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者》的一項分析發現,由于總統赦免,針對白領罪犯的罰款收入正在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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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唐納德·特朗普已赦免數十名白領罪犯。他還免除了這些人的罰金、滯納金和賠償金,總額高達數十億美元。這些資金中,原本有一部分應注入一項旨在援助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基金,如今,為受害者提供服務的機構正面臨資金短缺的窘境。
1984年,美國通過《犯罪受害者法案》并設立了“犯罪受害者基金”。該基金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聯邦刑事案件定罪后產生的罰金和滯納金。按照法律規定,這些款項必須全額存入該基金。
隨后,這些資金會被下發至各州和地方的援助項目,涵蓋家暴庇護所、侵犯危機干預中心以及受虐兒童治療項目。長期以來,槍擊案幸存者及遇難者家屬都高度依賴該基金的撥款,以此報銷醫療費用、喪葬費并彌補誤工損失。
大幅削減企業罰金,意味著流入犯罪受害者基金的資金隨之減少。《追蹤者》梳理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迄今發布的全部117項赦免和減刑令。
通過查閱法院記錄,核實了被告是否已繳納刑事罰金,或者特朗普是否在債務清償前就下達了赦免令。經計算,若沒有特朗普的赦免,至少有1.13億美元被免除的罰金本應注入該基金。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數字尚未包括直接賠付給受害者的賠償金。
這筆流失的巨款中,絕大部分源于一起單一案件。去年,特朗普赦免了加密貨幣交易所BitMEX的所有者兼運營商HDR環球貿易有限公司。此前,該公司因違反反洗錢法被判處1億美元罰金。
就在繳款期限屆滿前幾個小時,特朗普下達了這項赦免令,這也是美國歷史上首次針對企業體的赦免。由于該赦免令明確要求“免除法院下達的任何及所有罰金、滯納金、沒收財產和賠償金”,這1億美元將永遠無法進入犯罪受害者基金。
“真正支撐該基金運轉的,正是那些數量極少、金額極大的企業案件。”全國《犯罪受害者法案》援助管理者協會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德倫表示,他曾參與起草1984年的相關法案。
他以2017年大眾汽車排放造假案的庭外和解為例,當時這家德國車企支付了28億美元的刑事罰金,為犯罪受害者基金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德倫指出,自基金成立以來,三分之二的入賬資金僅來自90起案件。他強調:“僅僅幾筆和解金,就足以決定這個基金能否維持運轉。”
在總統赦免令中,“免除任何及所有罰金”并非慣用表述。在特朗普首個任期的赦免令中,沒有一項包含免除罰金的條款;然而在本屆任期內,高達三分之一的赦免令都加入了這一內容。
展望未來,這種為白領罪犯免除債務的政策轉向,可能會切斷該基金的重要收入來源。值得注意的是,“免除”并不等同于退款。近期,兩名獲得特朗普赦免的人士提起訴訟,試圖索回部分已繳罰金,但法官裁定,刑事罰金一旦存入犯罪受害者基金,便無法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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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名單中,并非所有人的罰金都被免除。例如,另一家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的首席執行官為和解洗錢違規指控而支付的5000萬美元就不在豁免之列。
特朗普的赦免令正以其他方式威脅著基金的資金池。多名獲赦免者在獲得寬大處理前甚至尚未接受審判,因此法院還未來得及對其處以刑事罰款。這意味著,該基金實際流失的資金總額,很可能遠超此前估算的1.13億美元。
曾在威斯康星州擔任《犯罪受害者法案》管理人員多年的德倫擔憂,特朗普對白領罪犯的赦免,會挫傷聯邦檢察官處理大額罰金案件的積極性——畢竟,總統大筆一揮,就能讓所有努力付諸東流。他坦言:“我們無從得知,檢察官們因此放棄了多少案件。”
過去14個月里,特朗普免除的1.13億美元罰金,遠超其前任喬·拜登在整個四年任期內免除的總額。拜登赦免對象的經濟處罰總計不足100萬美元,且由于大多數人早在幾十年前就已服刑完畢,其罰金早已繳清。
拜登的赦免令唯一中斷的案件,僅涉及作為跨國換囚協議一部分而獲釋的外籍人士。
對于各州和領地而言,1.13億美元絕非小數目。犯罪受害者基金正是根據人口比例向各地撥款的。去年,超過三分之一的州和領地獲得的撥款不足1000萬美元。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該基金的資金狀況愈發捉襟見肘,迫使各州不得不另尋收入來源。
緬因州州長珍妮特·米爾斯在最新的預算提案中,專門為該州犯罪受害者劃撥了600萬美元的年度資金,以彌補聯邦法案撥款的缺口。在俄克拉何馬州,部分受該法案資助的項目報告稱,過去十年間其資金銳減了80%。
賓夕法尼亞州的家暴干預項目在來年將面臨7.5%的撥款削減。新墨西哥州的性侵幸存者組織則呼吁州政府介入,提供200萬美元以填補資金短缺。
基金的資金規模隨聯邦訴訟案件的數量而波動。2000年,美國國會對每年可供分配的資金設定了上限,以便在“歉收年份”也能保留部分儲備金。因此,無論誰入主白宮,該基金的總體規模相對穩定,但實際支出會隨著資金上限的調整而浮動。
聯邦數據顯示,2021年,該基金向犯罪受害者服務項目撥款超過37億美元。而到了2024年,這一數字降至近22億美元,降幅約為40%。資金減少直接導致受助人數下降:2021年,受該法案資助的機構服務了近1000萬人;到2024年,這一數字跌至710萬。
華盛頓州非營利組織“受害者支持服務”主要為暴力犯罪受害者提供倡導服務,其絕大部分資金來源于該法案。該組織執行主任米凱拉·韋伯指出:“法案資金的下滑,給受害者服務機構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她坦言:“對于我們這樣的機構來說,這意味著必須在人員配置、服務能力以及實際能同時接待多少受害者等問題上,做出艱難的抉擇。”
事實上,獲取該法案的援助本就困難重重。據左傾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統計,在12歲及以上的暴力犯罪幸存者中,僅有6%的人嘗試申請受害者補償項目。
參與度之所以如此低下,原因在于公眾對這些項目的認知有限 ,加之申請流程繁瑣,且嚴格的資格審查往往將有犯罪記錄的受害者拒之門外。
韋伯表示:“受害者服務機構通常是身處危機的個人與他們必須面對的法律、醫療和財務系統之間的橋梁。當這座橋梁不堪重負,受害者無法獲得及時支持時,其產生的連鎖反應將嚴重影響他們的安全、生活穩定以及長期的身心康復。”
《瓊斯母親》雜志此前報道指出,該基金面臨困境的另一重原因在于,近幾十年來,聯邦檢察官越來越多地采用不起訴協議和暫緩起訴協議。這些協議不僅給了被告更多的時間籌集罰金,甚至允許他們通過配合政府調查來完全免除指控。
參議院共和黨人則將矛頭指向拜登政府,指責其未能收繳高達10億美元的未結罰金和滯納金——這筆巨款本應流入犯罪受害者基金。此外,司法部還查出有近100億美元的額外刑事罰金和滯納金尚未結清。
在共和黨參議員去年的敦促下,司法部向檢察官發布了關于罰金收繳流程的指導意見。今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要求時任司法部長帕姆·邦迪提供最新進展,但目前尚不清楚司法部是否作出了回應。格拉斯利的辦公室也未對置評請求作出答復。
目前,美國國會正考慮允許犯罪受害者基金動用從欺詐政府罪犯處收繳的資金。這項名為《犯罪受害者基金穩定法案》的法案已于今年1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目前正等待參議院審議。
分析人士指出,該基金的資金短缺還存在更深層的政治原因,其中包括特朗普對聯邦工作人員的大規模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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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司法部現在的狀況就知道了,那些負責收繳罰款的檢察官、助理聯邦檢察官,要么被解雇,要么辭職,要么被調去處理移民事務了。”作為該法案的資深專家,德倫對《追蹤者》表示。
雪城大學非營利機構“交易記錄訪問信息中心”匯編的數據顯示,自2011年以來,針對白領犯罪的起訴量急劇下降,其中在特朗普執政期間跌幅最為顯著。為了騰出人手處理移民問題,特朗普領導的司法部還放棄了史無前例數量的刑事案件。
根據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近期的分析,在特朗普本屆政府執政的前六個月里,司法部拒絕起訴2.3萬起案件,其中大部分是歷屆政府執法機構移交的積案。這一數字中包括900多起聯邦項目或采購欺詐案。“從實際角度來看,如果起訴的案件數量如此之低,我認為這將在近期產生重大影響。”德倫補充道。
截至2026年2月,犯罪受害者基金的余額超過36億美元,高于拜登執政時期的水平。但歷史數據顯示,該基金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曾出現斷崖式下跌。
負責管理該基金的司法項目辦公室的數據顯示,2009年喬治·W·布什卸任時,基金余額為31億美元。到2017年巴拉克·奧巴馬結束第二任期時,該基金達到了13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點。四年后,當特朗普離任時,這一數字又跌回了30億美元。
《犯罪受害者法案》最初由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牽頭推動,是兩黨妥協的產物。德倫坦言,他過去一直相信,聯邦政府在決定起訴哪些刑事案件時是出于善意,而非黨派之爭。“但現在,我不太敢這么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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