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觀察｜當房地產信仰崩塌，為何國際學校學費還在漲？

引言：19% vs 46%

2026年4月，教育部發布了《2025年度出國留學人員情況統計》。

留學的行業群里悲觀四起：57.06萬，連續第二年下滑，相比2019年的70.35萬峰值，跌幅接近19%。

“留學寒冬"的論調傳得不是一天兩天，仿佛這個行業正在經歷一場無聲的崩塌。

但如果你多看一眼數據，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個數字，恰好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

不是2008年，不是2000年，而是2016年——那個被視為"留學黃金年代"的年份。

更有趣的是，當我們把這條曲線與房地產的銷售面積疊在一起，會發現一個詭異的錯位：

如上：相比房產銷售水平的跌幅（紅線），留學人數的收縮只有一半不到（藍線）

2024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已經跌回2009年（9.74億平方米，較2021年峰值暴跌46%），但留學人數卻還卡在2016年的水位，跌幅僅為房地產的一半不到。

這引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結論：57萬可能不是一個需要拯救的谷底，而是一個去泡沫后的真相。

過去五年，行業習慣了用巔峰時期的數據衡量成敗，仿佛那是常態。

但2019年70萬留學人數的巔峰數據，是居民杠桿率飆至72.4%、房地產財富效應最瘋狂時期的產物：

在泡沫高升的時期，三線城市低位買入的一套房，高位套現，就能送兩個孩子去美高的，家長用房產套出的easy money支付學費，把留學當作杠桿消費的延伸。

當房地產流動性枯竭，當房子從ATM機變成壓艙石，那多出來的13萬"泡沫需求"自然蒸發。

留學的人數統計，并沒有跟著房地產一起墜落到2009年，它停在了2016年——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2026年，中國的GDP是134萬億；而2016年的數據是74萬億。

從留學人數/GDP比重來看，經濟大環境蕭條，對留學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而從市場總規模來看，這放在哪個國家，都算一個極大的市場需求。

所以，當2026年的數據把市場打回2016年，并非行業的終結，而是剛需的顯形。

這57萬人背后的家庭，不在乎房價跌了多少，因為他們的教育資金74%來自現金類資產（胡潤百富2024數據）。

他們要的不是文憑鍍金，而是美國大學在實驗規范、批判性思維、個性化培養上的真實產出——這些東西，國內大學至今給不了。

悲觀的聲音還在悲觀 ，但數據在說另一件事：

泡沫擠完了，真正的生意才剛剛開始。

何來的剛需？大學教育的差異

想象兩個化學實驗室。

一個在美國高中教學樓里，學生正在獨立完成一個有機合成實驗。

教授沒有給出標準答案，只提供了安全規范和評估標準。每個學生需要自己設計步驟，記錄原始數據，包括那些失敗的嘗試。

實驗報告要求分析誤差來源，如果數據異常，必須解釋是操作失誤還是儀器故障。

這也是昆山杜克大學的日?！谶@所中美合辦大學里，化學專業的實驗課時占比高達18.67%。

圖源：昆山杜克創新實驗室（學生組隊）blue bear團隊，該項目研究教育機器人

另一個場景發生在中國某高中。同樣是化學實驗課，三十個學生圍著老師看演示。老師操作一遍，學生跟著做一遍，最后把"正確"的數據填進表格。實驗報告有標準模板，誤差被忽略不計，因為"考試不考這個"。

而進入大學以后呢？

根據公開數據，中國頂尖大學的實驗教學占比平均只有8%到10%。

這就是57萬家庭在支付差價時，心里清楚的那筆賬。

不像輿論場所嘲諷的那樣，在如此之大的一筆資金決策面前，多數留學家庭并不是在為"出國"這個標簽付費，而是在為一種無法在國內獲得的訓練付費：

可重復的規范操作，對誤差的誠實，以及從失敗中提取結論的能力。

昆山杜克的數據顯示，他們的學生在大二就開始獨立操作精密儀器，而國內很多本科生到畢業都沒碰過真正的科研設備。

這種差異延續到課堂之外。

普林斯頓的教授謝宇，在Talk三聯的一檔播客節目《為什么校內的氣氛變得不再活躍？》里，曾經描述過一種典型的美國本科課堂與中國大學的對比：

十幾個學生圍坐，主講人只講十分鐘，剩下五十分鐘是討論。學生可以隨時打斷，可以挑戰教授的觀點，可以因為一個新的證據而改變立場。這種訓練的核心不是記住知識，而是學會在不確定性中辯護自己的觀點。

而在中國大學的階梯教室里，常見的是另一種景觀。老師在臺上念PPT，學生在臺下記筆記。

如果某個學生太過活躍，提出了超出教學大綱的問題，老師可能會感到困擾。

不是問題不好，而是教學評估系統不獎勵這樣的行為；相反，偏離大綱還會影響評分。

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曾直言不諱——

"在中國，教師收入和上課與否基本沒有關系"。

這句話揭開了問題的核心。

當一所大學的晉升體系只數論文、只算項目經費、只看行政職務時，教學自然就成了一種負擔。

深圳大學前校長章必功更尖銳地指出，"泡沫學術抬頭，很多教師搞科研是為了評職稱、拿獎金，缺少真正愛學問、做學問的教師"。

這種"向上管理"的文化，讓教授們把精力投入到能看到的績效指標上，而不是看不見的學生體驗。

結果是，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授往往不上本科課。院士、長江學者、杰青，這些名字出現在論文作者欄，但很少出現在本科生的課表里。

因此，這種模式的產出是明確的。

根據OECD的測試數據：

2018年數據：中國學生在閱讀，數學與科學科目上的表現，遠高于其他高水平教育體系的國家，說明學習基礎扎實

2022年數據：中國大陸區不參加PISA考試，但其他地區如港澳臺的表現顯示，其數學方面的成績遠超其他國家，但創新性只在平均。

進一步解讀數據，往年參加PISA的學校通常從經濟發達區抽選，按照大陸區課程設置，大陸區其他地區學校在創新性上只會更加不足，低于平均水平。

如上圖：PISA創新性測試排名中，中國區沒有入前40

中國學生在數學和科學測試里，44%能達到最高等級（國際平均只有15%）；但在創造性和實踐能力的評分上，中國學生卻表現不佳。

我們培養出了世界上最擅長解題的年輕人，但又經常在課堂和職場中見到：當他們需要獨立設計一個實驗，或者面對沒有標準答案的真實問題時，往往手足無措。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頂尖大學的學歷，更像是一種"智商篩選背書"。

它證明你經過了高考的嚴格篩選，智商處于人群的前5%甚至前1%。

它證明你有極高的服從性和執行力，能夠完成高強度的重復訓練。

這些特質確實能培養出符合企業80%需求的員工——高效、聽話、能加班。

但如果你需要那20%的人才，需要那些能承擔風險、敢于質疑權威、在迷霧中開辟新路的創新者，這套體系，在目標人才的定位上，就會缺乏靈敏度。

創新需要容錯，而篩選體系厭惡容錯。

“領導力”——在這樣的體系中，變成了不適配詞匯。

中國大學的學生會里，常見的"領導力"是向上管理的技巧，是如何在科層制中游刃有余，如何討好指導老師。

而美國大學強調的領導力，是發起一個項目的能力，是召集陌生人共同解決一個難題的勇氣，是在沒有上級指令時做出決策并承擔后果的擔當。

在美國課堂考察方式之一，Group Presentation中，會有各種角色的參與：

有用于發言卻實質空洞的，有口才很好卻不愿意干活的，有想做free rider（搭順風車）的，有悶頭干活卻不善表達的（多數亞裔學生）……參與人心思各異，流程不完美，老師不會干預，只會看結果：

上圖展示美國大學常見的集體報告的考察方式。而IB課程則從PYP（小學）階段就開始培養收集資料進行口頭陳述的能力。

這個小組能呈現怎樣的集體協作成果？

這樣的訓練，幾乎每一門課都有，而這樣訓練的目的，除了鍛煉學生搜集資料和表達的能力外，更是對領導力的鍛煉——和他人協作，勇于承擔責任，并善用規則。

啟德教育2024年的報告顯示，44%的留學生在讀期間參與過國際學術會議，而國內高校的創新實踐項目參與率只有18%。

這種差距在就業市場上被放大——根據啟徳2024年發布的《海歸就業力調查報告》，海歸在大型企業的中高級管理層的占比顯著更高，尤其在外資和私營企業中。

就連董明珠"絕不用海歸派"的爭議，也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國際教育確實培養了不那么"服從"的人才，而這正是保守雇主感到威脅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看到57萬這個數字時，應該明白它代表什么。

它不是2019年那個被房產泡沫吹脹的70萬，也不是2000年那個鳳毛麟角的3.9萬。它停留在2016年的水平，是一個市場檢驗過后的均衡點。

在這個點上，剩余的家庭不在乎房子跌了多少，因為他們的教育資金74%來自現金（胡潤百富2024數據）。

圖源：《胡潤百富》2024中國高凈值人群家族教育報告

他們要買的是真實的、無法被國內教育替代的能力：規范的實驗操作、批判性的寫作訓練、以及在無人指導時依然能前行的領導力。

這就是為什么當房地產銷售量跌回2009年，留學人數卻頑強地停在2016年。

因為房子可能是周期的，但能力的培養是剛性的：

只要國內大學還在用"篩選"代替"培養"，用"服從"代替"創新"，這57萬家庭（明年因為大環境問題也許還會減少，也許不會），經歷了中國經濟發展黃金時代的積累，就永遠不會熄滅對更好的教育方式的追求。

誰在堅定為留學買單？

這57萬人，究竟是誰？

根據胡潤百富2024年的調研，高凈值家庭為子女教育準備的總投入平均達到460萬元。

這些錢從哪里來？

74%來自現金類資產，只有不到30%涉及房產抵押或變現。

圖源：《胡潤百富》2024中國高凈值人群家族教育報告

這意味著，當新中產家庭因為房價下跌而焦慮，不得不暫停孩子的留學計劃時，高凈值家庭（胡潤2024年報告中的樣本是：500名平均年齡47歲，平均家庭凈資產2600萬元，平均有1.3個孩子，一半以上是企業主的受訪者）的決策幾乎不受影響。

房地產下跌打擊的是資產負債表上的"感覺富有"，但這批人支付學費靠的是現金流量表上的"真實進項"。他們的錢不是紙面富貴，是每年的營業收入，是股權分紅，是專業服務的現金流。

我的一位學生家長，經營著一家中型制造企業。2023年，當他的工廠周邊房價下跌了20%時，他反而堅定了送孩子留學的節奏。

他在一次面談中告訴我，"我每年凈利潤有八位數，拿出百分之十做教育投入，這比買房保值多了。"

為什么他如此堅定地肯定留學的價值？

坊間有一種流行的二元對立。每當曝出"英國水碩""花錢買文憑"的新聞，就有人歡呼："看吧，還是國內高考公平，還是985篩選嚴格，絕不可能有水貨。"

仿佛留學的問題，自動反證了體制內教育的優越性。

這是一種危險的思維偷懶。

留學的確有問題。"水碩"確實存在，某些預科項目確實是收割焦慮的生意，部分學校的漲價確實包含了不合理的溢價……

但承認這些，不等于要擁抱另一個極端：將篩選智商等同于教育體系的成功。

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不是篩選。培養是耗時的，是慢工出細活，是允許犯錯、允許在一定容錯率內自由發揮和思考。

而篩選是高效的，是標準化的，是用一張卷子快速分出三六九等。當全社會都崇拜"篩選"的效率時，我們忘記了：被篩選出來的高智商，不等于被培養出來的創造力。

更隱蔽的成本在于時間。

在國內的體系里，一個孩子要經歷中考分流、高考獨木橋、大學績點內卷，每一步都是單行道，每一次轉換專業都要付出巨大代價。

對于高凈值家庭而言，錢或許只是賬面上的數字，但孩子的時間窗口和機會成本才是不可再生的資源。

十八歲到二十二歲只有一次，如果這四年被浪費在形式主義的課堂和毫無意義的內卷里，損失的不是學費，而是人生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選擇"兩害相權取其輕"。

他們不是看不到國際教育的問題——學費貴、文化適應難、回國起薪未必高。但他們算的是另一筆賬：如果體制內教育的本質是"高服從性篩選"，而孩子需要的能力是"創新性領導力"，那么留在原地的機會成本，遠遠高于支付的學費。

圖源：《胡潤百富》2024中國高凈值人群家族教育報告

當房子不再增值，當現金必須尋找去處，他們寧愿把錢花在"可能不完美但能培養人"的地方，也不愿讓孩子在"完美篩選但不培養人"的體系里消耗青春。

這不是對留學的盲目崇拜，這是對時間稀缺性的清醒認知。

所以，2026年的留學市場出現了一個明顯的K型分化。整體數字下滑19%，但如果仔細看結構，美本前30的申請人數其實在逆勢增長。

在過去的兩年里，哈佛2024屆錄取率3.6%，創歷史新低，側面印證了頭部需求的剛性——不是申請者變少了，而是優質學位永遠稀缺。

而據多家頭部留學機構反饋，2024年美本TOP30的申請咨詢量并未隨整體市場下滑，高端申請服務的價格反而上漲。與整體留學市場的低迷形成反差，Common App數據顯示，2024-2025申請季中國學生美本申請量同比上漲6%，結束了連續三年的下跌。這意味著，金字塔尖的需求并未萎縮，反而在聚集。

與此同時，"水碩"市場在崩塌。

那些一年制的英國授課型碩士，那些專門為收割焦慮而設的預科項目，招生人數腰斬。這部分家庭正是2019年泡沫期的主力——他們依賴房產套現，追求短期回報，把留學當作一種消費降級前的最后一擲。當房產流動性枯竭，他們是最先退出的群體。

留下來的人，購買動機也變了。

啟德教育2024年的留學白皮書顯示，留學目的正在發生一場靜默的革命：

五年前，"學歷背景"是首要動機，占比66%?，F在，這個比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豐富閱歷"（76%）和"就業競爭力"（53%）。

這個數據，解讀了高凈值家庭的深度擔憂：他們擔心的，不是孩子找不到工作，而是擔心孩子只能找到"執行性"的工作。

所以，當房產周期向下，這57萬家庭反而表現出一種"反周期"的堅定。

此外，胡潤百富的數據顯示，高凈值家庭的教育資金規劃正在前置化，他們不再把留學看作房產增值后的消費升級，而是看作現金流管理中的核心配置。

即使房價繼續下跌，即使股市震蕩，教育支出的優先級被提到了最高——因為這是為數不多的、能夠穿越周期的投資。

國際學校學費憑什么上漲？

據騰訊新聞2025年3月報道，北上深三地國際學校當年學費普遍漲幅在 3%至8% 之間，但頭部學校漲幅遠超均值：上海平和學校高中部從15.8萬漲至 18.4萬 （漲幅約16.5%），北京鼎石學校高中部含住宿費用達 43.4萬 ，創歷史新高。

學費上漲的真相，遠比"貪婪"或"泡沫"復雜。

首先，對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來說，有著真實的成本壓力。

2025年初，深圳市稅務局啟動專項核查，要求部分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補繳過去三年的學費增值稅（稅率6%），涉及金額從數百萬到數千萬不等，4所被抽查學校合計補繳約8000萬元。

這場風波的核心爭議在于：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是屬于“學歷教育”（可以免稅），還是“非學歷教育”（應稅6%）？

目前，3家已補繳約5000萬元，有1家拒絕補繳，金額約3000萬元。

雖然，在學校爭取之下，深圳市教育局表示"辦學性質尚待進一步明確"，已告知稅務部門"研究清楚前先不要動"，目前雙方仍在溝通中。

可以想象，如果要補稅，這筆錢無法內部消化，只能轉嫁給家長。

與此同時，全球通脹推高了外教薪酬：基本物價水平上升的同時，人工薪酬當然水漲船高。

一個合格的IB考官，年薪漲幅在5%到8%之間，而這樣的人越來越難招。

所有中國大陸區的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招聘部門，最頭疼的就是維持穩定師資；反過來，穩定的師資和管理人員，也是一家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運營能力和實力的展現。

因運營成本的上升而造成的漲價潮中，頭部學校占據了優勢。

它們有現金流充裕的家庭支撐，漲價有真實的課程質量背書——IB高分率、AP 5分率、大學錄取榜單。

而尾部學校，尤其是那些2019年后匆忙入局、靠房產紅利吸引生源的，正在經歷殘酷的出清。

2024年，擴張期高杠桿辦學的民辦雙語學校（如厚德書院、諾德安達房山校區）成為倒閉主力，而有公立國際部（尤其二三梯隊）和純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呈現K型分化——前者招生困難，根據《第一財經》報道，廣州部分學校完成率不足10%；而后者在一線城市核心區（如上海浦東、北京順義）依然能維持8%-10%的學費漲幅。

這說明，家長們愿意為真實的質量支付更高的價格。

當杠桿型家庭退出，現金流型家庭留下，國際教育市場完成了從"財富效應的溢出"到"能力投資的剛需"的轉型。

學費上漲，相當于這個轉型的確認信號——有人愿意為真正的教育質量，支付越來越高的價格。

結語：教育，反周期的資產

46%房地產的跌幅 VS 19%的留學人數下滑——顯示了房產是周期性的抵押品，能力是反周期的硬通貨。

給孩子留一套房，他可能被困在下一個下跌周期；給他獨立實驗的規范、批判寫作的思維、承擔責任的勇氣，他就能在任何周期里重建生活。

未來五年，留學水碩會繼續貶值，AP/IB課程體系會持續贏得信任投票：在大環境的風險，因戰爭，地緣政治，經濟摩擦等因素越來越大，不確定性越來越高，人才投入為的不是文憑，而是無法被AI替代的能力——信息泛濫下的判斷力。

所以，當旁觀的噪音在喧囂，家長們在問留學還值不值時，可以把目光投向長周期：

當你的孩子們走出校門，進入30歲，40歲，開始逐漸成為家庭的舵手，為上一代積累了一輩子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源做決策時，你希望ta，是一個“高智商高服從”的篩選品，還是一個能創造規則、穿越周期的思考者？

答案，藏在57萬人的選擇里。

本文作者：一菲

國際教育的三重參與者：千禧年末美本留學生；AP體系歷史科目資深教師&NHD（國家歷史日）評委；孩子就讀深圳老牌IB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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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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