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后，這個世界會好嗎？

去年1月23號武漢封城，16號我離開武漢回家。6月份，新發(fā)地疫情爆發(fā)前，我正好離開北京去了武漢。上周末，我從北京飛廣州。

每次同疫情擦肩而過，我覺得自己并非完全是幸運，而是因為工作更自由。

之前北京新發(fā)地和順義兩次疫情的爆發(fā)，證明了體力勞動者更容易暴露在病毒面前。流調數(shù)據(jù)里，有人從清河到燕郊通勤兩小時，有人下班騎電驢去順豐兼職分揀，網約車司機更是接連中招。這一次大興二次爆發(fā)，又是打工人通勤必須經過的4號線。

與此同時，卻有端著鐵飯碗的媒體人寫下了標題，“可恨!26歲石家莊女子確診前連續(xù)六天下班兼職”。

忘掉那種對“大災變”可能導致社會重置，人人平等的浪漫幻想吧。災難只是進一步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鴻溝。全球范圍內，低收入者在接受放水救濟，但是優(yōu)質資產的價格卻在暴漲。比特幣上天，美股上天。最近房市行情啟動，深圳一房難求的是豪宅，北京漲得最兇的是學區(qū)房。

如果全球的疫情不結束，疫苗沒有完全普及，再拖個兩三年，可能每一個嚴防死守的冬季，都有這樣一次小范圍的多點爆發(fā)。這種打工人吃土，資本狂歡的場面可能一再上演。

差距拉大的結果是，人們的共情能力在迅速喪失。比如最近鄭爽的這個熱搜。

在我的印象里，代孕該死這個觀點也就是這兩年才變成主流的。

之前LGBT代孕，獨立女性代孕都是理解萬歲的。原來的理念是，是讓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以后大家都有機會。所以幾年前徐靜蕾在節(jié)目上根本沒有諱言，凍卵，準備以后“借個肚子”。

鄭爽實施這個計劃的時候，還處于那種社會氛圍的尾巴。中介告訴你行，律師告訴你行，圈子里很多人都干了，錢更不是問題。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兩個人感情生變，經濟糾紛，孩子成了犧牲品。

那些傷天害理的話，都是兩個處于情緒對立的家庭之間的表達。不把孩子當孩子，也是因為鄭爽本人沒有十月懷胎，沒有跟孩子建立那種血肉相連的感情。所以我一直非常贊成中國法院近年來的一次判決，把孩子判給代孕媽媽，而不是生物學意義的媽媽，法官的原話充滿了人文關懷，

“在公眾最樸素的倫理觀念當中，母子關系的確立并非基于生物學上的基因延續(xù)，而在于十月懷胎的孕育過程和分娩陣痛帶來的情感關聯(lián)，這也是《出生醫(yī)學證明》以孕育分娩來記載母親的原因所在”。

代孕媽媽跟奶媽有點像，都是幫助經濟上處于優(yōu)勢的女性擺脫生育懲罰。在封建社會，從皇帝到讀書人，尚且知道尊重奶媽和孩子之間建立的親密關系。康熙稱曹寅的母親為“吾家老人”，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以卑微之身獲太后之尊。紅樓夢里諸位公子的奶媽，地位都高于老爺?shù)逆０㈤L并非魯迅的乳母，只是保姆，魯迅還是要稱之為長媽媽。

反而到了更加具有人文關懷的現(xiàn)代社會，代孕媽媽卻被一紙文書隔絕，成了徹底的商品。所以貧富差距一大，代孕原來還有的一點女性互助的色彩就迅速消失了。把低收入者的身體商品化的色彩就濃重了。

也無怪，現(xiàn)在大家的觀點是，你的自由對我就是剝削，你憑什么先自由？

于是老女權，就變成了反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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