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實邊：中國古代治疆的培根固基之舉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市場星報）

縱觀中國歷史，新疆治理始終是關乎國家統一、邊疆穩固和民族交融的重大課題。歷代中央王朝在治理新疆實踐中探索出諸多經驗，發展實邊就是其中的一條重要舉措。而屯田開發、水利建設與發展商貿，猶如發展實邊的三根堅實支柱，共同支撐起古代新疆發展與安定的大廈，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屯田開發是扎根西域的生存基石

邊疆治理，首在實邊；實邊之要，在于足食。對于遠離中原腹地、運輸補給極其困難的新疆地區而言，如何保障駐軍、管理機構與移民生存，是歷代中央王朝面臨的首要挑戰。推行軍事戍守與農業生產緊密結合的屯田開發戰略，在邊疆建立自給自足、持久運轉的經濟生命線，成為古代中央王朝經略新疆的基石。

屯田戍邊的雛形早在秦朝就已出現，不過西漢才有計劃實施。漢文帝時，晁錯奏《守邊勸農疏》，認為士卒輪流戍邊非長久之計，主張有計劃移民，發展邊疆地區生產，把衛國和保家聯系在一起。晁錯的建議在漢武帝經略西域時得到采用。漢武帝為徹底解決匈奴侵擾，開始大規模經營西域。公元前101年，漢將李廣利征大宛后，西漢政府在輪臺（今輪臺縣）、渠犁（今庫爾勒市西南）等地設立“使者校尉”，率領士卒屯田，這被視為中央王朝在新疆有組織屯墾的開端。此舉極大地減輕了從中原長途轉運糧秣的沉重負擔。公元前59年，西域都護府設立，屯田范圍進一步擴大，車師（今吐魯番）、樓蘭（今羅布泊附近）等地均興屯政。士卒且守且耕，在烽燧亭障旁開辟出片片綠洲農田，不僅解決了軍糧問題，更將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諸如代田法、牛耕、鐵制農具引入西域，改變了當地部分族群以游牧為主的生產方式，為農業定居文明的發展奠定基礎。

漢朝在西域屯田戍邊的成功范式為后世所繼承并發揚。唐代堪稱新疆屯田的鼎盛時期。唐朝在西域設立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構建了嚴密的管理體系，屯田規模空前，遍布天山南北。據《唐六典》記載，安西都護府轄下有“二十屯”，北庭都護府有“二十屯”，每屯面積約五十頃，由支度營田使專司其職。屯田者包括戍卒、招募的農民乃至部分流放人員，形成了軍屯、民屯、犯屯等多種形式。屯田為唐朝有效治理西域、促進文化交融提供了支撐，許多屯田區域逐漸發展為繁榮的城鎮。

清朝統一新疆后在新疆推行更大規模、更系統的屯田政策。清政府在伊犁、烏魯木齊等地廣設屯田點。在伊犁將軍府所在地惠遠城周邊，兵屯、旗屯、民屯、回屯等多種形式并舉，開墾良田數十萬畝。屯田使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得以鞏固，為近代新疆建省奠定堅實的人口與經濟基礎。

縱觀2000多年的歷史，屯田開發如同強大的根系，讓中央王朝的治理力量深深扎入新疆的土壤之中。它化劍為犁，將邊防需求與經濟建設結合，既解決了生存問題，又促進了開發，更在潛移默化中增強了邊疆地區對中央的向心力和認同感，此為“實邊”之第一要義。

水利建設是滋養綠洲的命脈工程

在新疆這片“十田九旱”的土地上，沒有水，一切開發都無從談起。因此，水利建設與屯田開發猶如一對孿生兄弟，始終相伴相生，成為發展實邊戰略不可或缺的核心環節。歷代中央王朝在新疆興修水利的歷程，不僅是一部改造自然、發展生產的技術史，更是一部體現國家組織能力、致力于邊疆長遠發展的治理史。

漢代屯田伊始，水利建設便同步展開。士卒和移民把在中原積累的水利經驗與新疆當地自然條件相結合，開鑿渠道，引水灌溉。輪臺、樓蘭等地考古均發現漢代溝渠遺跡。這些水利工程如同纖細卻堅韌的血管，將生命之源注入片片綠洲，確保了屯田的成效。

唐代的水利管理更為制度化。作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的安西、北庭都護，重要職責之一便是督導興修水利。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中，有大量關于“水官”“知水官”的記載和詳細的水渠管理、用水分配規章。這反映出當時已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水利管理體系，旨在公平高效地利用珍貴的水資源，避免爭端，保障農業豐收。在龜茲、西州（今吐魯番）等地，修建引天山雪水灌溉的大型渠道，如高昌城附近“唐渠”遺址，至今仍可見其宏大規模。這些水利設施保障唐代西域屯田取得巨大成就，是維持安西四鎮繁榮穩定的關鍵基礎設施。

清代新疆水利建設在總結前代經驗基礎上，達到了新高度。由于屯田規模空前，對水利的依賴和要求也更高。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新疆各地興修了一系列重要水利工程。例如，在伊犁地區，為灌溉大規模的旗屯、兵屯和回屯田地，開挖了著名的“皇渠”，引伊犁河水，綿延數百里，惠及良田萬頃。在烏魯木齊，修建了“永豐渠”“太平渠”等骨干水渠。林則徐雖因貶謫至伊犁，但仍心系邊疆，積極參與籌劃水利，推廣“坎兒井”技術，對改善當地灌溉條件貢獻卓著。左宗棠在收復新疆過程中及之后，亦將恢復和興修水利作為善后重建的首要任務，認為“水利為屯政要務”，命令所部官兵和地方政府大力整治舊渠，開鑿新渠，因戰亂破壞的農業生產得以迅速恢復。

水利建設不僅直接保障了屯田，更深刻地改變了區域生態和人文景觀，使更多的土地得以開墾，更多的人口得以聚集，城鎮得以興盛。水利建設以其基礎性、先導性作用，牢牢抓住新疆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為實邊戰略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反映出古代治疆的長遠眼光和務實精神。

發展商貿是聯通東西方、繁榮新疆的紐帶

新疆地處亞洲腹地，是東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是絲綢之路的樞紐。歷代中央王朝都深刻認識到，激活并利用新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發展商貿，促進經濟流通與文化交流，可以從根本上增強邊疆的內生動力，使其從“邊緣”地帶轉變為連接內外、富庶繁榮的“中心”區域之一。因此，繁榮商貿是發展實邊戰略中極具智慧的一環。

漢代絲綢之路貫通本身就是由中央王朝主導的偉大商貿壯舉。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連接東西方的黃金商道。西漢王朝隨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絲路安全和暢通，諸如設置西域都護、修建烽燧亭障等。中原的絲綢、漆器、鐵器源源不斷西運，西域的葡萄、苜蓿、胡麻、良馬以及更遠方的珍寶輸入中原，豐富了新疆物質生活，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文化互動。

唐代絲綢之路迎來黃金時期。唐朝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西域的控制更為牢固，東西交流達到空前高度。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的設立，維護了西域穩定，確保絲路安全暢通。唐朝開放包容，在沿途廣設守捉、驛館，為商旅提供便利和保護。長安、洛陽等大城市胡商云集，而西域的高昌、龜茲、于闐等地，更是商賈輻輳、貨物山積。來自中原的絲綢、瓷器、茶葉，西域的玉石、香料、藥材，以及歐洲的金銀器、玻璃器在此交易。這種繁榮的商業活動，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增加了財政收入，使西域地區不僅能夠自我維持，甚至還能反哺中央。商貿帶來的不僅是財富，還有人員流動、信息傳遞和文化融合，佛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沿絲路東傳，中華文明也西漸遠播，這種深層次的聯系極大地增強了西域各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對中央政權的歸屬感。

清代雖因海路興起，絲綢之路總體趨于衰落，但清朝仍十分重視新疆的內外貿易。清朝統一新疆后，恢復和發展商業，與周邊藩屬貿易興盛，諸如與浩罕、哈薩克等貿易。在左宗棠收復新疆過程中，更是帶動了內地與新疆的貿易，在烏魯木齊、伊犁、喀什等地設立官辦貿易點，鼓勵中原地區商賈前往貿易，稱為“趕大營”，形成津幫、晉幫、豫幫等八大商幫。它們從內地運來茶葉、布匹、日用百貨，換取新疆的牲畜、皮毛、玉石等特產。這種密切的商業往來，滿足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需求，活躍了邊疆經濟，將新疆與內地市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共同體。

發展商貿，為邊疆地區注入了流動的血液。它打破了地理的隔閡，利用市場的力量，將新疆的經濟命運與內地乃至更廣闊的世界市場緊密相連。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贏，產生的凝聚力更為牢固和持久。它讓邊疆民眾從和平與穩定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從而自發地維護統一大局，這正是發展實邊戰略的目的所在。

發展實邊是中國古代治理新疆積淀的寶貴歷史經驗。這種邊疆治理模式，著眼于長遠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心凝聚，體現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疆理天下，重在安邊”的智慧。這一模式也深刻揭示了新疆治理的根本路徑：通過扎實有效的經濟開發與社會建設，將新疆深度融入國家發展的整體脈絡，以更好地廣聚人口、培隆文脈，筑牢新疆穩定的根基。 據《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