的技術與工具。

因此，多邊世界的形成已經是大勢所趨。

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并不是“絲綢”

21世紀：你一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者。在當今更加分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你如何評估其戰略意義？它是否正在從經濟倡議演變為更廣泛的倡議？

阿斯卡里：“一帶一路”不僅僅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本身就蘊含著非常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它不僅涉及經濟合作，也涵蓋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我認為，這正是“一帶一路”的真正本質，也同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真實內涵。

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并不是“絲綢”。在古代，絲綢貿易并不是最核心的內容。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今天，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對話”——讓所有國家、所有文明、所有成就在同一時間進行交流與互鑒。因此，經濟發展應當被視為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標。它是通向更高層次人類文明的路徑。這種文明將是普遍的，同時又尊重多樣性。

所以，“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啟示，不僅在于經濟收益，更在于文化意義。因為正是文化，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彼此。無論我們的文化、政治制度或膚色如何不同，人類之間始終存在著大量共通之處。

“債務陷阱”源于西方金融體系，并非由中國造成

21世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共商共建共享，但仍面臨部分西方國家的質疑，比如所謂的“債務陷阱。”你怎么看這些聲音？

阿斯卡里：這實際上是一場由美國國務院發動、并與哈佛大學部分學者合作推動的地緣政治敘事。我正在對此進行研究，并撰寫一本相關著作。

如果我們逐一分析我研究過的案例，比如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贊比亞、肯尼亞和黑山，就會發現這些國家的債務問題并不是由中國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為此，我提出了一套三步分析方法。

第一步，是分析該國債務結構。也就是查看該國央行的數據，了解其對不同債權人的負債情況。然后將這些債務進行分類，制作成“餅圖”。你會發現，在所有案例中，中國所占的債務比例都很小，相比之下，來自西方私人投資者（如貝萊德、英國的Ashmore等財富基金）的債務占比更高。此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在大多數國家中也是比中國更大的債權人。因此，中國貸款在這些國家外債中的占比其實很有限。這是我們的研究結論。

第二，是債務的“質量”。中國貸款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基礎設施的作用是提升社會生產力，使國家能夠創造收入，從而償還貸款。這些貸款期限通常為20至25年，不需要一次性償還，而是長期分期償付，因此不會對國家形成沉重負擔。同時，其利率通常為2%至3%，遠低于這些國家發行的主權債券（通常為6%至10%）。這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差異。

此外，還要看貸款的用途。許多國家向西方債權人借款，是為了解決短期問題，比如經濟危機、糧食短缺、能源短缺或戰后重建，同時還要應對貿易赤字或財政赤字，甚至借新債還舊債。這會形成“滾雪球效應”，不斷以更高利率借入短期資金。這才是真正的“債務陷阱”。

我的結論是：所謂“債務陷阱”并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源于西方金融體系。

從單個項目走向“乘數效應”

21世紀：你還參與推動瑞典的“一帶一路”相關研究。這項努力的動機是什么？歐洲對這一倡議的看法是如何隨著時間演變的？

阿斯卡里：2018年我們在瑞典成立“一帶一路研究所”時，雖然瑞典并未參與該倡議，但我們發現當地對“一帶一路”的客觀信息嚴重不足。人們對中國提出這一倡議的動機也缺乏清晰認識。因此，我們不僅提供準確、客觀的信息，還向瑞典的產業界、企業界、學界、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眾解釋：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為什么對瑞典經濟有益。

正如我在關于非洲發展的著作中所說，僅靠中國無法完成非洲的發展。非洲面積是中國的三倍，到2050年其人口可能達到中國的兩倍，因此需要更多資源和參與者。歐洲擁有豐富資源，可以參與非洲和中東的發展。這不是援助，而是互利共贏。

21世紀：在你研究或實地考察的過程中，哪些“一帶一路”案例最讓你印象深刻？它們具體如何改變了當地的發展軌跡？

阿斯卡里：沒有任何單一項目可以獨立帶來根本性改變，必須將其置于國家整體發展框架中。以埃塞俄比亞為例，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鐵路，以及其他鐵路、水電項目和農業改革，共同推動該國從“饑荒國家”轉變為實現兩位數增長的經濟體。

關鍵不在于單個項目，而在于整體經濟活動帶來的綜合效果。例如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擴建是埃及自身項目，而中國參與了該區域工業園區建設以及開羅新行政首都建設。這種整體發展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摩洛哥，地中海港口以及與中國合作建設的科技城，基礎設施、工業與科技發展相結合，為社會帶來了顯著變化。

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種轉變：從單個項目走向“乘數效應”，推動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21世紀：展望未來，你對下一階段“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有何建議？

阿斯卡里：共建“一帶一路”從一開始就強調政策協調——是發展政策的協調，而不是地緣政治。各國的發展戰略應與共建“一帶一路”目標對接，而不是被其強加。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劃和愿景，而共建“一帶一路”的作用是賦能這些國家推進本國發展，并融入全球經濟。這種對接至關重要。

在下一階段，各國不僅應利用共建“一帶一路”彌補基礎設施短板，還應借助這些基礎設施邁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新階段，包括發展工業園區、經濟特區和自由貿易區等。同時，中國也向這些國家開放了龐大市場，對農產品等商品實行免關稅進口。如果非洲等地區利用基礎設施提升農業發展，不僅可以實現糧食自給，還能擴大出口，這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