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東北竹類地名的文化地理解讀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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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透過昭通竹類地名的文化地理分析，以小見大，深入挖掘竹文化內涵，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有助于現代竹產業的發展，堅定“以竹代塑”的信念，對環境保護、文化建設、旅居康養，亦有借鑒意義。【方法】該研究以昭通2次地名普查資料為基礎，數據源自“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結合歷史文獻及案例分析，對與竹資源利用相關的地名全面梳理，分類闡釋，深入解讀。【結果】數千年來，昭通各族人民在烏蒙山區這片竹類資源極為豐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積淀了眾多的竹類地名：帶“竹”字的地名380余個，70余處“筍”字地名，以及200余個含“箐”字的地名。圍繞竹類資源的開發利用，又衍生出了數以千計的生產活動和相關的地名集群，蘊含著極為深厚的竹文化內容。【結論】昭通先民對竹類資源的開發利用歷程，就是區域人地關系歷史的精彩縮影，竹類地名反映了生態環境、自然物種與社會生活和人類文明之間的多重關系，彰顯了充滿智慧和創意的工匠精神。

關鍵詞：昭通地名；竹資源；竹產業；工匠精神；竹文化

昭通市地處云貴川三省交界之區，位于云南省東北部，習稱“滇東北”；下轄昭陽區（市政府駐地）、魯甸、巧家、鎮雄、彝良、威信、鹽津、大關、永善、綏江、水富（縣級市）九縣一區一市；2024年末戶籍人口637.5萬，有彝、回、苗、壯、白、布依、哈尼、土家等45個少數民族；市域面積2.3萬km2，海拔最高點4044.85m，最低267.57m，高差達3777.28m，平均海拔1699.17m（云南省第一次全國地理國情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18）。

昭通境內的烏蒙山脈素有“云貴高原屋脊”之稱，垂直差異遠大于水平變化的立體氣候孕育了品類豐富的竹資源。已知原生竹類15屬78種，竹屬數占世界17.0%，占全國和云南38.5%，竹種數占世界4.4%，全國8.6%和云南的19%。昭通國土面積僅占全國0.24%，云南5.8%，竹類種屬資源的富集程度，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少見。2024年，昭通竹林面積超過45萬hm2，種植面積最大的是筇竹（Chimonobambusa tumidissinoda）和方竹（C. quadrangularis）。大關、鹽津、鎮雄3縣，先后被中國林學會授予“中國筇竹之鄉”“中國方竹之鄉”“中國赤水源方竹之鄉”榮譽稱號。

數千年來，昭通各族人民在烏蒙山區這片竹類資源極為豐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積淀了眾多的竹類地名。初步統計，今日昭通大地上仍有帶“竹”字的地名380余個，70余處“筍”字地名。此外，還有200余個帶“箐”字的地名，也是昭通竹林景觀的方言記錄，如大竹箐、小竹箐、箐林、箐口、箐溝、長箐、橫箐、火燒箐、大黑箐等。《辭海》釋“箐”為“竹名”，也指“竹木叢生的山谷”。《中國地名通名集解》亦指出：“箐”為“山間的大竹林，主要分布于我國西南地區”（吳郁芬等，1993）。圍繞著竹類資源的開發利用，又衍生出了數以千計的生產活動和相關的地名集群，隱含著極為深厚的竹文化內容。昭通竹類的主要群落類型有筇竹林、方竹林、水竹（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林、毛竹（Ph. edulis）林等，在地名中都有著相應的記錄。全市筇竹地名不下50余處。彝良海子坪有742.5hm2全國僅存的天然毛竹林（鄭進烜等，2007），屬烏蒙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水竹地名29處，如：水竹鄉、水竹壩、水竹埂、水竹林、水竹坪等。箭竹（Fargesia spathacea）地名有：箭竹塘、箭竹溝、箭竹堡、箭桿山等。鹽津“方竹林”，即因出產方竹得名，2022年該縣方竹面積近6萬hm2。鎮雄方竹資源于乾隆年間曾因大量采筍而“蹂躪將盡”（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近年鎮雄方竹產業勢頭發展良好，2022年全縣竹林面積突破6萬hm2，方竹近5.3萬hm2。

目前，國內關于竹類地名的專題性研究，僅見為數不多的幾篇論文。李睿（2000）探討了中國竹地名的分布及結構特征，發現“以竹命名的地名所處的范圍，與竹林的天然分布范圍十分吻合”。而郝詩雨等（2017）通過竹地名的類型細分與空間分布的量化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各省區竹地名數量與其天然或人工竹林面積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然而，這些研究均未涉及竹產業及相關的衍生地名，對竹文化地名所蘊含的人地關系挖掘亦顯不足。

隨著中國政府與國際竹藤組織共同發起“以竹代塑”倡議，對“竹科學”與“竹文化”的創新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名作為區域文化的特殊載體，其中特色鮮明，飽含鄉土氣息的竹類地名更是具有獨特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既是研究區域地理、歷史文化的指示器，也是了解民俗宗教、風土人情的生動教材，亦有助于加深對環境變遷、生態演化的認知。該研究以昭通2次地名普查資料為基礎，數據源自“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結合歷史文獻及案例分析，對與竹資源利用相關的地名進行全面梳理、分類闡釋、深入解讀。透過昭通竹類地名的文化地理分析，以小見大，深入挖掘竹文化內涵，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有助于現代竹產業的發展，堅定“以竹代塑”的理念，對環境保護、文化建設、旅居康養，亦有借鑒意義。

1 竹材資源的利用與交通地名

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內）見到筇竹杖和蜀布等，“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印度）”。這些貨物都是通過秦漢時期就已開通的民間商道銷售的，即后來的“南方絲綢之路”，昭通正是這條古老國際通道上的1個重要節點。筇竹為中國特有，昭通則是其最主要的原生地，民間俗稱羅漢竹。今日，昭通境內還有50余處相關地名。如：羅漢、羅漢林、羅漢山、羅漢水、羅漢坡、羅漢溝、羅漢壩、羅漢坪、羅漢關、羅漢村、羅漢林梁子、羅漢林埡口、羅漢林海子等。

《太平御覽》引《廣志》云：“笻竹出南廣”（李昉等，2008）；《輿地紀勝》謂：“筇竹生馬湖江岸”（王象之，1992）。《大元混一方輿勝覽》記：“烏蒙府出產筇竹”（劉應李，2003）。《乾隆鎮雄州志》載：“筇竹，土人呼羅漢竹。跨山亙谷，密匝回環數百里”（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這些記載，與今日昭通筇竹地名分布完全吻合。漢晉時期的南廣郡包含今鎮雄、鹽津、彝良、威信等地，該區域至今仍有30余處羅漢竹地名；元明時期的烏蒙府轄區為今昭陽區、魯甸、大關等地，尚存20處羅漢竹地名；馬湖江岸有永善、綏江、水富，還有3處羅漢竹地名。2022年大關竹林總面積超過6.7萬hm2，其中筇竹林面積4.5萬hm2，占世界筇竹面積的70%以上。

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他在大夏時見到筇竹杖的信息，受到高度重視。《漢書·張騫傳》云：“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武帝不僅四處遣使探路，還加大了開發西南夷的力度，最終打通了“南夷道”，在昭通境內設置了郡縣。大漢開疆拓土的偉業，與小小筇竹杖的商貿線索交錯展開，演繹了一段精彩紛呈的傳奇故事。

有人認為張騫所見筇竹杖是蜀地所產，但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之至瀘、敘間賣之，一支才四五錢”。所謂“徼外蠻”，即生息于昭通境內的蠻僚族群。其實，戰國末至漢武帝時期，昭通部分境域屬蜀郡或受蜀郡監管，亦可視為蜀地。漢代，昭通所屬之犍為郡仍與蜀郡、廣漢合稱“三蜀”。

宋代詩人黃庶《筇竹杖》贊曰：“生來節便高，故有扶危力”。《竹譜》還記載了昭通境內另有適合作杖的優質竹材：“桃枝出朱提郡，曹爽所用者也”。《桂海虞衡志》云：“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人以大者為杖”。

竹類資源在人類交通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深山峽谷，索橋飛渡；急流險灘，竹筏破浪。不僅江河水運中的撐篙、纖繩常由竹材供給，陸上交通的滑竿、背簍、挑擔、拄杖亦與竹子相伴。從魯甸“索子上”（產銷繩索）、大關“吊橋”、永善“溜上”、鎮雄“筏竹壩”“渡船壩”、魯甸“韋家渡”、鹽津“半邊渡”“林家渡”等地名中，依稀可見先民跨越江河險阻的身影。

竹索即用竹篾編成的纜索，常用于牽挽舟船，或架設索橋、浮橋。索橋起源于中國西南山區（李約瑟，2003），亦稱繩橋、懸橋、吊橋，古稱“筰”或“笮”。《太平寰宇記》云：“凡音笮者，即土夷人于大水之上制藤為橋，謂之笮”（樂史，2007）。《漢書·地理志》謂：“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金沙江古稱“繩水”，因江面上有索橋或溜索而得名。

昭通早期索橋均為竹索或藤橋，《讀史方輿紀》載，明代牛欄江下游：“江闊水急，夷人用藤索橫江，貫以木筒，過者縛于筒上，用游索往來相牽以渡，謂之索橋”。乾隆年間昭通牛欄江上仍有藤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01）。大關黃葛鐵鎖橋，古為竹索橋，道光十八年（1838年）改建鐵索橋。高山峽谷中，索橋雖然驚險，實際并不可怕，相對而言，浮橋、舟渡的風險更大。同治二年（1863年），石達開率部架浮橋搶渡金沙江，導致了嚴重傷亡，“浮橋有三處，······均用篾纜牽過金沙江對岸，上鋪木板。······過者僅及其半而浮橋遂斷，人馬溺死江中者不知凡幾”（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今日昭通還有10個“吊橋”地名。民國時期綏江板栗坪上河口，仍在使用竹料造橋，因水流湍急，時毀時修（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大關“金竹橋”、威信“斑竹橋”，雖非竹材搭建，卻因橋邊有金竹（Ph. sulphurea）、斑竹（Ph. reticulata‘Lacrima-deae’）而得名。

溜索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巧家“關溜”、魯甸“楊家溜”、鎮雄“擺溜灣子”、大關“沱溜灣”等。魯甸“官溜”，即因當地1位官員曾在此修建溜索而得名。20世紀40年代，著名學者徐旭生從宜賓至昭通途中，還見到橫江上有多處索橋，并做了生動記錄（政協昭通市委員會，2019）：

水聲洶涌，間有獨索橋。大索下有一繩，以若干竹環系于大索上，以備手攀。下懸一竹方筐，可坐。是日未見過者。又有于大索下懸一小舟以備渡者。······見有過獨索橋者。停滑竿觀之。第一人猿攀大索，并帶細繩過彼岸，此細繩即以若干竹環套于大索上者。第二人第三人將所負系于細繩上，第一人從彼岸緩拉，未幾即到。

永善“溜筒江”，位于金沙江邊，以溜索橫渡而得名。張泓《滇南新語》謂：“兩岸險逼，無隙可施鐵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懸繩飛渡，既充滿智慧，也需要勇氣。

據《昭通地區志》統計，1990年全區還在使用的溜索（鋼纜）、溜船（小木船系于溜索上攀索過渡）尚有28處，很多溜索進入21世紀仍在使用。直到2017年底，“溜索改橋”工程已陸續建成，包括云南在內的西部七省，結束了1168個建制村（約4000個自然村），近326.7萬人僅靠溜索出行的歷史，徹底改變了溜索地區群眾的出行方式（姚金瑩，2021）。千百年來，積淀于昭通大地的索橋、溜索、渡口地名，將永遠銘記著先民們堅忍不拔的開拓精神！

2 竹林景觀的地名記憶

竹類是昭通優勢植物，作為重要的衣食之源，一直受到老百姓的珍視。竹林作為1種土地利用類型，與人類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昭通境內光叫“竹林”的地方就有29處。還有100余個帶“竹林”的地名，如：大竹林、小竹林、長竹林、竹林灣、竹林沖、竹林壩、竹林坪等。

特別是看到唐家竹林、孔家竹林、馬家竹林、趙家竹林、徐家竹林、田家斑竹林等，帶有姓氏的竹林，可知許多竹林并非全是野生的，也有人工栽培和管護的，綏江“自竹山”提供了確證，村居周圍自種竹子較多，故名。鎮雄“秧氹”，老百姓在此挖嫩竹栽種；“海竹秧”“竹秧坪子”都與竹子移栽有關。華竹寨、竹莊溝、竹林邊、竹林頭等，均以村寨為參照命名。

元代《云南志略》記載了昭通境內土僚蠻的竹棚：“所收稻谷，懸于竹棚之下，日旋搗而食”（李京，1986）。《新唐書·南平僚傳》描述僚人竹樓為：“人樓居，梯而上，名曰干闌”。宋代學者周去非《嶺外代答》記南方竹鄉少數民族房屋：“上設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編竹為棧”。僚人原居嶺南，漢晉時期沿珠江上溯進入昭通境內，生息于南廣河、橫江流域。《太平寰宇記》載：“南廣溪洞內，并是諸僚”。今日，昭通地名中仍有上百個“棚子”，如：牛棚、羊棚、蕎棚、秧棚、車棚、香棚子、花棚子、煙棚子、新棚子、老棚子等。

竹籬茅舍的景觀，在昭通地名中也有著真切的記錄。鎮雄“竹林”，就是因為住戶周邊翠竹成林而得名。魯甸“竹園子”，因當地人戶多用竹柵欄圍菜園，以防禽獸，故名。彝良“蘆茅寨”，因蘆茅竹較多得名。康熙年間，陳聶恒《邊州聞見錄》載其途徑彝良核桃坪所見：“茅屋數楹，編竹籬以御鹿豕”（謝本書，2011）。竹棚茅屋，就地取材，昭通不乏“茅草”地名，如茅坡、茅草、芭茅河、黃茅埂、絲茅坪、白毛草地等，故有不少“草房”地名，如鎮雄“草房”、威信“草房寨”、鹽津“草房頭”、魯甸“茅棚子”等。

彝良“大竹”，據說是明朝年間，當地農民大量種植竹子，以備成林后建房和采筍而得名。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昭通地區土特名產志》記載，金沙江、關河和白水江流域一帶的農民尤其喜歡種竹，鹽津廟壩鄉7600多戶農家，有5600多戶栽有竹叢，許多人家都在綠竹掩映之中。該縣“花竹坪”，因斑竹較多，俗稱花竹，故名。竹子粗大者可以作甑子，細小者可以作笤帚，恰好彝良“掃把山”，就是人們在此砍竹子做掃把出售而得名；巧家“掃把林”亦然。昭通竹類資源僅從地名中就能統計出二三十種：

羅漢林（筇竹）、方竹林、水竹壩、楠竹林、荊竹坪、石竹箐、刺竹坪、茨竹坪、華竹寨、樺竹、滑竹坡、箭竹塘、海竹秧、金竹坪、綠竹埂、黃竹林、黑竹林、苦竹、甜竹、冷竹、花竹、花斑溝（花斑竹）、白甲崗（白甲竹）、竹菜溪、矮竹坪、石竹箐。

元代學者胡三省《資治通鑒》（司馬光，1956）注云：“蜀人謂篁竹之間為箐，謂林為叢箐”。箐字從竹，亦可表示竹林幽深之色，如“老黑箐”“小黑箐”等。昭通地名中，“箐”作為竹林混生的山谷景觀，其中既有竹子，也有樹木野草，如：小竹箐梁子、樟木箐、杉松箐、桂花箐、化桃箐、蕁麻箐、白蒿箐；還有動物：猴子箐、野雞箐、白鹿箐、螞蟥箐、老鼠箐、野豬箐、貓貓箐（虎狼出沒）等。這些竹木茂盛之地，還有諸家聚落分布：杜家箐、高家箐、何家箐、夏家箐、苗家箐（苗族所居）。甚至這些山箐中的農作物也留在了地名中：包谷箐、麥子箐、蘇子箐、木瓜箐等。

“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竹子作為最常見的庭院植物之一，營造了宜居可人的景致與環境。清代學者李漁說：“種樹欲其成蔭，非十年不可，······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樹。”昭通苗族村寨前后有參天大樹，或千桿翠竹，被視為神樹和神竹，精心呵護，虔誠敬祀，不許亂砍濫伐（程恩光，2008）。彝族中的“青彝”支系，傳說其祖先是從“金竹”中誕生的，世代堅持編織竹器為業，在遷徙中，哪里有竹，就到哪里安家（何耀華，1981）。

《乾隆鎮雄州志》載：“海竹，空中，為咂酒桿”。《恩安縣志稿》謂：“昭通苗族宴會，以咂竿酒為敬”。翼王石達開率軍進駐威信麟鳳壩，與當地士紳咂酒言歡，留下了“翼王坪”這一紀念地名，還有廣為流傳的即席賦詩（云南省威信縣志編纂委員會，1999）：萬顆明珠一甕收，孤家到此也低頭；五龍擎托乾坤柱，吸得黃河水倒流。

生動有趣的竹林景觀地名，銘刻著先民們開發資源、建設家園、改造環境的成敗得失，記錄了蕓蕓眾生樂天知命的生活勇氣和熱愛鄉土的真摯感情！

3 蔚然大觀的竹制品與工匠地名

竹子獨特的材質，具有其他植物難以替代的功能。勞動人民利用其天然的中空性，發明了筧槽引水、筒車提水的技術，就地取材，經濟適用，極大地緩解了山區環境中的引水、灌溉的難題。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如彝良“高筧槽”“檢槽”，大關“筧槽灣”，巧家“筧槽溝”，魯甸、鎮雄都有叫“高筧槽”的地名，因架設竹管或木槽引水，離地面較高而得名。“竹筧”亦稱連筒，王禎《農書·農器圖譜》言：“連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離水泉頗遠，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內通其節，令本末相續，連延不斷，擱之平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至”（王禎，1981）。

北宋梅堯臣《水車》詩云：“既如車輪轉，又若川虹飲”。《讀史方輿紀要》卷70四川興文縣“水車河”條載：“居人以竹為輪，高二三丈，斜列以筒，汲水而上，可溉田疇，號曰‘筒車’”（顧祖禹，2005）。鎮雄縣就有處叫“大水車”的地名，另有“車子壩”，用水車灌田；“同車”（筒車），曾用龍骨車在河邊抽水種田；“同車河”其實是以筒車在河里抽水；“銅車河”，用筒車提灌，后音變為銅車河。鹽津“車子灣”，地處山灣，曾架有水車。綏江“筒車壩”，昔人用筒車提水灌溉。“天車坡”，以水車抽水溉田，故名天車（即田車）。“水能利物，輪乃曲成”，水利是山區墾殖的重要保障，這些地名中記載的連筒、水車景觀，充分體現山區農民因地制宜的生態智慧和開拓精神，宋人趙蕃有詩贊曰：“兩岸多為激水輪，創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澇，惟此豐兇歲歲均。”

王禎《農書》對筒車的制作和使用也有詳細說明。鎮雄恰有1個“車匠溝”（制作水車的匠人居此）的地名，記錄了水車技藝的傳承。除車匠外，昭通地名中還有鐵匠、篾匠等眾多工匠：鐵匠寨、篾匠溪、木匠溝、車匠灣、解匠河溝、桶匠溝、上皮匠街、銀匠巖、氈匠營、石匠房、鏵匠灣子、機匠灣子（織布機）、香匠溝。

這些令人難忘的百工技藝及其背后的工匠精神，豐富了昭通地名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價值。有趣的是，在鎮雄“山匠”（獵人）這一地名中，還把掌握捕獵技術的獵人也視為匠人，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歷史歲月中，昭通先民曾經的生活方式和謀生技藝。

昭通民眾生產、生活中的竹產品，舉目所見者，難以勝數，如：竹筍、竹樓、竹竿、竹席、竹簾、竹籬笆、竹背簍、竹斗笠、竹筷子、竹碗籮、竹扇子、竹床椅、竹書架、竹茶具等。過去，芒部還有叫“裹”的機構，專門負責竹制品生產。直到今天，當地仍有“裹底”背籮之稱。鹽津大黎山盛產水竹，清代運輸京銅之竹簍，多用當地竹材編造。民國時期，綿紙、篾席、竹椅子等為大關縣特產。鹽津工匠制作墊席、箱、籠、篾、扇等物，細密精制。烙花工，其奇者，以一方竹上烙山水人物、翎羽花草，靡不備肖，生動有致（楊宇明等，2019）。

民國《大關志稿》載，當地某位有心人見四川商賈所販玩具等多用篾絲織成，欲仿其形制改用藤編，歷試3年仍未得要領，遂向當地竹工匠人學習，技藝精進，以所制碗盒、藤簸參加滇省會展，獲優獎。另有某君“善竹工，能以薄篾竹織枕席，尤能精制團扇，以篾絲織出山水人物花鳥或多種文字，民國初年獲巴拿馬競賽優秀獎”（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鹽津普洱竹簾曾在全國評比中名列第四；巧家某位藝人用篾絲精制竹帳，重不過200g，玲瓏剔透，巧奪天工（昭通地區行政公署地方志辦公室，1993）。不少竹編制品，既是日用器物，又是藝術品，如綏江之竹編畫，頗具工藝美術品位，提籃、食盒、竹帽、竹筐、花瓶、竹扇等，也精美實用。

昭陽區“篾鎖街”“搖籃村”“籃子沖”，鎮雄“斗笠寨”，彝良“斗笠山”等地名，記錄了竹制品的生產和交易。巧家“干彝村”“剛彝村”，據說都是指彝族篾匠居住之地。在昭通眾多的形象地名中，還有撮箕、筲箕、簸箕、篩子、籮篼、背簍、籃子、扁擔、刷子等農具：折扇街、椅子山、石籠箱、籃子沖、雞罩爐、柜子洞、撮箕口、簸羅寨、簸箕巖大梁子、筲箕洼、篩子坪、包篼坪梁子、烘籠寨、水簾洞、燈籠山、刷把灘、扁擔石。

彝良、永善、大關、鹽津、威信等縣，還有直接叫扇子、碗籮、撮箕、燈籠、簸箕、筲箕、鍋圈、雞籠的地名。全市帶“撮箕”的地名有19個，“簸箕”20個，“筲箕”21個。

水富“篾匠溪”，反映了竹器制造專業分工的史實。竹器制作工序有：選竹、除枝、去節、破竹、分篾、刮青、制絲、編織。這些都離不開刀鋸，昭通地名中有近30余個帶“刀”“鋸”的地名，對此作了生動的詮釋：彎刀卡、刀口灣、刀砍巖、白刀嶺、剝刀梁、筆刀嶺、薄刀嶺、關刀田、解鋸、鋸燈槽、剪刀洞、剪刀灣、司刀圈。

鹽津“竹根坡”，因竹林被大量砍伐，只剩竹根而得名；永善“竹箭溝”，曾有茂密水竹，砍伐后留茬，俗稱簽，故名竹簽溝，后音變為竹箭溝。

常言道“磨刀不誤砍柴工”。鎮雄、水富居然有兩處叫“磨刀”的地名。彝良、威信、巧家地名中都有“磨刀石”，另有10余處磨刀溪、磨刀溝、磨刀埂、磨刀石梁子。昭通江河中的磨刀石，晉代就已聲名遠揚，《華陽國志·蜀志》載：“崩容江出好磨石”。所謂“崩容江”，即貫穿昭通境內的橫江。

4 竹筍產業衍生的地名集群

昭通竹類資源豐富，地域分布廣泛，既有春筍、秋筍，也有冬筍。綏江白甲竹，春、秋打筍，并可造紙；還有一年四季都能生筍的月季竹。因此留下了眾多的竹筍地名，如：竹筍、筍子、筍子溝、筍子坪、打筍壩、筍子棚、高筍壩、一筍壩、筍子老林高山、冬筍塘、黑筍溝、筍廠、筍葉廠、各筍溝（竹筍種類較多）。

僰道（包括昭通水富、鹽津一帶）苦筍早在宋代就已被《方輿勝覽》列為特產。黃庭堅《苦筍賦》云：“僰道苦筍，冠冕兩川”。《乾隆鎮雄州志》載，每年筍出之際，“遠商四集，構棚倩工挖煮，負鬻黔蜀”。民國《鹽津縣志》記當地筇竹筍生產：“綿亙約六十里之地俱產之······每年春筍生時，近山居民負蓑戴笠，深入林箐，掘筍剝籜，簍負歸家，貯存釜中，加水煮沸，令少熟取起，抗干復熏以硫黃，方久藏不腐”。該書還記各鄉亦產竹蓀（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僅鎮雄一縣就留下了一二十處加工竹筍的地名，如筍廠坪、新廠、夾竹廠、冉家廠、冬筍塘、筍子棚、老廠等。地名中，采筍、煮筍的用具也一應俱全，挖筍的有鋤頭溝、一鋤地等。竹筍加工的炊具地名更是多姿多彩：鐵鍋寨、羅鍋田、大鍋洞、砂鍋廠、土鍋房、甑子溪、甑子巖、鍋底寨、小鍋圈、大鍋圈巖、支鍋山、三鍋莊、鍋鏟灣、灶孔灣、石灶孔、火盆底、火鉗坳。

昭通帶“鍋”字的地名多達120余個，遍布全市各縣區。老鍋廠、下鍋廠、上鍋廠、頂鍋廠等，“鍋廠”地名40余處。洗鍋用的“刷把”（刷把灘）也可在地名中找到。甚至加工竹筍的工棚發生火災的事件，也被鎮雄“火燒棚”這一地名記錄下來。腌制竹筍的壇罐、木桶、石缸、瓢盆之類的地名也極為豐富：罐子窯、壇罐廠、壇罐窯、壇子口、缸子坪、石缸壩、木桶溝、扁桶山、桶桶廠、盆窩、金盆灣、玉盤、大石盤、瓢廠、挖瓢沖、瓢兒塆。

全市帶“碗”字的地名多達上百個，僅“碗廠”就有27個。所謂“飯碗”其實就是生計問題，竹子關乎老百姓的“飯碗”。從地名中還可以看出，過去昭通制造碗具的工藝和材質，既有陶瓷，也有竹木，如鹽津有兩處“車碗溪”，都是因為過去在此用竹木生產碗具而得名的；彝良“車棚”生產竹木碗、盆。

竹林作為完整的生態系統，其間還有豐富的飛禽、走獸、昆蟲、菌類和其他植物。如野兔潛匿林區，新筍出土常被其嚙食，野兔的出沒及危害亦為筍農所關注，故有兔耳坪子、兔兒灣、兔二（兒）山等地名。采集、捕獵曾是農民生計的重要補充，老百姓對竹林中的動植物也非常熟悉和關注，留下了許多地名：竹牛坪（1種吃竹的蟲）、蜂巖溝、花蛇溝、老蛇窩等。鎮雄不僅有“竹雞山”，還衍生出上、下竹雞山。彝良“彩鳥”，各種色彩絢麗的鳥類棲息于竹林中。常在竹林中采集的食物也有記錄，如“折耳根坪子”“折耳根埡口”以及“菌子山”“菌子場”等。竹海林莽，難見天日，進山打筍，容易迷路。為此，地名中記錄了兩種解決辦法：“敲梆坪”，打筍迷路時，敲梆聯絡或呼救；“磬鈴口”，打筍時，為防迷路，常在竹林邊掛上磬鈴，以聲響確定方位。這些深藏于地名中的勞動智慧和生活勇氣，令人驚嘆。

竹子與稻、麥同科，有的籽實也可食用，雖然竹子開花較為罕見，但在昭通地名中仍然留下了幾處珍貴的記錄。大關“勒米壩”，即因窮人曾在此采集竹米以度饑荒而得名，“勒”即采集之意；鎮雄“瓜竹溝”，亦因竹子開花得名“花竹溝”，后諧音為瓜竹溝。竹子開花、結實，數十年才發生1次，往往是整林齊發，繁實累累，綿延幾十里乃至百里，之后盡皆枯死（王利華，2013）。康熙年間，官員陳聶恒經過彝良時，正逢筇竹開花大片枯死的年景：“槁死道旁者以萬萬計”。他發現“分水嶺而上為筇竹，下為水竹，無一桿夾雜”（謝本書，2011）。在災荒頻發的饑饉歲月中，竹米為災民帶來一縷生機，故在鄉土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昔日，老百姓在深山箐林中采集竹筍，時常遭受猛獸威脅。昭通地名對虎豹、熊羆、豺狼、野狗、野豬等出沒之地，也有著詳實記錄。如：老虎山、老虎洞、豹子溝、豹子坪、熊窩、熊路、熊叫、老熊塆子、野熊塆、熊榨梁子（安榨板捕熊）、花狼溝、野狗塆、野豬凼、野豬塝、野豬塘、野豬溝、野豬窩梁子等。其中，熊和野豬的地名各有30余處。1頭野豬一夜間可將數十畝竹筍及嫩竹全部食光（陳嶸，1984）。老百姓常視其為破壞竹筍之禍首，必欲除之而后快，由此產生了許多捕獵地名，如：打豬溝、勒豬壩（下套）、小榨坪（設榨板）、抬榨坪、關豬洞（設機關捕捉）等。野豬喜洗澡，常棲息于山泉、水凼邊，鎮雄“諸宗海”，即因野豬常在此洗澡，鬃毛掉落水中，人稱“豬鬃海”，后諧音而得名。民國《昭通志稿》載：“虎為鎮山之王。北鄉老林、王家山間有之；豹，捕食牛羊等；狼，俗呼野狗，性兇殘，四山有之；豺與狼同類異種，形如犬，黃褐色，性尤殘，四山皆有，荒年尤多。野豬，較大而性殘烈；狗熊，形類狗而烈，四山皆有之。”

水富“黑虎山”“老虎灣”、鹽津“老虎溝”、彝良“大虎寨”，皆因曾有老虎而得名。彝良“野物埡口”、鎮雄“野物大地”集中反映了人們對野生動物出沒的關注。威信的“約伴溝”，傳說虎豹較多，過往需結伴而行；“小鬧”，深山老林野豬較多，需結伴喧鬧而過才安全。過去，面對野生動物的威脅，昭通先民常用弓弩箭矢等捕獵工具應對。民國《昭通志稿》謂：“箭竹，質極堅韌，又稱矛竹”。乾隆《東川府志》載：“用六七尺長竹子，一頭削極細，約二尺許，如線帚，桐油煎過，使用刀箭不能入，刺物甚利，用以獵獸”（梁曉強，2006）。昭通苗族“善制弩箭，除毒蛇，制猛獸”（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歷史上，野生猛獸對民眾的危害，《昭通地區志》的記載（昭通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7），令人震驚，殷鑒不遠：1957年，昭通縣野獸肆虐，吃掉小孩19人、馬38匹、豬26頭，縣兵役局組織打獸隊59個，731人，獵獲野獸近萬只，打獸隊傷亡22人。

人們在深山密林、江河溪澗中打筍、漁獵，除了毒蛇猛獸外，蜂蠆、螞蟥、螞蟻、蜈蚣、蜘蛛、毒蜂等也會造成傷害，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毛蜂洞、牛角蜂灣子、毛拉山（毛蟲）、雷公山（蜈蚣）、蜘蛛灣、螞蟻子溝、螞蟥溝、螞蟥坪、螞蟥坡、螞蟥箐等。

古代捕魚撈蝦用的竹筏、漁籠、釣竿等，都取材于竹林。昭通江河溪澗中的魚蝦，見諸地名者如：鲇魚洞、花漁洞、小魚溝、鯉魚灘、魚鰍寨、漁江溪、鯉魚奔灘、蝦子溪等，以“魚”打頭的地名多達100余個。歷史上，昭通魚類資源極為豐富，《華陽國志》甚至有“江多魚害”的記載（任乃強，2007）。過去人們常在河邊用石頭圍壩，將魚攔于壩中，用撮箕或背籮打撈，產生了“魚壩”“魚壩村”等地名。鹽津“打魚壩”“漁船坡”，昭陽區“打魚村”，永善“撮魚壩”，彝良“漁棚子”，以及大關十景地名“吊橋漁火”，皆為漁業生產的地名記憶。由昭陽區的“魚餌山”（山形似魚餌），亦可知釣魚活動的普及性。透過這些生動的地名故事，可以更加真切地理解人類活動與資源環境的復雜關系。

美國學者房龍說：“人類的歷史是饑餓者尋找食物的記錄。”昭通先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開發竹類資源賴以為生，不避千難萬險，想盡千方百計，歷經千辛萬苦。昭通大地上，數以千計的竹類生產活動地名，凝聚了萬民百姓對生產、生活的感悟，對區域地理環境的深切認知。

5 竹紙生產與文教地名

竹帛簡牘，青史綿綿，竹子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尚書·多士》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論衡·量知》曰：“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王充，1974）。運籌帷幄也與竹子難分難解，中國數學史上極為重要的“算籌”，最常見的制作材料乃是竹子。竹籌也曾在昭通少數民族中流行，境內的烏蠻到敘州貿易，常于寺院之中群聚賭博，“折竹為籌，以記勝負”（陸游，1997）。竹資源的開發利用，除關乎衣、食、住、行外，還對書畫藝術、詩詞歌賦、文體娛樂、民族風情、宗教信仰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造紙術的發明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意義非凡，尤其是以嫩竹為原料的竹紙更是獨具一格，為底蘊深厚的中華書畫藝術增添了無窮魅力。民國《昭通縣志稿》謂：“昭屬北二區，山多叢竹，近山居民取以造紙，供應不窮，約有造紙者十數家，出產頗豐”。民國《鹽津縣志》載，該縣“有造紙工廠四五十家，每人一月可舀草紙二百余捆”。今天昭通境內仍留有69處“紙廠”地名。如：紙廠塆、紙廠坪、紙廠坡、上紙廠、興隆紙廠、梅家紙廠、徐家紙廠、聶家紙廠等。名“紙廠”者30個，“紙廠溝”20個。《綏江縣縣志》說：“境內竹山最廣，除制器、建屋、采筍外概用以造紙，故造紙業甚為發達。全縣紙廠約二百余家，平均每家二槽，每槽可出紙萬刀”（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清續文獻通考》云：“紙廠普通稱‘紙槽′，分布極廣。······原料為竹、樹、皮、藁、葦、草、舊紙等。竹紙產于南方”。

紙廠俗稱“紙槽”，彝良、威信、鎮雄都有叫“紙槽”“紙槽溝”的地名，巧家“槽房”因建有紙槽得名。民國《鹽津縣志》載，造紙的“辦料”方法為：“冬春之間，伐取嫩竹，劈為竹片，篾扎成捆泡之池中，每百斤加石灰五十斤”。該縣“箭竹塘”，即因村內多箭竹，曾建水塘備料造紙而得名。古語云“搗竹為紙，伐木為舟”，建池塘，設紙槽、制造竹紙，多選近水傍溪之地，不僅便于竹材漚制、竹麻漂洗，且大量原料需搗爛，水碓便成為首選。如威信“水碓溝”“水碓塝”，水富“水碓溪”，鹽津、綏江都有“水碓梁子”等。水碓見于漢代，用作糧食加工，傳入西南亦為舂米之用，隨著造紙技術的發展，又大量用于搗制紙漿。“豈惟搗香粳，兼之造竹紙”，水碓在造紙中的廣泛應用，充分體現了先民與時俱進的勞動智慧。

與造紙相應的還有“竹麻”地名，如鎮雄“竹麻灣”，當地居民曾用竹纖維制作竹麻；威信“竹麻”，鹽津“竹麻林”，都是指用嫩茨竹制作竹麻。慈竹（Bambusa emeiensis）“篾皮可為繩，甚固，又可為麻”（楊柳，2022）。先民在開發利用竹子的過程中發現了嫩竹的纖維素含量遠高于老竹，故用于制麻、造紙。《邊州聞見錄》記錄了康熙年間，川南和昭通的竹麻生產：“秋冬以慈竹為之······熟之以絞索捆履，呼竹 麻。及春，老不復用”（謝本書，2011）。竹纖維的利用首創于中國，故國外有“中國纖維”之譽。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當地又稱“甜竹”，其纖維可織繩、造履，是我國南方栽培最廣的竹種之一。彝良“甜竹林”，即因早年人們在此種植甜竹而得名。鹽津也有甜竹塆、甜竹坳等地名。

山竹和水竹“稈細，可為筆管”，竹葉亦可以供書寫。昭通境內，凡帶“筆”字的地名，幾乎都與用竹管制造的毛筆密切相關。如：文筆、筆山、文筆山、文筆河、筆花山、筆架山等。昭通帶“墨”字的地名有“翰墨池”“墨翰鄉”，還有“硯池山”，昭通地名中文房四寶一應俱全，不僅有“文字”內容，還有“書卷氣”：一字溝、八字山、八字墻、十字嶺、十字路、十字街、大十字、大字塘；書房、書房灣、花書壩、萬卷書、月潭書院、書樓、老學堂、崇文路、啟文街、文閣、文廟。

鎮雄赤水河中有一瀑布，巖石層層堆疊如書卷，故名“萬卷書”。大關石門關清代字庫塔，反映了民間敬惜字紙的習俗。威信“背書壩”，相傳此地有戶人家，渴望兒子考中秀才，將其關在屋內背書而得名。

清代永善副官村（今綏江）舉人凌光斗《檜溪》詩云：“兒童知誦讀，燈火映柴扉”（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勤學苦讀，少不了燈火照明。竹子也可用于照明，燭竹“土人采以代燭”，油竹“水浸，曬干為燎，可代燭”。《邊州聞見錄》還記載了昭通先民用竹片摩擦取火的方法（謝本書，2011）：山民無取火具，破大竹插地，以兩片橫夾之，置枯葉或竹屑其中，用力上下，煙焰勃然，名“扯火”。

鎮雄恰好有一處叫“扯火坪”的地名。鋸竹取火是1項古老的技術，《淮南子·說林訓》云：“槁竹有火，弗鉆不燋”。明代學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說：“竹火易取，常用無毒”。“竹火”是勞動人民利用竹林資源過程中取得的顯著成就，是對竹材特性深化認識的產物，具有深遠的影響。

竹紙與竹材制成的燈籠，在昭通鄉土地名中也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燈籠山、燈籠包、掛燈寨、掛燈坪等。燈籠的妙用，還書寫了一段昭通戰爭史上的傳奇。雍正六年（1728年），烏蒙叛亂，懷遠將軍率兵進剿，至大關柵子門，卻久攻不下，最終以竹燈籠掛于羊角之上，趁夜驅趕上山，誘使敵方將滾木礌石投放殆盡，得以破此要塞。當地巖壁上還留有“懷遠將軍劉崑于雍正六年正月十六夜破此關”的摩崖石刻。

6 結論與啟示

昭通先民對竹類資源的開發利用歷程，就是區域人地關系歷史的精彩縮影，竹類地名反映了生態環境、自然物種與社會生活和人類文明之間的多重關系，彰顯了充滿智慧和創意的工匠精神。豐富多彩的竹類地名也是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寶貴史料，昭通竹類地名生動地記錄了區域竹產業的開發歷程，深入解讀這一文化遺產，從中汲取深刻的經驗和教訓，為題中應有之意。

昭通歷史上的采筍活動，曾受到眾多野生動物的侵擾與傷害。今日，這一問題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野豬、黑熊等種群數量的增多，在竹筍生產及相關的文旅活動中又日漸凸顯，需要高度重視和積極應對。鑒古知今，人與動物如何才能和諧相處，也是1個須長期關注的課題。

竹子堪稱世上生長、更新最快的植物，作為使用歷史悠久的可降解天然材料，被公認為塑料的重要替代品。推行“以竹代塑”，不僅要加強科技創新，也要弘揚和傳承竹文化的優秀傳統，以文化的力量凝聚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創造更廣闊的應用前景。從昭通竹類地名中，亦可感知竹子獨特的生態功能和審美價值，筇竹、方竹，風骨稟異；毛竹風姿優雅，韻味悠長，堪稱綠美昭通的亮麗名片。

修竹留風，幽篁清雅。昭通竹類地名，見證了古人的匠心獨運與巧奪天工。他們不僅創造了經濟適用的竹器、賞心悅目的竹藝，還構筑了竹林茅舍的田園詩畫。中華竹文化，以其因地制宜、自然和諧的生活實踐，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大道至簡的藝術境界，為我們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共筑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提供了綿延不絕的力量和智慧。

作者：傅奠基 劉燕 唐智

來源：《竹子學報》2026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耿 曈

審訂：鄭雨晴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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